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轉譯自MSNBC.MSN.COM，作者Michael Rogers是該網站專欄作家。)

中關村並不是西方熟知的一個地名，但是它很快將成為高科技投資者所必須熟知的一個地方。 25年來，從新加坡一直到法國南部，許多地方都夢想着建立自己的硅谷。但真正的硅谷令人矚目的成就卻一直都無法成為重現的事實。然而中國，卻在為它自己硅谷的成形奠定最後的基礎--而這一次，他們可能已經找到了自己的良方。

中關村地區位於北京的西北角，不遠於舉世聞名的故宮博物院。今天的中關村已經雲集了數千家高科技公司，大大小小的本地企業，還包括了像微軟、Sun、西門子和NEC等國際巨頭的分公司、辦事處。而現在，在中關村的心臟地帶，享有盛名的清華大學校園內，正聳立起一幢幢嶄新的大樓，它們正可望成為未來世界級的高科技搖籃。

上個月，我們在北京見到了梅萌- -清華大學教授兼清華科技園發展中心主任。我們站在大樓十層的窗口，俯瞰這個正在開發中的占地數百畝的園區。梅先生向我們介紹，清華科技園的設施將不僅僅用於科研領域。清華正在建立一整套支持商業發展的基礎架構，從風險投資、到法律服務、再到資產管理，無所不包，甚至還有專門為創業者而設的顧問團體。“我們需要這樣一種文化，一種能鼓舞小企業邁向成功的激勵性氛圍。”而這，誠然，也是當年硅谷崛起的秘訣之一--一個能把一家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小公司、在短短一周之內培養成具有響亮的聲譽和完善的發展規劃的成熟企業的創業基礎架構。

而支持硅谷發展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濃厚的學術氛圍。硅谷誕生於斯坦福大學，其中最早的一批公司也正是成立於斯坦福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興建的一個工業園中。而在中關村，清華大學可謂是中國最具頂尖水準的學校之一：在中國每年入學的七百萬普通高校新生中，只有兩千人得以被清華錄取。除了以科技和工程類專業而聞名外，清華亦同斯坦福一樣，培養了大批優秀的商業人才，而且也積極支持、鼓勵自己的教授和學生創辦自己的公司。

不過和硅谷不同的是，清華還具有另一個優勢出發點：“海龜派”。這個名稱是對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國學成歸國之後的本地創業者的暱稱。阿邁-巴哈是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的首席技術官，兼斯坦福大學和伯克利大學的教授。他告訴我們：“最近我給我帶的幾名非常優秀的中國學生發了國家半導體的聘用意向，但令我失望的是，他們個個都想回國。”

而此舉其中有一個很關鍵的理由是，在中國創辦一家公司的成本要比在硅谷低許多。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張朝陽--麻省理工學院1994年畢業生，於同年回到中國，以數十萬美元起家建立了搜狐。今天的搜狐已經是一家資產過五億美元的互聯網門戶。上個月我們在北京舉行的亞洲科技高峰會上見到的一名“海龜”，他給我們離開硅谷的理由非常簡單： “中國的工程師更加吃苦耐勞，要求也更少。”

在這一點上，懷疑論者可能會回想起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關於另一個新的世界級競爭者崛起的恐懼。時值日本正在不斷尋求占領科技的制高點。日本人建造了大量的科技工業園，甚至還招聘美國人來傳授硅谷的發展模式。當時美國各大媒體都對美國是否能在科技方面保持領先地位發出了嚴重的警告。然而歷史的發展證明，日本仍然沒能成為一個全球科技的創新者。那麼對於今天的中國而言，他們的行動又有什麼新的特點呢？

作為長期活躍在硅谷的一名風險投資家，喬-肖恩道夫根我們講述了其中的第一個差異，內容很簡單：“中國人是天生的創業家。”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當私有制經濟剛開始在大陸作為試點進行發展時，創業的思潮就在不斷的蔓延。而今天，中國的創業步伐更是不可阻擋。

而中日之間第二個顯著的差異在於，中國人英語教育意識取得的巨大成功。日本一個讓人費解的謎團在於，作為戰後和平憲法所規定的學習內容，在那部分沒有出過國的日本人之中，為何只有那麼少的人能夠熟練的運用英語。與此大相徑庭的是，許多從沒離開過本土的中國人卻能講一口非常流利的英文。當然培養英語能力不僅僅是為了跟美國人聊天，而是因為英語在今天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商用語言。

第三，中國借鑑和參考了日本發展過的道路。在1991至2001年間，中國用於研究發展領域的資金增長了三倍，而該數字仍在持續增長。最大的投資項目均集中在高級芯片設計、生物技術和納米技術等關鍵領域。

最後，中國有一項只有很少國家能夠與之比擬的強大優勢--一片規模巨大的國內市場，一個足以自己訂立科技方面的標準、並將其鞏固推行的有利條件。目前中國正在發展自己的數字影像及下一代移動電話的技術標準。外國投資者若想將產品賣給中國人，他們就必須接納中國的標準。而遲早，這些土生土長的標準會走向國際化，從而給中國的公司帶來更多的籌碼。

二十年前，亞洲人來到美國尋找未來；而現在，人們來亞洲了解寬帶和無線應用等技術的明天。放眼未來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而對於一直是創新科技領頭羊的美國而言，這種優勢心態目前正受到來自中國的強有力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