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1984年，當時的華中工學院校長 朱九思 厲行改革
從全國各地引進600餘名學術專家 雄心勃勃，想與清華一爭高低

取得巨大成就 造就了1980年以後的華中科技大學的快速發展
迅速擠入中國名校之林

有著名的建築專家陶德堅的回憶錄從一個側面可以作證

別了，清華！

陶德堅

.......
又過了些日子，傳來了右派也要改正的消息，趙炳時呀趙炳時，現在看你還有什麽說的。這回找他，他是無言以對了。這時上面要求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一一複查，但是他們就是拖着不辦，我的事久久無人過問。這時世龍忍不住了，他想起在一九七九年夏天參加中國科普創作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胡**耀**邦接見他們時，曾說過有什麽政策還未落實的話可以去找他。世龍便寫了一封信，並附有剛剛重新出版的《地球的畫像》，送到他的住所。世龍的信寫得很簡單，只要求清華不要再拖，沒有別的要求。

很快就要到一九七九年年底了，過去少有和我打交道的黨總支副書記王魯生通知我，學校決定將過去扣下我的工資全部發還，並給我一張清單要我抓緊核對，他們要在年底前辦完。不久又通知我說校領導找我去談話，我到了校黨委辦公的地方工字廳，一見原來找我談話的人就是當初我在鐵道學院入黨時的黨支部書記張緒潭，他是作為工作組成員來到清華的，工作組撤離時留了一些人在清華，林壽屏也曾被要求留下，他對清華了解得太多了，不願留；張緒潭留下了，聽說負責黨的組織工作，所以現在由他來和我談話。我見到他很高興，我想，他了解我，我很願意和他象朋友那樣談談心。我還是太天真了，這時的張緒潭見到我，是那樣嚴肅和拘謹，他先向我宣布了他們對我的問題的結論，這回不提為陳里寧翻案的事了，只說我領頭衝擊無產階級專政機關，是犯了敵我矛盾的錯誤，但考慮到文化大革命的複雜性，所以對我按人民內部矛盾寬大處理。然後問我，對這樣的結論有什麽意見。我說：“我們是為了要求給陳里寧平反才去十三局的，現在陳里寧已平反，說明我們去十三局的目的是正當的；我們去十三局，沒有人進監獄，也沒有人進十三局的辦公室，所以周總理都肯定了我們這次行動是守紀律的，他是支持我們的，還要十三局的幹部好好地接待我們，可見我們這次行動並未構成對專政機關的衝擊。”張緒潭說：“你還有許多反動言論，說明你對無產階級專政是仇視的，所以你們去衝擊專政機關和學生們去是不一樣的。”我說：“那些所謂反動言論，都是誣衊不實之詞，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既然要做結論，就應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所以我要求在做結論之前開一個對證會，請把所謂我的反動言論的人證物證拿出來，我們當面對質，如果事實證明我確有那些反動言論，無論怎樣處理都可以；如果證明那是誣陷不實之詞，那麽我要求，過去在多大範圍批我，就在多大範圍內給我澄清，還我以清白。”張緒潭聽了後，從神態上看，對我很不滿意，但也沒說什麽，此後他沒再找過我，做結論的事也無人提起。

又過了一些時候，世龍的一個當記者的朋友，常來清華採訪，他深為我的事不平，他聞知世龍的一個老領導，已調進清華擔任黨委的副書記，便在見到這位副書記時提起這件事，得到的回答是，這問題的解決需要有個過程，因為解決快了群眾思想接受不了。要他轉告世龍。啊！群眾，群眾，多少邪惡借着這個名義在橫行。張三、李四，這清華園裡的事，有多少讓你自由表達過自己的意見？講點真話就是右派、反革命…不在群眾之列，這“群眾”就只剩下一張空殼，可以隨便為有權勢者所用。如果真要說有什麽意見，群眾最大的意見恐怕就是被運動來運動去。思想上不能接受的人，我相信是有的，當初那一百五十多名幹部聯名要求蒯大富清除“陶德堅之流”就是一種表現，但經過文化大革命，會有人醒悟過來，當然也還會有人堅持要把我打成敵人，用來證明他的一貫正確。有些人是為了踩着別人向上爬，整人是他們這號人的追求和樂趣，因此每到搞什麽運動的時候，他們就象吸了鴉片一樣，精神馬上就來了；但也有不少人品質不壞，但是已被改造得真的成了機器的一部分，獨立的思考已不存在，還自以為上升到了精神的最高境界。清華這台不漏氣的發動機，正是因有了這些人而相當鞏固。因此這時我深知，將我定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已是他們退得不能再退的底線，現在看來，蔣南翔造就的這台不漏氣的發動機，還在起作用，如果還想過一個人的正常生活，只有三十六計走為上，我是該離開這清華大學了。

進入到一九八二年，在武漢的華中工學院(以下簡稱華工)院長朱九思，邀請周卜頤教授去他那裡創建建築學系，周先生想到了我，約我同去華工。這時我還是那樣沒有結論，工資不能增加，職務不能得到提升，住房不能改善的老講師，不過在圖書館的圖集畫完後，呂增標提議創辦了在當時說來是僅有的介紹國外情況的《世界建築》雜誌，他要我繼續在他手下工作，擔任編輯還作兼作出版發行工作，那時剛剛對外開放，人們渴求得到新的知識與信息，因此雖因物質條件太差，雜誌的紙張和印刷質量都不好，但在中國建築界仍不脛而走。應該感謝呂增標，他要我在編輯之餘給雜誌寫些文章，並經常督促，這樣我努力寫成了介紹美國的摩天樓、玻璃幕牆和多倫多建築等幾篇文章，先後在《世界建築》發表。永輝弟這時已在多倫多當高級工程師多年，寄來新的建築書刊，和他拍攝的許多照片，使我的文章得到充實，版面也生色不少，有人還以為我已去過多倫多了呢。文章發表時，署的是我的真名，這在現在看來，是不值得一提的事，但在當時，對我來說，是一件大事，不是因為我的牽連使世龍在《地震問答》上不能署名嗎，現在連陶德堅的姓名也在全國知名的刊物上出現了。那本圖書館的圖集，我畫的圖最多，出版後呂增標多給了我一些稿費，但那時未能給我在書上列名，他是一個講公道的人，同意《世界建築》發表我的文章，大概也含有還我以公道的成分。

由於周先生的推薦，華中工學院在經過來清華調查後，朱九思院長毅然決定歡迎我到華工。這華中工學院，和地質學院在武漢的新校園只有一牆之隔，這時地質學院的新校舍已大部建成，工宣隊也早撤走了，學校恢復正常，世龍已回到地質學院負責學報的工作，而由於我在北京，此時已決定將他轉到地質學院在北京新建的研究生部。眼看我們這多年牛郎織女的生活就要結束，我如去了華工，就又產生了新的兩地分居的問題，我能這樣作嗎？當然還有一個辦法，讓世龍留在武漢的地質學院，但是他在寫作科學普及讀物上已取得相當的成就，實際上已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科普的事業中，他在北京才能更好地發揮他的作用，我不能這樣要求他。沒想到我剛講到朱九思歡迎我去，世龍就極力贊成。原來他對這朱九思早有了解，因為朱曾以湖北省委文教部副部長的身份，強制執行地質學院遷到武漢的任務，在地質學院名聲很壞。但世龍同時了解到，朱九思尊重人才，敢於用那些在別的單位視為牛鬼蛇神而有真才實學的人，現已不在省委兼職，全力投入華工，雄心勃勃，想與清華這樣的名牌一爭高低。他說，你這去，正是時候。而就憑朱九思不管清華不給我作結論就敢要我去這一點，我也動心了。

一九八二年四、五月間，我趁去深圳出差的機會，在路過武漢的時候，到華工去了一趟，朱九思熱情地接待了我，這與清華張緒潭木頭人似的冷眼相看，仿佛是來自兩個世界，我拿定主意到華工去，這時小華早已由地質學院將她從東北要去，她的男朋友傅金寶，大學畢業後也分配到了地質學院，現在她(他)們已在武漢安了家，馬上就要生孩子了，我到華工還可和她一家互相照顧。

我答應去華工後，朱九思派了專人，把調動的手續辦得很快，這年六月，正是號稱火爐的武漢最熱的時候，我和華工派來接我的王之芬從北京到了武漢；這王之芬是清華建築系六十年代初的畢業生，一路上對我十分的照顧，她說這是朱院長交給她的任務。到武漢後先住地質學院小華的家中，隨後華工分給我一套較大的房子，小華就退了地質學院的住房，搬到華工來和我同住。這時我的第一個外孫女傅芮剛剛出世不久，小生命伴隨着我新的生活到來，使我格外歡樂。只是和世龍又兩地分居，他雖不時來武漢，我也有機會就去北京，回想起來總是一種遺憾，在那個年代，我們都是把事業放在人生的第一位。

到華工後，周先生被任為建築學系主任，我被任為系主任助理，投入了忙碌的建系工作。

華工黨委曾派出組織部長到清華調我在文革時期的檔案，以便解決我被遲群控制的清華黨委開除的問題。這位部長回到華工後說，清華請她坐冷板凳。於是我就這樣一直是以個人的政治問題沒有結論的身份在工作；不過也有一件事有了結論，那就是我為曹昌彬翻案得到的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給取消了。

後來，華工的建築系黨總支書記霍慧嫻，為了辦好這新系，讓我陪她到清華考察。我陪她在清華建築系參觀了實驗室、圖書室、資料室、設計院，會見了系主任及教授們；還去了學校的圖片社、出版社。此外，還到了建設部的設計局和科技局。霍慧嫻深為我人際關係的良好而驚訝，她說，老陶(這時我已年過五十都管我叫老陶了)到哪裡都不用開介紹信就把事辦了，與群眾沒有隔閡。是的，我到華工參加新建築系的建設，還參考辦《世界建築》的經驗創辦了《新建築》雜誌，清華園內知道的人，無不為我高興，每當我回到清華的家去商店買菜時，一路上總有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向我打招呼，有時還要停下來多說幾句話，在清華，本來認得我的人不多，這都是批了我近十年的效果。的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一直記得，就是在我戴着多頂反革命帽子的時候，在清華仍有人投我以同情的眼光，當然更不能忘記許許多多以各種方式支持我的清華人。我還記得一次奉命推着車去收拾一公寓附近垃圾坑的髒物時，一個衰頹的老人走過來倒垃圾，看見我在幹這活，充滿關懷之情嘆息地說：“怎麽讓你一個女同志來幹這個。”我仔細一瞧，原來就是當年的蔣南翔校長，他這時就住在這附近普通的公寓裡。儘管我曾拉上台陪他挨斗，在那種場合，他顯然顧不上其他，所以並不認得我，但他大概看出了我是一個清華的女教師，發出了嘆息。我怎麽也不明白，自己處於困境還關懷着別人的蔣校長，在他的領導下，當年竟把從曹昌彬到袁永熙那麽多人打成右派？我也看到一些人並無個人恩怨，運動一來卻竟能那樣兇狠地互相傷害？那一百五十多名幹部大部至今我們也不相識，他們當時對我及紅教工的人了解有多少，為什麽就可以在要求將“陶德堅之流”打成壞人的信上簽名，甚至是明知其非還要這樣干？我還相信他們中許多人並非個人品質不好，很可能是和我一樣在為某種信念和原則而鬥爭。我開始感到這不是那一個人的問題，走出禁錮了十多年的清華園，在華工開始了新的生活以後，接觸到外面的社會，感到他們對許多人和事的看法，並不是我過去在清華園內接觸到的那種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在我和建築界的同行的交往中，都能夠平等相待，有了作為一個人的尊嚴；通過《新建築》我還和許多素不相識的建築界的有識之士建立了友誼。後來在一九八六年到加拿大參加了祝賀我篤信基督的父親八十大壽的聚會，見到他和我的母親都很健康，三個弟弟都已在這裡成家立業，侄兒侄女一大堆。這時小妹和她的丈夫杜衛昌都已來加拿大深造，大家歡聚一堂，我感受到了無比的溫暖。看到那個國家裡儘管人與人間仍少不了矛盾，但總能用民主和理性的方式解決，為什麽我們總要無休止的鬥爭？我心中的世界前所未有的開闊，我不再記恨那些傷害過我的人，過去發生的那些事情，都是特定條件下出現的歷史現象，我在清華是受到許多傷害，但我也傷害過別人，往事值得我們深思，而不是冤冤相報何時了。我只應作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於是我更全力以赴為這個新的建築系鋪路，為《新建築》鋪路，經過大家的努力，華工建築學系初具規模，《新建築》雜誌在建築界也有了廣大的讀者和優秀的作者群，成為有一定學術水平和社會影響的期刊。轉眼就到了一九八七年，不覺得華工建築學系已建立五年了，我們在此時第一次主辦了全國性的學術會議。由於種種原因，我感到我該告退了，我需要留下一些時間給我的父母，女兒尤其是我的老伴，我對他們欠的太多了，我要給他(她)們補償。

一九八八年，在華工建築學系副系主任和《新建築》主編的崗位上，我退休了，第二年就來到加拿大，後來世龍在退休後也來和我團聚，開始了新的幸福的家庭生活，就住在小妹衛昌家裡，小妹在這裡又給我添了個外孫女杜樂和外孫杜歡，我和世龍含飴弄孫，確實歡樂。我和父母兄弟雖不住在同一城市，但經常能通電話，不時互相探望，去年我和世龍及小妹全家，還去多倫多為父親的九十大壽祝壽。我盼望着到二零零三年我與世龍金婚之際，我們去補作一次蜜月旅行，將我們的小舟駛向甜蜜的港灣，讓我們充分享受人生，對每個人來說都只有一次的人生啊！在我走上這最後一段路程時，我要最充分的把握住你。

後語

今天，在我即將到達第三次化療危險期的前夕，我趕完了這本書，萬一不幸，留下的這本書，還可以和世龍及我的親人作伴。

這本小書，是在病床上憑記憶寫成。她僅僅勾勒出我人生的輪廓，好比是一幅素描式的人生畫卷，疏漏及錯誤都是在所難免的。我在書中用了不少人的真名實姓，只是想請他們作這一歷史的見證。我們之間並無個人恩怨，陳樂遷，我們仍然是好朋友，記得當我知道你得了乳腺癌，我是多麽焦急呀。我對各位朋友有過什麽頂撞，造成過什麽傷害，均望各位給予諒解。如果上帝假我以時日，我將續寫“新天新地”作為此書的姐妹篇。

1997年3月28日陶德堅於加拿大聖約翰地區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