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５年前，是斯坦福影響了硅谷和塑造了硅谷；１９６５年後，斯坦福與硅谷之間就是一種盤根錯節的關係，硅谷實際上也在塑造着斯坦福。現在的硅谷早已不是斯坦福硅谷，但是，作為一個獨特的高科技社區，它擁有斯坦福並為斯坦福提供了一個開放性的世界性平台。

斯坦福的硅谷與硅谷中的斯坦福

　　一般人說起硅谷，總是少不得要提到斯坦福大學。然而，硅谷與斯坦福之間是什麼關係？到底是斯坦福創造了硅谷，還是硅谷成就了斯坦福的輝煌？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回答起來卻並不容易。今天硅谷能有作為世界信息技術聖地麥加的聲名，顯然把它歸因於僅僅擁有一所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學是無法令人信服的。在工程領域，ＭＩＴ應該說比斯坦福更出色，但毗鄰ＭＩＴ和哈佛的１２８公路至今也無法與硅谷爭鋒。然而，如果沒有斯坦福，還會不會有今天的硅谷以及硅谷目前依然風頭正勁的發展態勢、甚至於一度成為整個美國經濟信心的重要支撐？估計也沒有人敢做出十分肯定的回答。概言之，斯坦福的存在肯定不是硅谷形成的充分條件，但是沒有斯坦福這個必要條件，恐怕也同樣不會出現硅谷。本文便試圖對斯坦福與硅谷間的關係進行一個比較全面的歷時性和共時性分析，希望以此為我國高校發展以及高科技園區的建設提供一些啟發。

　　一、斯坦福對硅谷的歷史貢獻

　　今天的硅谷一般是指位於美國西海岸的聖克拉拉山谷、距加州著名的舊金山市５０英里左右的聖何塞城及周邊社區。１８７６年，加州前州長老利蘭·斯坦福捐出了他８０００多英畝專供培育良種馬的帕羅阿圖農場，要創辦一所完全不同於東部長春藤聯盟的大學，即一個沒有宗教派系之爭、重實用技術、培養有教養且有用公民的大學。在經過５年的精心籌備和計劃後，１８９１年，斯坦福大學，一所融合了美國特有的西部精神的現代大學，就在這塊豐饒的谷地上正式創辦了。老斯坦福的個人風格、共和黨政治背景以及個人創業經歷，在很大程度上為這所後來被稱為“西部哈佛”的大學奠定了基調，即崇尚個人奮鬥、平等、務實的精神。而也就是融入了這種西部精神的斯坦福辦學風格，以及老斯坦福慷慨的８０００多畝土地的捐贈（ＭＩＴ和耶魯都不足兩百英畝），又為此後斯坦福參與硅谷的崛起埋下了伏筆，這是後話。

　　 在斯坦福大學成立２０年後，無獨有偶，１９０９年，也是憑着一種到西部開拓和冒險的精神，斯坦福大學的一個畢業生艾沃爾（Ｅｌｗｅｌｌ），在當時斯坦福大學的校長喬丹（Ｄａｖｉｄ Ｓｔａｒｒ Ｊｏｒｄａｎ）和工程系主任馬克斯（Ｃ．Ｄ．Ｍａｒｘ）的支持下，在今天的硅谷創辦了鮑爾森無線電話電報公司，即後來的聯邦電報公司（ＦＴＣ）。緊隨其後，１９１２年，耶魯出身的後來被稱為“電子管之父”的德福雷斯特（Ｌｅｅ Ｄｅ Ｆｏｒｓｔ），懷揣着他的真空三極管專利，同時又背着被聯邦法院以商業詐騙傳喚的罪名，也來到帕羅阿圖碰運氣，創辦了自己的個人公司。在艾沃爾以及聯邦電報公司為其支撐起來的保護傘下，德福雷斯特先後完成了大量的技術發明，這些包括電子管放大器在內的大量的技術發明都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賣給了美國電話電報公司（ＡＴ＆Ｔ）。

　　 ＦＴＣ大概是比較早的一個由大學參與其中的公司，斯坦福大學不僅為其投入了一定的經費，特別是系主任馬克斯本人就是公司的投資者，而且斯坦福的高壓實驗室以及教授們直接為公司提供了研究支持。由於長期受到居於壟斷地位的美國無線電公司（ＲＣＡ）的擠壓，作為一個商業意義上的公司，ＦＴＣ應該說也算不上是一個很成功的公司。但是，ＦＴＣ與大學間的密切合作卻為此後斯坦福參與硅谷高科技社區提供了經驗和教訓。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早在ＦＴＣ創立伊始，它的研髮型小公司派生模式就初具雛形。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兩個丹麥人傑森（Ｊｅｎｓｅｎ）、阿爾伯提斯（Ａｌｂｅｒｔｕｓ）便與派迪哈姆（Ｅ．Ｓ．Ｐｒｉｄｈａｍ），一位斯坦福電子工程專業畢業的ＦＴＣ雇員，一同離開公司在那濃（Ｎａｐｏ）的一個車庫中，創辦了一個小型研髮型音響設備公司（Ｍａｇｎａｖｏｘ），所以真正開“車庫創業”先例的並不是後來的惠普；此後，比較著名的還有１９３６年公司職員費舍爾（Ｆｉｓｈｅｒ）離開ＦＴＣ創辦的費舍爾實驗室，１９３２年理頓（Ｌｉｔｔｏｎ）出走建立的理頓工程實驗室等等。總之，幾乎所有自立門戶的雇員都是帶着自己的技術發明而離開公司的。斯多根（Ｔｉｍｏｔｈｙ Ｊ．Ｓｔｕｒｇｅｏｎ）在評價ＦＴＣ公司的這種現象時說到：早期ＦＴＣ的雇員脫離公司、自立門戶的意義尤其值得一提，因為它通常被認為是後仙童（Ｆａｉｒｃｈｉｌｄ）時代硅谷經濟發展模式的核心特徵，而實際上，早在１９１０年，這一模式特徵包括後來人們頻繁傳誦的車庫創業佳話在硅谷就出現了。

　　 客觀而言，斯坦福作為ＦＴＣ的參與者或經營者並不成功，但其作為一個孵化器的角色卻是相當的成功。也許正是因為它是一個不成功的經營者，卻為後期大學應該以何種方式參與產業經濟提供了經驗教訓；而也正是因為它在不經意之中所扮演的孵化器角色，才孕育出一種獨特的硅谷創業型經濟發展模式和文化模式胚芽。誠如斯多根所言：硅谷的真正起源不是以惠普等第一批重要的電子企業的出現為標誌，也不是以特爾曼鼓勵自己的學生大膽創業的舉措為起點，它的發達史要前推到２０世紀初，而不是１９５５年。的確，現在回頭追溯硅谷早期發展史，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沒有另類大學斯坦福的誕生，沒有早期一大批工業“牛仔”的冒險創業行為，很難說一定會出現１９５５年硅谷發展的轉型和此後的迅速崛起。

　　 硅谷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的標誌是：１９５５年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的創立。從歷史角度分析，肖克利實驗室之所以被視為具有標誌意義，其原因就在於它在硅谷的發展中所發揮的實際上是一個承前啟後的作用。所謂“承前”，除了與前述歷史有關以外，還有兩個事件值得特別關注，而這些事件無不與斯坦福關係密切。一是惠普的誕生。１９３８年，在斯坦福大學電氣工程系主任特爾曼（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Ｔｅｒｍａｎ）（通常被人稱為硅谷之父）的鼓勵下，在東部工作的斯坦福畢業生體利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ｗｌｅｔｔ）與帕卡德（Ｄａｖｅ Ｐａｒｋａｒｄ）雙雙返回聖克拉拉，在特爾曼的幫助下，兩人在帕羅阿圖鎮的愛迪生大街３６７號的一間車庫中創辦了一家公司（如今被加州定為歷史文物：硅谷誕生地），這就是今天依舊如日中天的惠普公司。惠普發展迅速，到二戰結束資產已達到數百萬，並於１９４７年轉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惠普的崛起備受世人矚目，也引起了當時正在貝爾實驗室的斯坦福畢業生，諾貝爾獎獲得者肖克利（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ｈｏｃｋｌｅｙ）的關注，１９５５年，看好硅谷這塊風水寶地的肖克利也回到硅谷創立了自己的半導體實驗室，併網羅了一大批一流的技術精英。至此，在斯坦福的門生們主導下的硅谷，真正開始啟動了它作為世界電子技術搖籃的進程。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斯坦福大學鑑於內部財政上的吃緊，在當時副校長特爾曼的建議下，決定將老斯坦福慷慨捐贈的靠近帕羅阿圖的部分土地出租，建立高科技工業園區。１９５１年，世界上第一個大學科技園區建設計劃正式啟動，包括瓦里蘭、柯達、通用、惠普一批電子企業紛紛來園區創業，新辟出來的７００多英畝的土地到７０年代末陸續租完。現在的斯坦福園區已經擁有包括電子、軟件、生物科技等領域的１５０多家公司，還有大量的律師事務所、財經服務機構、策劃機構、風險投資機構等等。然而，也許正是鑑於歷史的教訓，斯坦福並不介入園區任何企業的經營，園內也沒有一家屬於斯坦福的公司，斯坦福只是坐收批租土地的漁翁之利。這一點無論是對斯坦福還是硅谷的形成都具有特殊意義，即所謂的肖克利實驗室產生的“啟後”效應。

　　 肖克利是一位知名學者，憑藉天才學者的魅力，他把當時最有才華的一批年輕科學家聚集在自己的周圍。然而同樣，也正是由於他是一位太單純、太學究氣和學閥氣息濃厚的學者，又註定了他成不了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也註定了肖克利實驗室最終不幸的命運。但是，所有這些關於他個人的有幸和不幸，現在看來都恰恰在偶然之中成就了硅谷的崛起。１９５７年，肖克利實驗室的八位最傑出精英因不滿肖克利的唯我獨尊而集體出走，即所謂硅谷最為經典的“八叛逆”事件，從此點燃了硅谷這個高科技社區發展引擎的導火索。隨後，八人所創辦的仙童（Ｆａｉｒｃｈｉｌｄ）公司利用半導體技術優勢，在短短時間內便成為硅谷成長最快的公司，到１９６７年就已經創下營業額２億美元的硅穀神話。然而，“八叛逆事件”的真正意義還不止於此，由仙童開始，硅谷逐漸成為風險投資家的樂土，美國西部精神通過技術創新與工業冒險而重煥生機，叛逆和跳槽成為一種時尚。在肖克利實驗室之後，仙童成為半導體技術人才的孵化器，八叛逆中的赫爾尼（Ｊ．Ｈｏｅｒｎｉ）、羅伯茨（Ｓ．Ｂｏｂｅｒｔｓ）、克萊爾（Ｅ．Ｋｌｉｎｅｒ）等出走並自立門戶之後，諾伊斯（Ｎ．Ｎｏｙｃｅ）和摩爾（Ｒ．Ｍｏｏｒｅ）也脫離仙童，成立了今天計算機行業的大鱷英特爾公司，一批批人才從仙重跳槽，在斯坦福附近創辦了自己的公司。一時間，個人創業成為硅谷的潮流。據統計，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硅谷的半導體行業有一半以上是仙童的近親。由此，人們經常津津樂道的硅谷現象、硅谷文化、硅谷模式或硅穀神話等也正式出籠。摩爾在晚年回顧自己的經歷時說到，人們通常把對硅谷的理解賦予一個魔幻般的公式：技術＋企業家＋資金＋陽光＝硅谷，或者用一串人物勾勒出硅谷的歷史連續性。實際上，硅谷的成功主要取決於所有硅谷人的經驗積累。對此，他將硅谷經驗概括如下：一是科學家成為管理者；二是把科學商業化、產業化；三是善於識別、創造和捉住機會。此外，還有一個是限制競爭的維度，即強調專業化。

　　 對於摩爾的經驗之談，我們還有另外一層理解：如果說早期的斯坦福是硅谷的奠基者或硅谷模式形成的功勳，那麼在１９５５年之後，斯坦福則既是硅谷高科技社區中的一個重要的參與者，同時又是硅谷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從此，斯坦福與硅谷之間不存在主導與被主導關係，而是一種雙向的互動關係。硅谷不是斯坦福的硅谷，而是整個美國甚至世界的硅谷。如艾利（Ｊａｍｅｓ Ａｌｅｙ）說到：因為斯坦福才有了硅谷，但是，伯克利、卡耐基－梅隆、加州理工和ＭＩＴ以及其他每一所超一流大學都在為硅谷提供技術和人才，許多人會認為，事實上，ＭＩＴ是美國最好的工科學府，然而，沒有人會認為，ＭＩＴ周圍的高科技社區能達到硅谷的繁榮程度。斯坦福有別於其他人才中心之處不在於它擁有一批有想法、絕頂聰明的人，而在於硅谷這兒的大量聰明人其中有一部分是世界級的裁縫，他們善於把想法變為有利可圖的現實。硅谷甚至也不是美國的硅谷，而是世界的，據粗略估計，現在的硅谷僅常駐的亞裔人口就占１／４，而其中的ｌ／３為炎黃子孫，伯克利的安娜莉·薩克森奈恩（Ａｎｎａｌｅｅ Ｓａｘｅｎｉａｎ）教授甚至認為，在硅谷，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ｓ）已不僅僅代表“集成電路”，而且是代表印度人和中國人。換言之，現在的硅谷早已不是斯坦福的硅谷，但是，作為一個獨特的高科技社區，它擁有斯坦福並為斯坦福提供了一個開放性的世界級平台。

　　二、作為一個社區的硅谷對斯坦福的影響

　　自仙童公司的創辦到如今，硅谷的發展和變化完全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從２０世紀６０年代的半導體、７０年代的處理器，到８０年代的軟件業，再到９０年代的互聯網；從惠普當年借特爾曼的幾百美元創業，再到如今占美國人口不足３％的聖弗蘭西斯科海灣地區，集結了全美由私人公司提供的用於高風險創業資金總額的３５－４０％，這種突變恐怕就是當年硅谷之父特爾曼也無法料想的，更不要說帶着落寞和失意回到斯坦福重執教鞭的肖克利。毫無疑問，硅谷的迅速崛起，為斯坦福所帶來的直接回報就是金錢，但最大的回報恐怕還是源源不斷的智力資源和生氣勃勃的發展活力。早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斯坦福每年僅僅從工業園區的土地租賃中就坐收６００萬美元。如今，隨着房地產業價格火箭般地攀升，沒有人說得清楚這寸土寸金的地方將來意味着什麼。然而，房地產絕對不是斯坦福硅谷收益的主要進項，憑藉硅谷的技術開發優勢，斯坦福另外一筆不菲的收入應該是專利出賣所得。據雷馬斯（Ｒｅｉｍｅｒｓ）統計，從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６７年，斯坦福的出賣專利收入不過４５０００美元左右，然而，從１９７０年斯坦福的技術授權辦公室創辦開始到１９９８年，斯坦福的專利收入已達到３億美元。當然，相對於由斯坦福分娩產出的公司每年的收入達到１０００億美元，這才不過是個零頭；除此之外，斯坦福重要的一個非政府來源就是校友捐助，大批的硅谷精英和新秀不時地為母校注入大量的資金。比較著名的是１９７７年惠普的休利特和帕卡德兩人共同為斯坦福捐助了９２０萬美元，就是用這筆資金，斯 坦福建立了弗里德里克·特爾曼工程中心。在１９９１年肯尼迪校長任上，斯坦福一舉創造了百年校慶募捐１２６億美元的天文數字，這在整個高等教育史上創造了一個新記錄，甚至連豪華世家哈佛也望塵莫及。

　　 金錢或許不是萬能的，它並不一定能夠為斯坦福帶來榮譽，因為至少到今天，在東部的一些老長春藤大學特別是耶魯眼中，斯坦福還不過是一個新貴和暴發戶，然而，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正因為有了近水樓台的硅谷，有了充裕的經費來源，後起的斯坦福辦學層次和水平提高之快令人震驚。自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來，幾乎與硅谷的發展同步，斯坦福在全美大學評估中的地位也扶搖直上，目前，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院以及主要的幾個專業學院，都基本在全美的前５名之列。顯然，在此講資歷、論傳統，斯坦福一百多年的歷史實在有些“淺薄”，或許正因為此，它也無意去與哈佛、耶魯等比拼歷史和傳統，而唯一所憑依的就是發展實用科學和開發技術，即通過摩爾所謂的科學商業化創造和積累財富，再轉過來改善學校辦學條件，增強基礎研究實力。而學校地位的攀升，又是學校吸引優秀生源、抬高門檻值的前提條件。隨着斯坦福地位的上升，聯邦撥款和專項資助、基金會的贊助越來越多，學費額度也節節拔高，由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度的１２０美元，到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度的２４００美元，再到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度的１４２８０美元和如今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的２７２０４美元，可謂是芝麻開花節節高。高額的學費收入對學校而言無疑又是一筆巨大的財富。總之，斯坦福能有今天，當然要歸功於它成功的辦學策略，而這一策略的根源在於老斯坦福本人崇尚的實用哲學，特爾曼則是這一哲學功勳卓著的實踐者，而硅谷特殊的社區環境無疑為這一哲學提供了絕佳的條件。

　　 事實上，無論那些老牌大學如何在表面上看輕斯坦福的銳氣，但在行動上，卻也難說不為斯坦福所動。１９７０年，雖然鑑於大學直接參與企業經營不利的歷史教訓，但是又實在無法抵擋大學內部研究有可能帶來的巨大利益的誘惑，斯坦福成立了第一家大學的技術授權辦公室。由校方對於那些有廣泛應用價值、可以市場化的研究項目，專門負責專利申請、談判和推廣。學校為專利申請提供相關的費用，而專利一旦被推廣和市場化，學校是其中的當然受益者之一。但是，斯坦福從不參與企業的經營，而只是從中分享自己應該得到的利益。它的這種大學內部研究轉化機制，後來紛紛為ＭＩＴ、哈佛和耶魯等所仿效。不過在具體運行中卻略有差異。例如，在斯坦福，教師只要在不影響份內教學和科研工作的前提下，均可以直接參與創業活動，但在耶魯，這種行為卻得不到許可。正如耶魯該機構負責人加德涅（Ｇａｒｄｉｎｅｒ）所言，斯坦福和ＭＩＴ可以不插手教師的創業活動，是因為他們周圍存在一個有利於此的環境，但是，耶魯卻做不到。斯坦福和ＭＩＴ的教師有足夠的創業經驗，耶魯的教師則缺乏這種背景。從中，我們不難領會硅谷對於斯坦福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有了硅谷作為世界電子技術領頭羊和大量風險資金集結的創業環境，再加上斯坦福對教師和學生創業的默許，就不難理解為何斯坦福人對應用技術開發如此情有獨鍾、個人的創業熱情何以如此高漲。據粗略估計，在過去的５０年中，硅谷之中由斯坦福的教師、學生和畢業生創辦的公司達１２００多家，目前５０％以上的硅谷產品來自斯坦福校友開辦的公司。無疑，在這種氛圍下，斯坦福中最落魄和失意的學科和人群可能是人文學科及其從業者。然而，恐怕也只有在硅谷中的斯坦福人能夠意識到這些學科的經濟開發價值。如費舍爾指出：傳統上人們認為，斯坦福的人文學科的價值也不過是如同烙印在Ｔ恤和杯子上的“斯坦福”字樣，然而現在不同了。斯坦福大學專門成立了教育風險辦公室，與軟件公司合作開展冠以“斯坦福”商標的多媒體開發。如斯坦福大學的一位教授、前人文學科系主任艾克曼迪（Ｊｏｈｎ Ｅｔｃｈｅｍｅｎｄｙ）說到：“是真的，（人文學科作為）一種完全不同的智力資源或許也可以通過開發創造穩固的收入。這種想法，在耶魯或哈佛，恐怕即使不為人所責難，也會因為它過於功利而為人所側目。

　　 至於斯坦福對於通常老長春藤大學所痴迷於其中的普通教育課程或核心課程的態度，在硅谷這個多民族混雜、技術至上的氛圍中也可想而知。也許為了追求更像一所大學（老大學）的樣子，１９８０年，斯坦福也第一次開設了反映西方價值和傳統的“核心課程”，然而，計劃剛出台便遭到大多學生和年輕教授們的敵視。因為它們離現實實在太遠，且多少帶有種族歧視性質。後來，迫於壓力，核心課程被改為現在的“文化、思想和價值”課程，並淡化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這樣，該計劃方才勉強得以實施。然而，其效果仍然大打折扣。１９９６年，斯坦福的一個針對四年級本科生關於“文化、思想和價值”課程調查結果表明，約有４５％的人認為它“沒有或有輕微的價值”，２５％認為“一般”，只有３０％認為“極有價值”。

　　三、關於斯坦福與硅谷的啟示

　　在美國的研究型大學中，斯坦福算得上是一個“另類”。然而，或許也就是這所集結了１７位諾貝爾獎、４位普立策獎、２２０位美國藝術與科學學會會員和１２８名國家科學學會會員的豪華教師陣容，擁有大批學術界領袖、工商界成功人士和政府高級官員的校友群體的另類大學，可稱得上是最有美國色彩的研究型大學。故而，人們往往又把它視為大學之中美國精神的一面旗幟或美國夢成真的典範。斯坦福大學地處美國西海岸，一個曾經是老一代移民的尋夢之所；一位在西部淘金中成功“牛仔”的慷慨義舉；一個被視為現代世界技術聖地麥加的硅谷；還有不斷湧來的新一代企望實現自己夢想的技術移民；大批風險投資家的巨大賭注……所有這些意象組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幅絕妙的頗為生動且壯觀的現世圖景。

　　 斯坦福沒有多少傳統，如果一定要追溯它的傳統，那就是講求實用、追求財富的短短髮達史。老斯坦福極為反感大學的宗教派別之爭，因此，斯坦福沒有哈佛和耶魯等原生的宗教性。也許正是因為沒有傳統的束縛，斯坦福追求實用技術的衝動力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釋放。於是，便有了它在聖克拉拉播下的種子，隨之也便有了後來充滿生氣的硅谷。而一旦這些種子破土而出，並在硅谷四處生根、開花和結果，斯坦福就成了收穫者。它不是硅谷中的最大收益人，卻是硅谷最穩定的收益人。這些有形和無形的收益反過來又為斯坦福注入了更為旺盛的活力。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末，網絡泡沫的大大縮水，也許多少預示了硅谷不是一個永遠無法打破的神話，但是，因為斯坦福的存在，當然也包括伯克利、加州理工以及聖何塞大學等其他知名和不知名大學的存在，相信硅谷的技術發達史在不遠的將來還會繼續譜寫出新的篇章。

　　 對硅谷歷史曾有過專門研究的科學史學者倫奧爾（Ｔｉｍ Ｌｅｎｏｉｒ）認為，如果說在１９６５年以前，是斯坦福影響了硅谷和塑造了硅谷，那麼１９６５年後，斯坦福與硅谷之間就是一種盤根錯節、相互交纏的關係，同樣有趣的是，硅谷實際上也在塑造着斯坦福。他指出，從那時起，硅谷中充斥了大量的懷揣博士學位的人們，形成了一支頻繁流動的高水平勞動力隊伍，並造就了一種在高風險中求得回報的文化，一種共同體的合作精神，一個競爭的開發和投資環境；另外還有大學之間的互動，人們對高質量物質生活的追求，政府的介入、特別是對研究的大力扶持，以及各種專門事務部門如律師事務所等機構的完善，如此等等，為斯坦福作為技術孵化器的成長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而斯坦福作為孵化器功能的發揮，主要是通過硅谷對研究生研究的資助來實現的，一句話，在此，“每一件事情都是圍繞研究而被組織起來的”。

　　 總之，因為有了務實及對有形財富的關注遠勝於無形資源的斯坦福（特爾曼就是一位把能否為學校帶來財富視為終身教授評聘的基本標準的富有爭議性人物），才有聖克拉拉樸實鄉村景觀到技術聖地之舊貌換新顏；因為有了硅谷這樣一個對技術有着宗教般虔誠的社區，即在人類學家英吉莉·盧克（Ｊ．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ｕｅｃｋ）看來，一個技術理性無所不在甚至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每一細微環節之中硅谷，斯坦福才成為了研究型大學林立的美國新寵。沒有多少深厚文化底蘊的斯坦福，因為它短短的發達史，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曾一度被哈佛著名的社會學家裡斯曼（Ｄａｖｉｄ ｋｉｅｓｍａｎ）戲稱為“流星”大學，然而，至少到現在，這顆流星還沒有隕落，甚至看起來較以前更為炫目。我們固然不能斷言斯坦福是“借”了硅谷的光而熠熠生輝，但毫無疑問，沒有令世界矚目的硅谷，斯坦福的光環會黯淡許多。

　　 正如同硅谷是不可複製的一樣（至少到今天，無論是ＭＩＴ的１２８公路、劍橋的劍橋高科技園區、台灣的新竹等等，還沒有一個能夠取代硅谷的地位），斯坦福大學的發達史也是不可複製的，因為這其中實在有太多的偶然因素、歷史機遇和錯綜複雜的文化因子。但是，即使如此，從中我們還是可以得到些許啟示，這就是大學完全有能力去塑造一個具有自己風格的社區，並在對社區的參與和社區的互動中，為自己贏得更好的發展條件和辦學環境。大學的社區塑造模式並不是唯一的，而且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有一個立足自己特色並不斷探索的漫長歷史發展過程。也許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何與斯坦福同樣以工程見長、且更勝一籌的坎布里奇社區中的ＭＩＴ，難以創造出一個比硅谷更出眾的園區，因為無論是歷史傳統還是聲名，文化的哈佛都蓋過了ＭＩＴ，所以擁有哈佛與ＭＩＴ的坎布里奇社區，更突出的特色是典雅華貴、雍容大度，而不是被老派的人們所斥責的斯坦福的“粗俗的、勢利的技術功利主義”。以此來理解擁有中科院、北大、清華以及其他眾多院校的中國超級豪華陣容的中關村，也頗意味深長。不知道以實用見長的清華、中科院以及大批其他傳統行業院校，還有以人文見長的北大、人大和北師大，究竟誰能夠成為中關村的主導？表面上看，中關村似乎已經成為中國的“硅谷”，技術開發與市場策劃是主旋律，然而，這一主旋律之中也同樣存在不同的變奏，否則，我們就看不到諸如北大南牆被推倒又被重建的戲劇性事件。方興東先生將此斥之為“一個具有重大象徵意義的事件，標誌着校園文化與中關村文化融合的最終失敗”。其實，我的理解恰恰相反，文化的北大本身就是中關村社區中的一道景觀，該事件本身的意義或許不是標誌着它與中關村文化的融合失敗，而正體現了北大的文化精神對社區文化的一種抗拒，而這種抗拒同樣也是大學與社區間的一種互動形式。人們不能強求一所大學磨掉自己的文化個性和品格而去追隨社區文化，否則，大學也就失去了它在社區中存在的意義。

　　 布朗等人認為，硅谷之中大量企業雲集是因為存在一種氛圍，一種以信息技術為主導、人們面對面交流頻繁的富有活力的知識生態。然而，相對於硅谷，中關村有着更為複雜的文化生態，同時，也有着比硅谷更為深厚的區域歷史背景，這裡薈萃了太多的中國高水平科研院所，且各自的風格和特色迥異。因此，中關村無法也沒有必要一定去克隆硅谷的模式。它自身的文化多樣性和人文生態的複雜性，其實也正是它作為一個文化與科技社區的優勢所在。因此，中關村能否真正崛起並形成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中關村模式”，取決於這裡眾多知名大學、科研院所的廣泛參與，並在與社區以及彼此間的互動中，形成一種特有的社區發展和社區文化模式。，當然，也取決於城市管理部門的規劃、投資、創業和人才流動等政策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