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大學存在的問題很多。多年來，大學脫離社會發展的整體進程、遠離改革浪
潮的衝擊。但是知道內情的人都清楚，大學的管理狀況並不必國營企業好，甚至問題更
加嚴重。說搞了什麼“有力的改革”，是不切實際的，大學改革需要多次“攻堅戰”，
現在只是個開頭。作者並非研究高等教育的專家，本文只是根據自己的體驗，談一些看
法：
1.缺乏學術自由：雖然大學裡有許多教師思想很解放，但整體看來，大學的觀念落
後於全國改革的步伐。90年代初期，在大學裡是“左”比“右”好，反改革比支持改革
好。當時有個詞叫“自由化傾向”。北京某大學的一個很有名的哲學教授，就是因為被
視為有“自由化傾向”而一直評不上博導。實際上，這個教授一直是系黨委書記，他僅
僅是發表了一些很抽象的哲學論文，觀點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有所不同而已。
這個事情說明大學裡並無學術自由。後來又換了一個新詞叫“學術傾向”，是一個
具有同樣威力的炮彈。到9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口號喊響後，有的學
校、院系便寬鬆了一些，而有的地方則是你說我“反社會主義”，我說你“反市場經
濟”。這種爭論同60年代朱光潛、呂瑩等人的美學爭論不同，那是在報紙刊物上公開討
論，這是暗地裡扣帽子，用致命的政治子彈打黑槍。
從遠的歷史看，這是中國人窩裡鬥的老傳統；從近的歷史看，這是“文革”遺風。
“與人奮鬥”要比與學問奮鬥容易，扳倒競爭對手的最有力武器是政治帽子。有的人樂
此不疲，打棍子、扣帽子成了習慣性動作。這種狀況再加上近親繁殖產生的師長權威，
學術自由就沒有什麼發展餘地了。江澤民等中央領導人不斷提倡“學術自由”，卻對校
園影響不大。大學裡沒有學術氣氛，只是有一些文化氣氛，連頂尖大學也是如此。人文
社會科學只有炮製文字垃圾最保險，思想創新總是感到一種巨大的精神束縛。
2.過度官僚化：目前，中國大學裡的“幹部”太多。國外的大學，一般只有校長1
名，副校長1-2 兩名；系主任1 名，副系主任1 名或者沒有。而中國的大學，幾乎都是
“校長一走廊、處長一禮堂”。正常情況，大學校長、副校長達5 、6 人，此外還有黨
委書記1 人、副書記數量多者也達4-5 人；學校的常設機構，有的大學多達40多個處、
室，精簡後燦?0多個，但是精簡的辦法是“拼盤法”：把幾小盤菜裝進一個大盤，實
際上數量沒有減少。每個處里有1 名處長（或部長）、至少2 名副處長（或副部
長）；，下面還有許多科級幹部。在每個系裡，有系主任1 名、副主任3 名、主任助理
1 名，黨委書記1 名、副書2 名；在教研室一級，有主任一人，副主任1-2 人，黨支部
書記1 人，副書記1 人。此外，還有團的和工會的自上而下的系統；還有學術性官僚機
構：校級、片級（比如文科、理科片等）、系級三級學術委員會和學位委員會。校級、
片級的委員會都有十幾、二十幾名委員，系裡的委員會一般有9 名委員。
僅這些數字就已經決定了大學的管理無論如何搞不好。相互摩擦、權力爭奪、踢皮
球、開會、沒事找事干，等，構成了每日官僚事物。
首先是信息高度地分散化：有的管教學、有的科研、有的管職稱，誰也不知道教師
的整體信息。西方大學的校長能對全校幾百名教師情況瞭如指掌，而中國的大學校長可
能只知道幾個被人為地樹立起來的“突出”或“優秀”人物。其次是權力高度分散化。
一些很簡單的問題，卻在相互推委中不能解決，因為誰也沒有決定性的權力。系裡也是
同樣情況。“領導班子”這個概念只是增加了官，沒有帶來效率、民主和透明度。系辦
公會討論的常是無意義的話題，領導班子的最大工作是分配“大鍋飯”：儘量向學校要
更多的錢、職稱指標、各種獎勵名額，然後在系裡搞分配。由於政府始終不能解決教師
待遇問題，可憐學者斯文喪失迨荊有時為了十幾元錢的補貼、幾十元的辦班提成，七、
八個系辦公會成員，要接連開幾次會。系學術委員會的職稱評審，基本上也是忙忙碌碌
地分配大鍋飯和論資排輩，對提高教授質量沒有作用。它採取匿名投票的方法，目的是
要達到公正，結果卻南轅北轍，並且，匿名投票給某些委員搞人情關係和打擊報復提供
了極大的方便。
如果出了問題，反映到學校，學校也無力解決，因為“不能搞行政干預”。一大群
官僚把事情推得一乾二淨。但是，如果走通了私人關係，則什麼事情都能辦到。所以，
有些人為了提教授、博導，不得不提前幾年時間搞人情關係。
總之，這個體制實現了最大的權力分配，帶來了最低的管理效率。它既沒有“集
中”又沒有“民主”。有的大學，是校長負責，還是書記負責？對此，誰也搞不清。有
系也不知是誰在管理。另一方面沒有民主和透明度。如果說有民主，只是“班子”里的
人在爭論，普通教師說話是沒有作用的。沒有嚴格的規章、制度、標準，有了也常是一
紙空文，一切都是在不透明中進行的。
3.“官”的磁石：這與上一個問題有關。目前，“官”對於許多大學教師來說，是
一塊有巨大吸引力的磁石。在有的名牌大學的有些系裡，尊重學問和學術權威的傳統還
在，系主任遠遠沒有名教授那樣受人尊敬。儘管如此，作個系主任、處長什麼的官兒，
並不是沒有人干，而是象“臭豆腐”，都說臭，卻都想吃，一吃就上癮。而在多數大學
里，系主任則是威風十足，對於人們的吸引力就可想而知了。為了作個系主任、系副主
任、處長、副處長什麼的官兒，不知道耗費了多少人的聰明才智。
每當領導班子換屆之時，便會出現一場激烈的明爭暗鬥：小報告、匿名信、誣告誹
謗、造謠中傷、相互串聯結黨、走後門、逢迎討好……無所不用其極。組織部的工作量
很大，馬拉松式地同系裡所有的教師談話，辛辛苦苦地工作半個月，產生的新班子大家
還是不滿意，頂多是新鮮幾天，不久又會有人開始罵新班子，並盼望再換新班子。一是
新班子的確有問題，一是有人想當官。
在這種體制下當官，的確毫無意義：（1 ）耽誤許多時間。校領導、校職能部門的
幹部自不必說，系級幹部每周至少有3 天時間被白白地泡進“工作”中去，這包括開
會、值班、在家中為工作接打電話、為工作心情煩惱而浪費掉的時間，等；（2 ）干不
了事。這種體制本來就不是幹事的體制，而是一種消耗能量的體制；（3 ）丟掉原來的
名聲。許多人當官之前名聲很好，一當官就馬上會有人指你的脊梁骨：“沒事間做學問
了”、“官癮大”、“無能”、“牟私利”、“主觀武斷”等，最好的人至少也有兩頂
帽子。
然而，為什麼“官”有那麼大的吸引力呢？總是有一些好處吧：（1 ）錦上添花。
如果學問做好了，再當一當官，是一種肯定或榮譽。
在中國人眼裡，既有學問又當官，才算個功德圓滿。因為自古以來就是官、學不
分；（2 ）對提職晉級有幫助。在學校什麼部里當官，即使你教學和科研不行，可以下
達個硬性指標給你；此外，每個大學裡都有“思想政治工作教授”、“調查研究員”一
類的職稱，你總不至於笨到連“思想工作”都不會作吧？在系裡任職，便於同學術委員
會的委員們搞好關係，提職稱時自然是近水樓台；當然，你必須會搞“官官相護”，如
果堅持原則得罪了什麼人，還不如不當官；（3 ）有物資利益。儘管大學窮，但也有各
種企業、創收辦班、各種獎金福利分配，還是為某些想撈一點兒的人提供了許多的機
會。大崗位有大機會，小崗位有小機會。“大小做個官，總有利益沾”的格言在大學裡
還適用。這些說明，當官還是比做學問來得快。做學問是何等的苦事。不僅需要天才，
還要經常忍受寂寞、苦悶和失敗的痛苦，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吃這種苦，絕大多數人都不
行。這種艱苦再加上生活條件的艱苦，有誰個受得了？相比起來，作官就容易多了。尤
其是在目前的官僚制體制下，棒棰畫兩隻眼睛就能當官，誰不為之、誰不爭之？4.權威
的缺失：許多學科目前沒有學術權威，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改革以來，第一代學
術權威是“歷史文物”：比如馮友蘭、朱光潛、王力、費孝通這些在解放以前就成名的
人；第二代學術權威主要來自西南聯大畢業者和一些解放前從國外留學歸國者，由於有
了好的知識功底，在改革開放以後做出了成就。第一代人基本上早就去世了，第二代也
是除了少數長壽者外，多數都已經去世。第三代學術權威是解放以後畢業，在改革開放
後作出成就者。但是這樣的人數量不多。連北京的一些頂尖大學裡，公認的學術權威也
很少了。
沒有學術權威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在文史哲這些老學科，當沒有權威後，立即呈現
出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教師們紛紛宣布自己是“權威”。而在那些歷史短的社會科學
學科，問題更是嚴重，大家都差不多，誰也不服氣誰，甚至經常你說我水平差、我說你
水平差，無休止地相互攻擊。這個問題與“學術傾向”鬥爭、權力鬥爭攪和在一起，把
許多系搞得亂七八糟。評職、定崗必然帶來一場大混亂，因為誰也沒有資格說哪個行哪
個不行。
權威缺失還要從成果的評價體系上理解。目前，沒有那家刊物能夠算得上是“權威
刊物”。一些刊物的位置很高，但其中很少有創新性成果，學術刊物的最大讀者群（研
究生）基本不看這些刊物；而一些辦的很好的民間刊物，又不被學校承認。據說復旦大
學、南京大學近年來在刊物評價體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根據刊物的實際水平來劃分檔
次；而多數大學在這方面基本是無所作為。院系執行的情況則是更是“多樣化”，許多
都是當權者自己任意宣布，連報紙和一些通俗性讀物都被定為“核心期刊”。這樣就沒
有什麼標準可言了。一個系裡的學術委員會主席說：“我們沒法判定一個人的科研水
平，只有靠字數來判定。”這句話說明許多問題：首先，他本人不是夠格作學術委員會
主席；其次，他的系裡沒有學術權威；其三，目前的評價體系混亂。
各種各樣的科研項目審批和評獎同樣沒有權威信。國家和教育部的項目的審批，每
年都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來組織，但是人們卻一直對其作用有懷疑。自然科學的實情不
了太清楚，人文社會科學則可以說是在浪費錢財。每年組織申報項目，中青年教師都態
度極其冷淡。系領導再三動員，還是沒有幾個人申報。因為大家都知道項目審批過程不
透明，所謂“不透明”就是“黑暗”。評審委員很多，每人分一個項目，就所剩無幾
了。許多項目本來就是他們為自己設計的，他人豈能有份兒？少量的項目沒主，那是需
要人情關係。聽一個外省大學的教授說，他一個項目得到3 萬元，而為了評上這個項
目，托人情、走後門、送禮、拉關係、在北京活動、住宿、往還車費，共花了4 萬多
元。他實際上得到的資助是負1 萬元。但是，可不能小看這負1 萬元資助的項目，它對
於申報者的前途作用可大了，甚至對學校也是一個光榮。所以，每個大學的科研處，抓
“國家項目”是頭等大事。
這些項目，帶頭人水平高的，還能出一、兩本好書，水平不高的，連一篇象樣的文
章都寫不出。多數都是找幾個、十幾個熟人合夥編一本書，然後通過關係出版。有的書
只印1-2 千冊，甚至幾百冊。就這還賣不掉。賣不出去沒有關係，留着評獎。評了省部
獎，再評國家級獎。評獎對於有的人難於上青天，對於有的人卻是易如探囊取物。因
為，評獎過程同樣是不透明。黃鼠狼烤火——各往自己懷裡扒。然後是熟人關係。只要
進入了這個網絡，很差的書也能評上個“三等獎”。
這樣一來，項目和評獎沒有任何的權威信，人們對它都是一笑置之。但另一方面，
它卻很有用處。有的國家項目的成果，尤其是有些“史”類的項目，長達十幾卷書，參
加編寫者幾十人甚至上百人，如果得了獎，每人都可以複印一份獎勵證書，拿去評職
稱。學術委員會沒有學術權威，誰也不敢不認它。一個國家項目如果獲了獎，能夠幫助
一大批人晉升職稱，其中許多人根本就沒有什麼學術水平。一本書使一堆人提上教授的
例子十分普遍。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這些“科研成果”一直在給大學的管理添亂！
5.最後的一招：最後的一招就是“評先進”。這和上面說的評獎有聯繫，因為評獎
也是評先進。
西方國家也有評先進的事情，比如推舉“優秀市民”、“時代佳麗”之類，但在西
方這僅僅是為了點綴社會生活，大學裡不搞這樣的名堂。而中國的大學則是“動真
格”，在其他辦法不靈光時，把這作為撬動槓桿。在中國，評先進模範人物始於漢代的
察舉制度即“舉賢良”制度。“舉秀才”、“舉孝廉”、“舉賢才”、舉“清官”、
“節婦”、“烈女”等等，兩千多年歷史上的確舉了不少。
文化大革命是舉“學毛著積極分子”和“鬥私批修積極分子”，出了不少的“鋼隊
長”、“鐵姑娘”、“硬嫂子”之類的模範人物。但是，整個歷史上的種類都加起來，
也沒有現在的大學的種類多。近年來，北京的有的大學花樣之多，令人吃驚：“優秀教
師”、“模範黨員”、“優秀基礎課教師”、“優秀班主任”、“優秀管理人才”、
“優秀思想工作者”、“優秀研究生課程”、“優秀本科生課程”、“優秀人才”、
“優秀老教師”、“優秀中青年學者”、“突出貢獻者”、“跨世紀人才”、“百人工
程”、“優秀項目獎”、“優秀科研獎”、“中青年科研獎”，等等；此外還有從海
外、國內公司拉贊助設立的獎，其數目也不下幾十種。一個大學有這麼多的獎勵，說明
獎勵也就沒有任何價值了。有的院系，每個教師都能抱出一堆大紅皮子的“獎勵證
書”。
人才工程好像是高校改革的“尖端武器”。目前，高級的人才工程有好多種，比如
國家教育部的“跨世紀人才”等。這些重要的人才工程，入選者一般都有一定成就。但
是，這充其量也只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想的一個蹩腳措施。人才不是選拔的、也不是
靠行政力量“培養”的。人才是在適合人才生長的環境中成長出的，不大力改變環境土
壤，而去樹立標兵，實在是本末倒置的措施。
各種人才方案，決定是否入選為“人才”的參數很多，比如年齡規定、職稱規定、
人緣關係等，並不只是根據“才”。許多真正優秀者不能入眩一個系主任經常向人誇耀
他系裡的有“2 名國家級人才”，並且，他的系“是藏龍臥虎，幾個更大的人才還沒有
入選，因為年齡大了1 、2 歲”。這是笑話。
北京的兩所高校從去年7 、8 月份開始的、令其他高校眼紅如血的定崗改革，其效
果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人才分“校級人才”和“系級人才”兩類，校級人才為1
（每年補貼5 萬元）、2 （4 萬元）、3 （3 萬元）檔，系級人才為4 （2.5 萬元）、
5 （2 萬元）、6 （1.5 萬元）、7 （1 萬元）、8 （7 千元）、9 （5 千元）檔
（另一個大學是倒着排，9 級最高，1 級最低）；此外還有15% 的不進檔。方案設計是
很好的，如果落實好了，的確會帶來巨大變化。但是，在多年遠離改革浪潮衝擊的大
學，這個方案不可能落實，只適合在報紙上宣傳，以鼓舞不知情者的幹勁。實際的結
果，卻基本上是按照年齡和職稱搞論資排輩。兩所大學，誰越是論資排輩，誰就越是
“改革平穩”，誰越是不論資排輩，誰的亂子就越大。各個院系也是同樣：平穩和安定
屬於那些搞論資排輩的院系。完全論資排輩的，就沒有人鬧。儘管有些進“校級人才”
崗的老教師根本不夠水平，但中青年教師看見他們就快退休了，不忍心與他們相爭，只
是心中悶氣。所以，越是無能力的院系領導，在“改革”之後越是有資格誇耀自己院系
的“穩定”。
這是一個巨大的悲哀。
而那些沒有完全論資排輩的系，由於有了橫向的比較，就鬧成了一鍋粥。老、中、
青都怒氣衝天，有的貼小字報、有的向信箱裡塞傳單、有的寫告狀信、有的罷課、有的
跳槽……總之，這次改革給學校帶來沉重的打擊，到新學期的9 、10月份，校園象剛生
過一場大病，元氣大喪。這情景煞是可憐見！在下面，有的縣長任命一個副局長，便可
收入10多萬元，有的鄉長搞一次村幹部換屆，便可收入20多萬元。而在中國最高的鑲牙
塔里，知識精英們卻為1 萬元、5 千元的差距而“與人斗、其樂無窮”！
6.結語：大學機制病入膏肓，決非幾個療程的湯藥能夠醫治，需要動大手術、需要
輸血和換血。作者曾經在一年前出版的《現代化通卜一書中寫了這樣一段話：“大學成
了最後一口‘社會主義大鍋’，裡面排着長長的吃‘大鍋飯’的隊伍，而許多‘改革’
好像是在給這口大鍋添柴加米。”現在看來，這段話沒有過時。這種狀態不能怪某一層
領導或某部分教師，而是整個體制的問題。目前，大學在理念上、價值觀上、知識體系
上、管理運作上，都遠離現代大學的境界。甚至有些教師在講授新知識、新價值觀，但
是自己的思維和行為的方式卻是很陳舊的。科學觀點、理性原則、效率原則、包括“按
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在大學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而意識形態過敏症、平均主義
理念、大鍋飯意識、人情關係原則、家長作風、官本位價值觀等控制了校園生活。些因
素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極其膠着的結構，任何好的政策方案、好的意圖、好的領導幹部
都對之無能為力。在這種體制下，不知有多少聰明才智被消耗掉，無數的優秀人才在大
量無意義的瑣事、爭鬥、氣惱和苦悶中最終變成了庸才。
“一流大學”至少需要三個基本條件：充足的資金、自由的學術空氣、優勝劣汰的
競爭機制。象牙塔不僅因資金缺乏多年失修而搖搖欲墜，而且內部堆滿了垃圾和塵土，
需要徹底的大掃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