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校，教授都是特立獨行喜歡說不的，當然非民主領導不可。但領導者必須有他的主見，有他的決心，而這些主見是由想得遠、看得准、立得公平來產生。但這還不夠，還要有技巧，要耐心說服……一定要讓學術好的人聲音大些，話講得多些。他們講得不一定對，但仍要聽，仔細地聽，也要格外地尊重。這樣會養成一種重視學術的校風，這是很重要的。

　　不過，最後還是要設法讓決議轉回來，這就得靠耐心，靠技巧，民主是不能偷懶的！

　　———沈君山

　　上回說到我1973年從美國回到台灣，擔任新竹“清華大學”的理學院長，在威權政治的大環境下，創導自由學風，招攬海外學者，雖小有些風風雨雨，卻並無真的大挫折，總體上是挺順遂的。1980年代末，台灣結束戒嚴，校園民主化，校長也開始民選，我當選了第一任的民選校長，但卻是好景不再。威權時代結束，國民黨好景不再是當然的，但我當選了民選校長，為什麼好景不再呢？且容我先講兩個校長任內發生的真實故事。一個是有關吳大猷這棵“學術大樹”，另一個是有關“清華園”里的真正的樹。

　　1997年4月，吳大猷先生九秩華誕，我在“清華”替他祝壽，貴賓包括他的兩位高足楊振寧、李政道。此外，北京清華、北大、東京大學、香港科大等幾位校長，均應邀前來，盛況空前。壽誕前一日，由吳先生主講，師生們在物理系作回顧座談，座談完畢，另在校園後山的相思湖有一項活動。我參加完座談後，先出去開了車，顧慮到老人家行動不便，就一直把車開到系館門口，那兒車輛原是不准進入的。老先生顫顫巍巍被楊李兩位高足攙扶從階梯走下來，興致高得很，左顧右盼地講話。進得車來，高足們坐後排，老先生坐前排，興致不減，還回過頭來用他一向諄諄教誨的夫子模樣，和他的也已七八十歲的學生，頻頻交談，楊李二位老學生也熱烈地響應，溫馨愉快的氣氛瀰漫了車廂。這種情形，半世紀前肯定是很常見的，現在卻是難得重現，若不是今天這樣特殊的時日特殊的安排，是不可能的。這真是歷史的一刻！正在自我得意陶陶然的時候，忽然被一聲大喝驚醒，一張大臉從車窗外伸進來：“校長！你知不知道這兒車輛是不許進來的？”然後，在校長還沒弄清楚情況時，義正辭嚴的警句已滔滔不絕地灑落下來，“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等等。校長司機一時反應不過來，壽翁貴賓也都愣住，氣氛作了180度的轉變，僵住了。就這樣，一分鐘後，系主任和幾位教授才快步趕過來，把那位義憤填膺的自封義警拉走。他原是物理系的一位研究生！我慢慢地把車向相思湖開去，空氣凍住在那裡。忽然，楊先生開口了：“清華的校長可真不容易當啊！”吳先生、李先生都笑起來。可是那笑卻沒有留存在我心頭，那天晚上，我想了很久，直到今天還在想：我們清華的教育，是成功還是失敗？還是兩樣都有？毫無疑問，那位研究生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但這件事，這件後來甚至被傳為佳話的事，卻反映了那個時代，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清華”。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台灣一直在威權統治下發展，青年們內心鬱積了一種以反抗權威甚至蔑視規範為榮的價值觀。進入1990年代，開始“解嚴”，這種被壓抑的價值觀也解放出來。“清華”是一個世外桃源，理工課業很重，但校風寬容自由。我開始做校長的時候，正是政治社會的轉型影響到教育，學校體制也開始轉型的時候。“學校自主，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的口號喊得震天響。“教育部”開始釋權(即所謂鬆綁)，在“大學法”中明定：校務會議為學校的“最高權力決策機構”，好動、好表現的學生(絕大部分都是聰明可愛的)，被選為校務會議代表，初嘗權力的滋味，爭取發言，爭取學生在校務會議中的代表名額，希望能“學生治校”，至少也是師生共治。這種情形下，校長的權威當然受到很大的挑戰，我特別感到不安的，那位自以為公義化身、有點羅賓漢氣質的同學是物理系的研究生，不可能不知道吳、楊、李的事跡，也不會不知道校長平常是騎腳踏車上班，很少在校園內用車，即使用車也另有駕駛，不用自己做司機。他這次挑戰，不只是向校長的權威挑戰，也是對學術成就高年韶德的尊重挑戰，而這正應是校園倫理的準則。他的行為不只是不通人情，也是價值認知混淆，甚至走上相反的歧途了。這次事件，對學生當然是不必也無從追究，但對我自己卻有很大影響，使我深深反思。那時已是我校長任期的最後一年，離回台擔任理學院長已25年。我生性溫和，開明更是自他公認，但行政處事卻不夠強勢專斷。在威權時代，做一個“大”大學的校院領導，開明是最重要的素質。無論對學術的發展，校風的形成，乃至對整個社會進步的影響，它都是無可取代的好素質。但進入後威權時代，規範隨權威的動搖更替而動搖更替之際，校長的行事風格必須有所調整。因為校長不但是學校形象精神的領袖，也是學校的CEO(Chief　xxxxutive　Officer)，是一個大機構的行政主管。我斷斷續續地做了總共9年的院長，然後出去做“政務委員”，然後才回來做校長。初上任的時候，一心想把從前做院長時的民主風格帶上來，博採眾議而後定策，真正地在校務會議大議

　　而特議，結果眾議是博採了，卻無法定策。

　　下面再講一個故事，“清華”“樹”的故事，這故事很能反映民主轉型時期“清大”校園的氣氛。“清華”校園的美是出名的，她的美不在建築，建築在不同的時期由不同的建築師設計，風格各殊，完全不調和。她的美在樹，尤其是後校園，榕樹從路的兩旁長出來，在路的上空枝丫相接，成為一條翠綠的穹道。沿着路走進去，頗有曲徑通幽的感覺。樹在“清華”是非常尊貴的，有一次，幾位常跑校園的記者談論，“清華”最幸福的是誰？校長？教授？學生？結論都不是，是樹！校園的樹決不能亂砍。校園裡到處可見特立獨矗的樹，最明顯的是在舊文學院館，校園惟一的紅磚大樓前，一排四株，兩株在草地上，一株在人行道上，一株在馬路中間，山有山霸，海有海霸，“清華”也有一霸：樹霸，誰都不可亂動樹，樹也決不向誰低頭。人來人去，樓起樓拆，樹自巍然不動。“清華”形成這樣的風氣，我也頗有責任。“清華”的樹，很大一部分是梅貽琦老校長時栽的，那時我還是年輕的助教，很記得當時的情形，一共一個研究所，18個學生，可是梅校長要了81甲地，友人問他：“要那麼多地幹嘛？”他笑笑說：“將來有用

　　嘛！”到了校園，他第一件事就是種樹，友人又問他：“為什麼趕着做此不急之務？”他又笑說：“將來有用嘛！”所以我對“清華”的樹是很有感情的。1973年剛到校不久，徐賢修校長興建大禮堂，要把一株老榕樹砍掉，教授反對，最激進的是說要把自己用鐵鏈和樹鎖在一塊，誓死護樹。我不會那麼激烈，但胡謅了一首護樹歌，取名“保衛大樹台”，以和當時最熱鬧的保衛釣魚臺運動，互相呼應。歌詞大概是：大學之大兮，不在大樓在大師。大師不易得兮，且植大樹。大樹不易植兮，且護大樹！……最後的結詞是：清華之大兮，在我大樹，大樹大樹兮，與爾同存！此歌教幾位熱心護樹的學生學會了，在一個晚會上演唱。徐校長一聽大笑；院長和學生串連了，要因樹造反，那還得了！馬上撥校款兩萬元，遷樹重植。這麼老的樹怎麼遷植，不久就死了，但師生也不再鬧，留下一個樹墩，供後人懷念。愛樹的風氣，全校是一致的，但有幾位教授愛樹成痴，不但不許亂砍樹，而且完全不許砍樹。1993年，我當選第一位民選校長，上任不久，也剛當選台灣第一位民選“省長”的宋楚瑜來看我，送我一個大禮。那時學校正為校園停車的事煩惱，而校門口光復路的交通紊亂，也是車輛亂停。有個星期天，宋“省長”來訪新竹，找了我和交大的鄧啟福校長和他座談，宋“省長”問了問兩校的情形，“省府”能不能幫忙等等，交誼一下就走了。我回到宿舍，剛剛鬆開領帶，校警忽然氣急敗壞地跑來，說宋“省長”又回來了！我趕去校長室，宋和一位丘姓新竹“議員”已經在座。他開門見山就問，在“清華”蓋一個地下停車場要多少錢，我說兩三億吧，他說那“省府”就補助三億，但有一個條件，蓋好之後，新竹市民也可以進來停，當然繳費。這樣也可解決校門口交通的紊亂，這真是喜出望外，我趕快大謝特謝，這樣的再訪，三分鐘後就結束了，告辭時，宋又很誠懇地說，剛剛鄧校長在不好說，以後這件事就找丘“議員”幫忙辦好了。果然不到一周“省府”的公文就到，要“清華”擬具計劃申辦。我興奮得不得了，覺得宋真是一位肯用心會做官又會做事的好“省長”。但是要造停車場，即使在校門口，也要先砍掉一些雜樹，雖然以後可以重植，但原先的樹已經死了，於是就有教授反對。他們也很會發動群眾，這次不在晚會唱歌了，那時網絡剛興起，就在網上大罵特罵，說校長討好官府，勾結權貴等等。最後，鬧到在校務會議表決，不幸被否決，以後再也沒有這個機會，“清華”的停車問題就到今天還沒有解決。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大挫折，也是“清華”民主的一個大挫折。後來我打電話去向宋“省長”抱歉，說“清大”不能要他的錢了，他溫言相慰，不過心中一定在罵：扶不起的阿斗！樹的問題後來越演越烈，在我退休後4年，接任的劉炯朗校長也屆齡退休，離任前夕，向“教育部”爭取到一筆經費造一個實驗室，不幸要砍株樹，也被校務會議擱置了，結果以執行預算不力為由，被“教育部”記個大過。那天正好他背了一大堆書去高雄探視4年前因情殺案系獄的“清華”同學，被記者發現，報紙將此溫馨的新聞和記過之事同時刊出。大學校長被記過，這真是國際級的笑話，我覺得這過其實是記在“教育部”身上，而且是兩個大過。那是後話了，但類似的趨勢，在我校長任內漸漸明顯，頗令我警惕。愛樹是很好的理念，但在校園民主化之後，從不許“亂”砍樹到不許砍樹到“亂”不許砍樹，是不是過分了呢？吳大猷壽誕校長挨學生訓事件，使我深自反思，終於悟出了一番道理：時代不同，體制也不同，有威權體制有民主體制；領導的方式不同，效果也不同，有強勢領導有弱勢領導。但民主領導不能誤為弱勢領導，強勢領導也不能只靠威權相持。舉一個例：軍隊，甚至競爭激烈的大企業，領導當然要強勢，否則打不贏仗賺不了錢。但強勢是要靠遠見，靠公正，不能只靠位置，料敵機先，臆則屢中，久而久之，自然就有了權威，就會說了算，這才是真正的“權威”。至於在學校，教授都是特立獨行喜歡說不的，當然非民主領導不可。但領導者必須有他的主見，有他的決心，而這些主見是由想得遠、看得准、立得公平來產生。但這還不夠，還要有技巧，要耐心說服，必要時更要有些手腕，在種種多數表決的會議使之通過。而且，一定要讓學術好的人聲音大些，話講得多些。他們講得不一定對，但仍要聽，仔細地聽，也要格外地尊重。這樣會養成一種重視學術的校風，這是很重要的。不過，最後還是要設法讓決議轉回來，這就得靠耐心，靠技巧，民主是不能偷懶的！這樣想通之後，就大刀闊斧地干，最後一年，合併所系，改隸成立規劃新院，比前幾年的成果合起來還多。當然，可惜很快就到站了，不過這番經驗，寫出來還可供後來者參考。

　　我從第一天“清華”在台復校開始，就與之共同成長，共同成熟。現在我老了，“清華”也變了，但是慢慢的變，也可以說是與時俱進吧。退休中風之後，安居校園，湖山環繞，群樹(又是樹！)相伴，非常愉快，“清華”與我，相扶相依，半個世紀，總結一句：“兩不相負”。30年前，一個深秋的深夜，一樽紅酒後的決定，一點也沒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