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展望

⊙劉遵義

　　
　　劉遵義教授，廣東潮陽人，1944年生於內地，後移居香港。聖保羅男女中學畢業後負笈美國，先後取得美國史丹福大學物理及經濟學理學士、柏克萊加州大學經濟學文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自1966年起在史丹福大學經濟系任教，1976年晉升為教授，1992年出任首任李國鼎經濟發展講座教授；1992-1996年擔任史丹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主任；1997-1999年出掌史丹福經濟政策研究所主任。今年7月1日起出任香港中文大學第六任校長。劉教授在經濟理論、計量經濟學、經濟發展和經濟政策的研究，尤其是東亞經濟研究方面成就卓越，並對海峽兩岸的經濟發展和政策提供了精闢的見解。

　　劉遵義教授出版了五本專着，包括Farmer Education and Farm Efficiency（1982）、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 Econometric Approach（1996）、U.S.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2003）等，並發表一百六十餘篇論文和評論；擔任多份經濟學術期刊編輯委員會委員，世界銀行及亞洲發展銀行等多個國際金融機構顧問；榮任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海外院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院士；1999年獲香港科技大學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7月9日，劉遵義教授於校長辦公室，就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和發展問題，接受本刊採訪。本文根據訪問錄音整理並經劉教授審定。以下提問為劉青峰女士。

　　一、從沿海到內陸：經濟可以持續高速增長

　　問：過去二十餘年，中國經濟以每年7-8%或以上的高速增長，這樣，三十五年後中國GDP便可能與美國相當。請問，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否可能再持續二三十年？

　　劉遵義：從宏觀框架來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跟亞洲四小龍不太一樣，她們大多是比較小及出口導向型。如果要比較的話，中國的發展可以與十九世紀的美國相比。美國資源多、市場大，十九世紀的發展主要依靠內需，而不是出口。當然，一開始也有一些外資，比如英國、歐洲的去美國投資，但由於內部市場龐大，所以其後的發展基本上是以內需為主。中國大陸的發展，長遠來說大部分也主要依靠內需，而不能依靠外部市場。

　　第二個參照因素是亞洲的工業化。先看日本。在1955-1975年間是其經濟發展的高峰期，年增長都超過10%，接着就慢了下來。之後的台灣和南韓也經歷了相同的情況。事實上，增長速度降低是難免的，原因就是這些國家在經濟剛起步時，由於沒有太多資本，都是靠引進外資來生產。經過一段時間，資本逐漸累積起來以後，生產率就會提高。但資本累積到一定程度以後，邊際效用就開始減少，導致經濟增長率逐漸慢下來。

　　在東亞工業發展的過程中，某個國家開始時快速增長，但當薪酬上漲，成本增加以後，工業就會往外移。這一過程從日本開始以後，頭一站是移到香港，但香港地方很小，不久就移到台灣，接着又移到韓國，再到東南亞去，然後到了中國沿海地區。所以，亞洲的工業發展，可以說是從日本肇始，再到其他國家。

　　中國的情況是從沿海向內陸一個個省的發展過去。現在江蘇、浙江一帶，都有超過10%的增長率，到這些地區的增長率慢下來的時候，就輪到內陸地區快起來了。廣東的成本增加了，商人就想搬到廣西、江西這些地方去。這樣就會把一個個省帶動起來。這種發展趨勢可以持續多年。因為其他國家的成本增加，主要是由於剩餘勞動力已經用完。以中國目前的環境，廉價勞動力還有很多，沒有工資成本增加的壓力。現在中國農業生產的國民所得，大概是20-25%，卻佔用了70%的勞動力。發展到最後，要使得國民所得與勞動力的比例相當。所以，農業勞動力比例一定要降低。在發達國家，農業人口不超過1-2%.從這個角度看，我相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一直可以持續到2035年。

　　總之，要從一個大的角度來觀照。中國的發展如果只看江蘇、浙江、廣東沿海一帶省份，增長率遲早一定會下降。應該重視的是，我們要促進資本的移動，而不是人口移動，這是兩種不同的思路。讓資本及就業機會移動，而不要人口移動，這樣也會大大減少社會問題的產生。

　　二、觀念的轉變：以歡迎外商的態度迎接內商

　　問：這就是近幾年提出的西部大開發吧。你認為現在的主要問題是甚麼？

　　劉遵義：最近幾年西部大開發，興建了很多高速公路、鐵路，基礎設施已做得不錯。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每個省都要在思想上、心態上更放開一點。當其他省份前來投資，要盡地主之誼，不要排斥，也不要剝削人家。廣東那些民營企業家，現在不一定敢到貴州去投資。因為到了那邊就不是自己的地方，如果發生甚麼事，要走都走不了。外商反而敢去內陸省份投資。因為如果出了問題，可以到北京去告狀。可是從廣東、浙江前去投資的民營企業就沒有這種後台。其實應該根據法律來辦事，一視同仁。這是一種觀念上的改變。

　　中國應當歡迎外資，但中國其實不怎麼需要外國的資金，中國現在的資金也很充足。但為甚麼還需要他們來呢？因為他們有技術、有市場、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方式。來華投資的外資企業，一般都有中國發展不出來的技術和優勢。外資來中國投資，是因為看好中國的前景。它們在中國投資設廠，要冒很大風險。廠房設在中國，僱的都是中國人，能為中國創造就業機會。如果它們經營得法，創造的就業會比中國的國有企業還好。要是虧了，也是虧它們的錢。對中國來說，引進外資百利而無一害。所以中國應該鼓勵引進外資。

　　同樣地，其他省份也不應該害怕江浙、廣東的商人前去投資。這些省份應該搭建好一個平台，以歡迎外商的態度迎接內商。不要人家一來就一大堆苛捐雜稅，讓人家生意做不下去。能夠做到這點的話，資本流通就會順暢得多。

　　問：你說到鼓勵外資和內資到中西部投資；這些年來，經常出現投資過熱，你又怎麼看呢？

　　劉遵義：中國出現投資過熱的情況，主要原因是很多企業都不是用自己的錢去投資，這涉及道德風險問題。比如說，我是一家國有企業經理，一看到汽車業前景好，就搶着去做。成功的話，當然我就有好處了；做得不好，虧了也不是我的錢，所以大家一窩蜂去做。現在有不少鋼鐵廠、汽車廠的投資，都沒有經過正式的程序。第一是它們沒有中央政府的批文，第二是它們的資金大部分來自於挪用銀行的貸款，這是一個微觀管理的問題。

　　如果要在香港興建一幢價值十億元的大樓，要向銀行貸款，首先我自己就要拿出30%的資金，銀行再借出七億元。這三億元是要先到位的，要先給銀行。然後銀行看打地基要多少錢，就付給承包商，蓋到第一層就付第一層的錢，蓋到第二層就付第二層的錢。基本上所有上軌道國家的貸款都是這樣做。所以十億元都用到這個項目上去。到後來，這幢樓建成後，可能市場不好，不值十億元，但最低還會值例如五億元，銀行要收回去的時候，只損失二億元，我的三億元就泡湯了。

　　現在中國的許多做法不是這樣。第一，我的三億元不要求我真付出來，只須說我銀行里有三億元，拿去給他看看。其實沒有，都是借來的，過兩天我就全部拿去還給人家了。第二，銀行一看到我的三億元後，七億元就過戶給我了。我拿這七億元來幹甚麼，銀行也不管。我可以買股票，或者省委說我們要辦汽車廠，就把錢挪用到別的地方。由於這些因素，很多投資都會變成泡沫，沒有經濟效益。因為用來投資的基本上不是自己的錢。賺了是我的，虧了是你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好的也投資，不好的也投資，反正對自己沒有壞處，這是最大的問題。要真正制止這種現象，就要改善微觀管理。微觀管理的好處，就是不會一刀切，不會停掉所有的項目，讓真正能上軌道的項目繼續下去。至於沒有效益的項目，投資者一想到要自己拿錢出來，又不許將銀行貸款挪用到其他項目，自然就會減少很多。

　　三、加入WTO 之後：進出口及技術提升

　　問：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由於尚未卷進世界市場而得以倖免，但現在中國加入WTO 、逐步市場化後，國際市場如有任何波動，都可能影響中國。

　　劉遵義：這個要小心處理。我認為中國不需要急於開放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尤其是短期資本。長期資本就沒有所謂，中國應該很歡迎。短期資本無論流進流出，對中國都沒有太大好處，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中國應當維持實質匯率的穩定，即扣除購買力波動之後的穩定，這樣才容易跟國外國內接軌。

　　現在中國的貿易也並非有很大的不平衡。因為雖然中國對美國的輸出有很大順差，但是對世界其他國家也有很大逆差，兩者可以相抵。這是由於以前如台灣、日本、香港都直接出口到美國，順差都留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現在她們都把最後工序放在中國，所以她們對中國有順差，對美國的順差就不再增加，反而會減少。中國把它們包裝一下，再運到美國去，這些賬就都算在中國頭上了。

　　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很大一部分並不是代替美國的生產，而是代替其他國家的。比如說，美國基本上已經三四十年沒有製造鞋子了。美國輸入的鞋子，以前是由台灣出口的，現在變成由中國出口。所以這種進口並不會降低美國的就業。世界就是全球化，很難說要怪誰。

　　問：但Nike等跨國企業大舉進來之後，中國似乎變成了這些大企業的生產基地和生產線，變成世界工廠了。中國如何能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和品牌？

　　劉遵義：中國不單是世界的工廠，現在也變成世界的市場。中國跟其他亞洲國家最主要的分別，就是中國本身也是很大的市場，可以關起門來自己做，台灣就不可能。但我是不主張關起門來的。

　　其實所有大的經濟體對外的依賴性總不會太大。大家總以為中國很依賴出口，但真正算起來，其實並不是很大。出口最主要是看增加值。中國出口貨品的增加值很低，很大的一部分是來料加工。我曾做過一個統計，中國對外的出口，進口的成分佔70%，中國創造的增加值只有30%，不算很高。比如說，中國出口一部電腦，出口價格是一千美元，實際上中國增加值不會超過五十美元。微處理器是美國的英特爾，大概是兩百美元；顯示器來自日本、台灣或南韓，一百美元。另外還有主機板是從台灣來的，記憶卡是南韓的，中國只不過是把它們拼裝起來而已。

　　因此，中國的出口總值雖然大，但連帶的進口總數也很大。比如說，出口佔GDP 是25%，當中的增加值是30%，即是說出口當中由中國創造的GDP 大概是7.5%.中國現在出口增加很快，GDP 卻沒有增加得很快，因為很多都是進口的東西。7.5%其實也相當大，但如果真的沒有這部分的話，影響也不是不能承受。

　　問：那麼，長遠來看，中國的技術水平如何能夠提升？

　　劉遵義：技術水平的提升要看自己的研究和發展，不是一步就做得到的。例如在戰前，大家都覺得日本貨品很容易破損，都要用德國貨、英國貨，不會用日本貨。在戰後第一波發展中，日本最早生產出口的汽車質素都不好，很容易破爛，但最後成功了，打造出很好的品牌。現在日本汽車的品質已達到世界一流水平。這是有一個發展過程，中國也不能一步到位。

　　中國最主要的是鼓勵保護知識產權，一定要注意保護無形資本。這是一個觀念的改變，以前台灣也不注意保護。在美國，大部分的研發都是由企業來做，可以增加自己的競爭力。如果不保護知識產權，大家都照抄，企業投入的錢，大家都來免費享受，研發就永遠搞不上去。當然，要有一個分工，基礎研究還是要靠國家。那些稱為應用研究的，一般是由企業負責。比如高能物理研究，就要由國家做，做出來也未必即時看到有甚麼商業價值。接着就由企業負責後一階段的應用研究，這可能亦要三四十年才能看到顯着的商業成果。

　　四、亟需解決的問題：社會公正及社會安全網

　　問：這兩年大家都十分關注社會貧富分化和社會公正問題，你怎麼看呢？

　　劉遵義：中國現在面對的問題是：以前是大家受益的時代，但開始過去了；現在開始了互相比較的時代。最後的結果可能不是大家一樣，但最少要使多數人覺得社會的機會基本上還是平等。稅收方面要調整，能多付的就多付一點。反腐敗也是很重要，體現出社會的公正、公平，但不需要達到完全平均。

　　我一直都支持中國先做兩件事情：第一是要政企脫�梗�第二是應當大幅提高政府官員的薪酬，吸引質素好的人。政企分開方面，因為在真正市場經濟，政府不應該加入競爭。政府權力是用來管治，令市場更完善。市場有很多的好處，但仍需要一些規則，這個觀念還不是太普遍。例如在美國，價格合謀是不合法的。我跟你都是賣同樣的東西，假如我們合作，壟斷起來，抬高價格，就可以多賺錢；但是這與消費者利益有衝突，政府就不允許。在外國，雖然所有的電廠都是私營的，但電力價格還是由公共來管制。沒有這種管理制度的話，市場就可能出毛病。所以有很多事情不能完全靠市場，政府不是去直接干預，但要訂立一些遊戲規則。

　　問：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很多國營企業工人下崗，生活失去保障，三農問題也日益突出。

　　劉遵義：是的，現在中國最需要建立一個社會安全網，把一些由國家或企業提供的公共服務社會化。以前退休後是靠企業，但市場環境大家都控制不了，大企業也有機會倒閉。因此要另外建立一個基金，這個基金不能動，等退休時候才用。這個基金不跟隨企業，企業倒閉也沒有關係，僱員轉工作也無所謂。另外，就是要把學校、醫院社會化，而不要再由企業負責，用社會稅收的辦法來營辦。安全網建立起來，教育、醫療社會化之後，就會比較安定。

　　至於已退休和下崗的原國營企業工人，由於從前沒有社會保障基金，只靠國家的承諾。對這些人，是要由政府拿錢出來負擔的。現在的上市公司，政府佔有70%股份，可以撥部分給社會保障基金。這不是不可解決的問題，但最重要的是要馬上決定怎麼樣往前走，總不能讓新的人去解決舊的問題。以前是沒有把錢預先留下來，總是讓現在的人賺了錢，再抽出一部分來養退休的人。但是下一代不單要負擔上一代養老金，也要負擔自己的養老。這就是一代要養兩代的問題。因此，要先把現今一代養老這部分由政府負責。所以，解決的辦法，就是新一代的按新的辦法走，用政府的資產來把遺留的問題處理掉，這樣才可以真正解決。

　　社會安全網的建立，現在還是有點問題。剛才我們提及要區分新舊，據我的了解，現在還是沒有區分得很清楚，很多新的錢都挪到舊的去用。這個一定要解決，絕不能拖泥帶水，不能到用的時候就沒有錢。第二個問題是安全網還未能夠全國性。如果是全國性退休養老基金的話，那麼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在中國獲統一認可的戶口，無論你是在北京工作，然後再去廣州做事；你喜歡退休後到雲南都可以，都依賴同一戶口。

　　農村方面，也可以慢慢納入這個系統。農民可以當作是自由職業，他有土地使用權，可以轉換，是可以累積的資產。如果到退休的時候不再耕種，就可以把土地抵押。另外，幾千年來，中國農村也形成一些傳統。如台灣有不成文的風俗，在分了家之後，老年人如果有三個兒女的話，就每家住四個月。我們要想一想，如何利用這種傳統機制。這在城市比較困難，因為只有一個小孩。但可以有一點稅收上的優惠，假如我每個月給錢供養父母，可以從所得稅中扣除。所以有很多辦法，可以鼓勵一下。

　　五、優勢及服務：香港正變成一個中國城市

　　問：最後，我想問一下，香港在金融、法律、教育、體制等方面是與世界接軌的，你怎麼看今後香港對中國大陸的作用？

　　劉遵義：我們應該用更大的眼光來看。香港現在已逐漸變成一個中國的城市。用美國作為例子，美國有紐約，也有華盛頓、芝加哥、洛杉磯，各有不同的角色。在中國，長江流域，上海就是龍頭；而在南中國，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城市。香港在今後十年還有自己的優勢。第一是資金進出方便，第二是法律基礎比較強，第三是比較開放，不單是經濟上開放，還有學術上、言論上。

　　另外，香港在很多事情上可以作為一個試點，可以與中國其他城市互補。例如，在股市方面，香港還是較上海成熟，一些保守的外國投資者可能還是比較願意在香港投資。香港現時的優勢是能夠自由兌換，對香港影響比較大的，是人民幣的自由兌換。這可能是五年到十年以後的事情，但總會有這一天。

　　香港要維持優勢，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以及英語和普通話的能力。以後香港的年輕人可以在香港工作，也可以適應在紐約、在上海工作。香港的特色就是把世界上一些知識、資金引進到中國，這就要求英語和普通話都一定要流利。而且，金融、物流和高科技等，都相當專業化，這就要求提升教育水準。大陸的進步很快，若香港不加快增值，大陸的成本和工資又相對都比較低，香港就會失去競爭力了。

　　短期而言，香港可以在旅遊業方面發展。旅遊業的好處是不需要太高技能。中期方面，香港可以向內地提供教育服務，內地學生可以來香港念書，現在自費來讀書的人也不少。此外，可以提供醫療服務。現時大陸的醫療水平很參差，僅僅有錢而沒有人事關係，很多好的醫院也進不去。就如香港人到美國看醫生一樣，香港可以為大陸人提供醫療服務。金融方面，可以做一些理財服務。法律服務方面，由於兩地法律系統不同，就需要訓練一些懂得兩地法律系統的人才。真正開放起來，很多事情可以做。

　　香港絕對應該加強對大陸的研究，而且應改變過去那种放任自流，要主動一些。因為大陸與香港之間的政治、經濟相互影響太大了。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香港經濟跟大陸經濟關係不大，回歸後是愈來愈大。很多事情都應該合作、互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