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朗潤園，座落着中國經濟政策研究的重鎮———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11年，這裡從一片荒蕪變成一座精美的四進皇家園林，一批海外歸子在觀察着、研究着中國轉型經濟的運行。他們還將西方經濟學的範式，系統介紹到中國，確立了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國際化準則。今年在這個不大的院子裡開辦的MBA項目———BiMBA(北大國際MBA)先後被兩家商業雜誌《財富》（中文版）和《福布斯》（中文版）評為中國最有價值MBA。林毅夫教授，這位中國頗具傳奇色彩的經濟學家，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日前為北大國際MBA項目首次接受媒體專訪。

白天忙於社會事務，夜晚忙於著書立說

他是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位從西方學成歸國的經濟學博士。是人力資本理論和窮人經濟學的提出者，197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oWo舒爾茨教授的關門弟子。是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位在國際最權威的經濟學學術雜誌《美國經濟評論》和《政治經濟學雜誌》發表論文的中國內地經濟學家，也是到目前為止在國外經濟學期刊中發表論文最多的一位，他是目前在國際經濟學界受到矚目的華人經濟學家之一，是中國內地第一位運用規範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也是國際經濟學界公認的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學者之一。

他是一位傳奇人物，26年前，他從台灣泅過那道彎彎的海峽，來到內地，他的理由很簡單，“作為一個中國人，如果要對中國作貢獻，就要到內地來”。在美國芝加哥大學，這位當時已不年輕的學生用四年時間完成了別人需要五年到七年才能夠完成的學業。

在他和一群學子的耕耘下，CCER－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這個作為北京大學體制創新的研究機構，搭建成為連通東西方經濟研究的橋梁，經由林的努力，馬丁·費爾丁斯坦，前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局長和他的經濟學家團隊———美國最大的非官方經濟政策研究機構，和CCER開始了每年定期的交流互訪，中國高層經濟官員，數度與他們展開對話。十幾年來，這裡接待的國內外的政經名流難以計數。

作為一名教育家，他不只在給中心和北大國際MBA的學生們講課，北大的本科生們也有機會聆聽這位經濟大家的聲音。每周五，北大電教117大教室，都會人滿為患，原本500多個位子通常會爆增到六七百人。

作為中國最著名的經濟智囊，他出入於廟堂之上，卻始終保持着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作為CCER大家庭的主人，為了中心和北大國際MBA的發展，他不得不四處化緣，“白天忙於社會事務，夜晚忙於著書立說”是他生活的寫照，在中心和國際MBA蓬勃發展的同時，他還能夠堅持着自己的經濟學研究，他在國內外發表的論文數量經常是其他同事的數倍。

他教育自己的學生：“軍人的理想是戰死疆場，馬革裹屍還，我最大的願望是累死在書桌前。”

在林毅夫看來，唯有勤奮、敬業才是成功的捷徑。“悟性”固然重要，但是悟性說到底來源於勤奮鑽研。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要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只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才能驅使一個人不斷地刻苦前進。

國內MBA教育不能“邯鄲學步”

“我們花那麼多錢讀MBA，為什麼聽完課後有種不實用的感覺？”《財富》（中文版）調查所示，近一半MBA畢業生表示，如果重新選擇，自己不會再攻讀MBA學位。中國的商學教育出了什麼問題？

林說，中國作為轉型中國家，社會經濟、市場環境經歷了幾個不同的大變化。80年代，經營的成功模式是搞好政府關係、拉拉批件。當時做得最好的企業，都具有倒爺性質。90年代初成功的企業大都搞金融、期貨，當時的金融期貨剛剛出現，一部分人利用政策的漏洞投機股票和期貨成為巨富。到了90年代末，成功的企業大多是搞實業，像海爾張瑞敏、聯想柳傳志、遠大空調張躍。當年柳傳志如果不知道搞批件，也就不會有聯想；如果，現在還想靠搞批件賺錢，聯想也早就消失了。20年中國出現這種環境變化，在美國絕對沒有發生過。

發達國家有着成熟的市場經濟，相對穩定。發展中國家，大環境不斷變化，如何在這種環境下生存發展，西方的管理教育沒有這樣的內容。美國的管理學教授有誰會講“順應天時”？西方的管理教育適應西方發達國家的內容，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林認為，國內的MBA教育不能“邯鄲學步”，這樣會學不到別人優秀的內涵，同時又拋掉自己的優勢。他說：“這種情況也出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因為經濟上存在差距，造成很多人認定美國的、歐洲的教育模式就是最先進的。於是商學院教育就按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的模式來辦，但是學生學了以後發現許多內容並不適用。”

“發展中國家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商學院首先想到的是派唐玄奘到西天取經。問題是拿回來的即使是真經，也可能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更多的國內商學院沒有派唐僧去取經，而是，國內的和尚拿幾本國外的經來讀，他們給學生念經，可能會出現‘鸚鵡學舌’的問題，教的人並不完全了解教的內容。”MBA學生也有類似“邯鄲學步”的迷惑，覺得過去那套管理不好，但是學了西方的MBA教育，又有更大的疑問：畢業後不被市場認可，管理知識不能學以致用。

也正因此，在美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神話的商學院教育，到了中國似乎有點水土不服。

商學教育要結合“天時地利人和”三要素

為什麼經濟中心主辦的MBA，一個規模不大、沒有任何經費支持的機構卻這麼成功，林毅夫說：“剛開始辦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很奇怪。一個經濟研究中心辦MBA好像不倫不類，非驢非馬，但事實證明，在當前中國經濟環境下，這種非驢非馬的模式反倒是成功的。”

林認為，中國人講要成就一件事情，不管是戰爭、政治還是商業活動，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條件必須結合在一起。中國的商學院教育要成功，必須教會學生掌握天時、地利、人和。他說，從企業管理的角度來說，“人和”指的是內部管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為企業的目標而攜手奮進。“地利”是選准企業的定位，利用經濟中的比較優勢，形成企業在市場的競爭優勢。“天時”則是指大的社會、制度環境變化給企業生存和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MBA教育起源於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那些國家的社會、制度環境相對穩定，國外的管理學者不太重視“天時”的研究，而是注重“地利”和“人和”，強調加強內部管理，建立合理激勵機制，利用經濟中現有的優勢，把企業做大、做強。缺乏適應大的社會、制度環境變化，以及把握這種大變革所可能帶來的機遇的教育。而北大國際MBA的不同就在於，這裡的教授恰恰多熟悉“天時”的大師。

在CCER，所有的教授都是國內長大，到國外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回來。他們把中國經濟的轉型和發展作為研究的重點。這10餘年來，他們出了許許多多學術成果，也參與了國內各種政策改革的討論，而且很多的建議被採用。對宏觀趨勢、大的制度改革的研究，他們的優勢無人能及。

“我們比較欠缺微觀的管理部分，請外方合作夥伴來講，他們的優勢是真正懂得‘經’的人，這是跟國內許多商學院不同的地方。但是，外來的和尚也不見得就一定懂得怎樣在中國念經。國外的老師來，我們不是馬上讓他上台講課，而是先對他進行輔導，問他準備教什麼，哪些合適，內容怎麼表述，讓他知道什麼才對學生有幫助，儘量讓教學的內容能夠符合國內企業的需要。”

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更多優質商學教育

70年代曾有一位法國學者指出，美國的經濟發展之所以強於歐洲，很大原因在於美國的商學教育優於歐洲。管理教育的重要性對於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可見一斑。當兩家知名商業雜誌同時把“中國最具價值MBA”的稱謂給了北大國際MBA時，林教授希望其他商學院能夠分享他們辦學經驗的同時，更希望有更多的學院可以超越自己，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更多優質的商學教育。

“其實我自己看《財富》跟《福布斯》評選，想的更多的是應該怎麼總結北大國際MBA辦學成功的經驗。北大國際MBA的模式是我們一開始就有意為之，希望為轉型中、發展中國家的MBA教育開創一種能夠給學生最高的思想價值和教育價值的新模式，現在很高興我們的探索得到了市場的肯定。”

在林毅夫看來，堅持天時、地利、人和的教學內容觀可以為轉型期的中國MBA教育，甚至為發展中國家的MBA教育創出一條新路。“我希望把我們的教學理念傳播出去，提高整個中國MBA教育水平、為發展中國家MBA教育提供借鑑是我們的目標。”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被看做經濟學、管理學教育和科研的特區、試驗田，成功的經驗應該推廣。

林毅夫說：“當第一不是我們的目標，而別人做得比我們更好，我們會很高興，因為這是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存在的原因之一。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商學院教育的試驗田中播下一顆種子，讓它開花結果，給MBA教育提供借鑑的經驗，如果是那樣我會很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