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已經8年。除在科大的教學和西方大學的頻繁學術活動以外，他經常回中國內地參加各種學術交流。丁教授有哈佛的博士學位，有多所大學的教學經歷，但他一直持一本中國護照，期待有朝一日回中國內地最好的大學執教。)
　　

　　哈佛園是哈佛大學歷史上最初、最核心的一小塊，園中最古老的房子是校長辦公室。誰有資格在小院子裡跟校長天天一起？只有一年級本科生。

　　香港科技大學，依山傍海，非常美麗，而其中最好的第一線海景樓，是給本科生住的。

　　內地很多高校，卻是把一年級學生放到偏僻的分校區……

　　角色·素質·大學憲章
　　
　　聚焦大學校長
　　　　　　
　　□丁學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本報記者　柴子文　採訪整理
　　
　　大學校長不可“做官”

　　談大學校長之前，先設定兩點基本認識。第一，不管是哪個國家、哪個體制下，現在的大學校長作為個人，不可能是一個全才。這是18世紀工業革命以後，知識的專業化變得越來越強造成的。第二，一個大學校長，他不應該是個官僚。如果大學校長是個官僚的話，他就不可能做好校長，不可能把大學管理好，更不可能使大學朝正確方向發展

　　所謂“官僚”，就是他把大學校長這個角色，純粹地或主要地看作一個行政職務、官員級別。一旦有更高級別的官位可以選擇——比如說校長是副廳級，煙草專賣局長是正廳級——他就會毫不猶豫地放棄校長的位置跳過去。以官本位的態度，在管理大學的過程中，在價值觀念與處理事情的方式上，這樣的校長一定不會把大學當作一個社會公共功能很特殊的機構，而只是把它當作衙門，甚至更糟糕的，是衙門的附屬物來管理。

　　一般來說，國內的大學校長都有一個行政級別，局級、副部級等。我理解這種行政級別的背景。但是在基本的價值取向、管理方式上是否把“做官”放在第一位，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中國大中型國有企業的高層，現在也還有行政級別。但是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國企主管的行政級別不斷被淡化，正是在這個合理的大趨勢之下，中國才出現了比較好的企業。因為企業要成功，主管必須把自己當作一個企業家，標準不是級別如何，而是經營是否成功。

　　當代的大學，都有部分企業管理的性質，因為有錢進來有錢出去，這點一定要承認。但是管理大學卻要比管理企業更難、更複雜。官本位的體制搞不好企業，那就更搞不好大學。希望國內的大學體制改革，能夠採取切實的措施，把官本位逐步淡化下去，儘快把大學校長，包括副校長、院長，從官本位上解脫出來。否則，國內大學的發展同中國改革開放總的取向和目標是背道而馳的。
　　
　　大學校長素質六種

　　對大學校長而言，專業背景只是一個外在標記，學人文的也可能人文關懷很弱，學經濟的也可能理財能力很差，學理工的也可能文化修養很高，這都有可能。所以重要的是一個大學校長的綜合素質。

　　首先，他必須是在自己的專業里廣受本國同行敬重的學者。不一定在專業上第一名，但他必須至少是中上等水平。得到本專業同行們的敬重，才可以服眾；更重要的是，正因為他自己有這樣的專業成就，才可以指望他當了大學校長之後，會非常看重研究和教學、大學的學術進步，而不是以做官為主。另外，大學校長除了專業水平之外，知識面要廣一些，至少要懂得一門外語。不懂外語影響交流、影響學習國際上的先進經驗。

　　第二，他不一定是教育學畢業的，但他必須在高教領域有相當的從業或管理經驗，對教育事業真的很敬業。大學是非常複雜和特殊的機構，如果沒有相關的經驗並敬業，難以管理得好。

　　哈佛大學最近一次校長換班時，前總統克林頓和前副總統戈爾曾被提名，但很快就被排除了。他們可以很好地管理一個國家，但因為他們沒有在高校的從業和管理經驗，就不被信任能去領導好一個優秀的大學。最後當選的現任校長勞倫斯·薩默斯，也曾做過美國的財政部長、世界銀行第一副行長，但是哈佛最後選擇他做校長，不僅僅是因為這些，而主要因為他曾是哈佛最年輕的教授、一位出色的學者。

　　第三，要有募錢的能力。即便是公立大學，這個能力也很重要，因為募得的錢可以增加大學發展的靈活性。這方面美國做得最好，形成了傳統。與此對照的是英國，它最好的大學都是公立大學，但是牛津、劍橋這樣古老而有實力的大學，近幾十年的發展遇到很大的困難。因為它們基本都是靠政府撥款，長期來形成一種不富於競爭的心態。為了能跟美國的優秀大學競爭，前幾年劍橋大學請它的校友、已經做到耶魯大學教務長的艾莉森·理查德(Alison　Richard)回來做校長。這位女校長非常希望把美國募錢的做法引進到英國，但因為英國沒有校友廣泛回饋母校的傳統，做起來很不容易。不過她還是堅持嘗試，因為光靠政府的撥款，大學發展後續無力。像劍橋這樣底子厚的大學尚且需要這樣，中國公立大學的校長也得要學會去募捐，這對一個學校的可持續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儘管制度上鼓勵公益(捐贈)事業的法律和配套措施在中國很不完備，至少可以先引入信託制度來管理捐贈，讓校友和社會各界放心地捐錢。

　　至於理財的能力，倒並非大學校長所必需，因為這方面可以有財務副校長和相應的行政人員來管理。

　　第四，一個大學校長同時還要有愛校如家的情懷和良好的人際關係處理能力。一個大學就像一個家庭，校長就是家長，維持家庭成員之間的和睦關係是當然的責任。而首先是要愛校如家，愛校勝家，對每個“家庭成員”有真切的愛護關懷。

　　舉個例子，國內很多高校把一年級學生放到偏僻的分校區的做法非常不妥。在西方的好大學裡，一年級的學生就像家裡最小的孩子，得到最好的關懷照顧。哈佛園是哈佛大學歷史上最初、最核心的那一小塊，學校中惟一有圍牆的院子。最古老的房子是哈佛校長的辦公室，那誰有資格在小院子裡跟校長天天一起呢？只有一年級本科生，博士生、教授都沒有資格住。這就讓你覺得哈佛是一個了不起的大家庭。我入學不久，哈佛校慶350周年，美國各界都等着看會是怎樣一個隆重的慶典，結果學校宣布要辦成一個家庭式的活動，學生和校友第一優先。我對此感受很深。此外，只要你在哈佛拿過正式學位，一生可以每年參加兩次選舉，選校董會成員和校友會的領導機構。

　　再比如，我現在任教的香港科技大學，依山傍海，非常美麗，而其中最好的第一線海景樓，是給本科生住的。他們是最小的孩子，家裡當然要把最好的風景留給他們。這還是公立大學，若是私立大學，就更重視這方面了。這些雖然是細節，但實在太重要了，它是一種道德驅使力和召喚力，培養着學生對母校的感情，而且以最直接的例子示範給學生看如何愛人。

　　學校是個大家庭，會有很多的摩擦、分歧，要靠校長很好的處理人際關係的技巧來化解，應該把強硬手段的使用降到最少。如果沒有很好的人際協調能力，動不動就下行政命令，就不是在管理大學，而是管理兵營了。

　　第五，要有較好的文化素養。現在海外的大部分華人校長，雖然達不到蔡元培、胡適那樣高的素養，但對廣義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在西方優秀大學的校長身上更加如此。所謂文化素養，是指人超越他的專業知識和領導職務之外，對人類所創造出來的精神、文化產品的興趣、品味、理解、把握，是一個比較全面發展的人身上散發出的無形魅力。

　　作為中國的一所好大學的校長，不管是什麼專業背景，還需要具備一定的中華文化素養(當然不可能詩書琴棋畫皆通)，如果對西方文化有點了解就更好，否則會顯得沒教養、粗俗，從而影響他所代表的大學跟其他機構的交往，其實也會影響到他所領導的大學裡教育目標的設置和導向。

　　第六，一個大學校長，不管他如何看待自己，他在大學內部以及大學周圍，是為人師表的。中國有幾千年這樣的傳統，西方其實也有類似的傳統。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一個大學校長必須完美無缺，這不可能。但是在基本的操守方面他必須有中上等的水平，受到大部分人的尊敬；大學校長的私德具有示範意義，因為他的身份而具備了公共效應。
　　
　　大學憲章賦予校長權力

　　海外的普通高校里其實很多是管理人才型的校長，這類高校不會管得太差，但一般不會對社會有大的示範效應，也並不影響國家發展的趨向。這樣的影響力屬於一個國家最重要的那些大學。我個人聽到，香港大學的前校長、學歷史出身的王賡武口碑很好。台灣地區的，前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前台灣大學校長孫震，我對他們很敬重而且友好往來。前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在哈佛作訪問學者期間，與我們有接觸，印象甚佳。

　　在海外公立大學校長的遴選上，雖然最後要得到政府的任命，但政府一般不干涉遴選的過程，而且也不會把行政級別考慮在內。通常遴選的過程是這樣的：現任校長在離職前一年通知校方，然後成立遴選委員會，包括本校各級代表、資深教授、外校的校長或副校長、社會賢達，通常沒有政府的現任官員。一定是公開招聘，本人申請和別人提名皆可，要提供完備的專業和管理方面的個人履歷資料。遴選委員會從長名單上篩選出幾個候選人，請來面談；候選人要到各院系去接受質詢，回答教授學生提出的問題。搜集各方意見後，遴選委員會投票決定最後人選，對素質的考量是始終放在第一位的。最後才到相關政府部門備案，由政府任命。

　　雖然由政府任命，但這樣產生的校長不是行政官員，更不是政府官員手下的附屬物。政府任命了之後，即使對他的工作有不同看法或意見，也不能隨便干涉。因為最基本的規矩是，新校長一旦當選，他的職權就由大學的憲章(The　University　Ordinance)界定着，而憲章的規定是不能隨便更改的，外面的官員或工商界無權干涉。憲章修改要經過非常嚴格的法定程序。若校長犯了重大錯誤要辭職，大多是在輿論的壓力之下，而不是在政府的命令之下。

　　在公立大學成立的時候就要制定，經過立法系統討論通過。比如，香港科技大學成立時，就要在立法會通過大學憲章作為一項專門的法規，香港科大的憲章，是香港法律第1141項(Chapter　1141，Laws　of　Hong　Kong)。私立大學不太一樣，哈佛成立的時候，還沒有美國政府，它自己就是北美洲最老的獨立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