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73年返台，1998年退休，2003年將辦公室還給學校，在把辦公室清理結束時，還找到三十年前我回台時寫的一份規劃草案，在理學院原有的數學、物理、化學等三科外，另創辦信息(當時叫計算機)、生命科學(當時叫分子生物)和歷史三個研究所。當然，從傳統的觀點來看，這些未必都屬於理學院的範疇，但前兩者將是新科技的主流，人文則一直也永遠應該是一個真正大學的基礎，而歷史居於人文學科的樞紐，與後來稱之為通識教育的也最接近。這三者後來都做到了，當然也都從理學院獨立出去，成為新的學院，我也先後擔任過人文社會學院和生命科學院的籌備主任，這些都在清大(指台灣清華大學，下同)校史口述稿中留下紀錄，但對我自己而言，最滿意的還是幫助清大建立了一個以學術為最高價值的價值體系，樹立了一個兼容並蓄不畏權勢的學校校風，這些都是我在先後九年的理學院長任內幫助孕育而成，以後做了校長，一方面因為任期不夠長，一方面因為體制上，校長是CEO(主要行政首長)，雜務很多，反倒貢獻有限，有得有失了。

　　1973年我回台時，台灣學術界(尤其是理工方面)還處於篳路藍縷、百廢待興的階段。清大只有一個院，三四十個教員，雖然具博士學位者居多，但多是先在島內得到碩士再到海外短期進修而得，而且當時留學生返台如鳳毛麟角，所以一有博士回來便是副教授，事實上便是終身職，三年後升教授，便再也沒有進取的壓力了。

　　在大學，學術成就應居最高價值，原屬天經地義，不但理論上如此，實際上，凡有人的地方就有鬥爭，校園雖小，幾十個人比上比下也有得好比，一旦確立了最高價值的標準，以此客觀標準為努力的目標，校園自會太平。

　　話雖如此說，但要確立學術為最高價值的體系，在當時環境下，也還不容易，校內有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校外有錯綜複雜的政治勢力，我衡量了一下客觀形勢，擬定了三個努力重點：一、建立嚴格的教員晉級升等標準。二、讓學術成就高者在各種場合的講話最大聲。三、打擊剷除學術以外的其他校內特權。

　　第一條比較容易做到，我回台時已在普林斯頓、普渡等美國的大學耽過十餘年，對於學術圈的升等晉級既經過磨練，也開過眼界，很快就據之制定了適合台灣實情的辦法，建立了權威。雖然因為環境不同，不可能完全做到適者留、不適者去的程度，但有晉級升等的壓力在，在校園內還是培養維持了競爭進取的風氣。

　　第二、第三兩條的推動，要分寸掌控得恰到好處，就不容易了，今天清華校園還流傳着一些當年的故事，有人看作佳話，有人看作笑話，矯枉是否過正，人言各殊，就請讀者來評斷吧。清華原以理工立校，校園人文氣氛淡薄，我回去後，頗思振衰起敝，有一次，特地請了大詩人余光中來講新詩，他講得興起，即席朗誦起自己的詩“天空非常希臘”等等。卻不知惹惱了一位在座的W教授，此人是一狂士，心胸也很狹隘，不但橫眉冷對千夫指，而且昂首自認人上人，在校人緣極差，但他留美時曾在名校(加州理工學院)從名師游，研究工作在當時清華算是出色的，因此他在校園內的種種跋扈言行，也就被容忍着。這次他看詩人自我陶醉的樣子，愈看愈不順眼，忽然大吼一聲：“不准再念下去了！”然後指責余詩人三大不妥，第一，文法不通，希臘是一名詞，豈可以代動詞來形容？第二，崇洋媚外，台灣天空也很藍，為什麼要用希臘？第三，姿態不文，搖頭扭腰豈可登大雅之堂？一番數落，平常溫文儒雅的詩人乍聽之下，愣了好一陣，回過神來，忿起反擊，這下可熱鬧了，年青氣盛的教師多有助嘴的，不通狗屁等等，講堂里鬧成一團，余詩人為之大怒，不待終講，拿起詩稿就走，飯也不吃了，即刻坐火車回台北。我這個做主人的院長，只好隨侍返北，一路地道歉。但是詩人余怒不息，第二天就把在清華受辱的經過用生花妙筆寫了篇文章，刊諸報端，並將清華定性為：“文化的沙漠，瘋子的樂園”。

　　這頂帽子一戴就是20年，1996年我已做校長了，在畢業典禮上請余君來作貴賓講演，他再朗誦舊作《希臘的天空》，全場掌聲雷動，校園民主牆上也貼滿了他的新詩，詩人心滿意足，才另為一文，幫清華摘了帽。但也只摘了一半，因為在民主牆上，他發覺與大詩人新詩並列的，是一些批評校長似通不通也稱新詩的新詩，所以他特別聲明“瘋子的樂園”的半頂帽子一定還得戴着，再觀後效以定去奪。

　　還有一次，我負責籌劃人文社會學院的時候，一天我約了幾位籌劃委員，包括余英時、許倬雲等知名學者，到當時學校惟一的最高檔的貴賓室去開會，不料管理的工友告訴我，此貴賓室已被學校黨部訂了，上級知識青年黨部的H書記長馬上就要來談話。當時還是戒嚴時期。我聽了心中頗不是味，三思以後，覺得這正是一個揚威立萬的最好機會，乃對工友說今天這貴賓室我是用定了，待會兒他們來了我跟他們說。

　　賓主剛剛坐完，就看見身兼學校黨部主委的訓導長帶了十幾位教員學生陪着書記長浩浩蕩蕩地來了，看見貴賓室已先有三人，倒也不急着進來，在外面嘀嘀咕咕一番，弄清楚了情況，訓導長才滿面堆笑地走進來，先給客人打了招呼，才對我說：“沈院長，聽說您要開會，我就找人把第一會議室給準備好了，茶水都有，嘿嘿嘿……”我沒有即答，卻瞥見那位H上級有點尷尬地站在門口，不確定是否該進來，就先給客人打個招呼，本來也是熟人：“嗨！領導來了，失迎失迎。”“哪裡哪裡。”“我先給您介紹介紹，這位是余院士，這位是許院士……”“久仰久仰，都好都好。”“今天我們要談一件大事，籌劃成立人文學院。”“哦，哦。”“這是大事喔！”“當然，當然。”“請了貴賓來向他們請教，他們是貴賓吧？”“當然，當然。”“所以我們想用貴賓室，對不對？”“當然，當然。”“那就……”上級望着我們的主委，意思好像是怎麼樣？走吧？不料，此時橫地殺出一位愣小子，大概平常媚上驕下作威作福慣了的，吃了豹子心老虎膽，居然來插上一句：“報告主委，這貴賓室可是我們先訂了的！”啪！茶杯打翻了一桌，我雙手緊握，兩眼瞪着主委、訓導長，馬上就要翻臉。訓導長畢竟是見過場面(他原是孫立人的中將政治部主任，孫犯了案，才下放來清華)，馬上斥那愣小子：“不要多話！”對那驚呆一旁的工友厲聲說：“還不趕快來弄乾淨。”又和顏悅色地向我道歉安慰，“不要生氣，不要生氣。”等茶水換好，他們才一夥兒走了。

　　那次籌備會當然開得十分愉快，課程架構一下就規劃好了，與會的朋友後來對我說，那一拍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人社院的自由學風就這樣拍出來了。

　　驚天地歸驚天地，但事後還得打點打點。

　　那位書記長是當時國民黨二把手蔣彥士外孫的乾爹，在黨部也是一等一的紅人，但不幸他乾兒子的媽媽kk蔣彥士的獨生女兒蔣見美，卻是我青梅竹馬七歲時就一起玩的紅顏知己，晚上打了個電話去，先報備一下。“今天某某到清華來……”話只講了半句，對方就打斷了，“剛剛H已經來過電話了。”“哦？”“我對他說，沈君山做得對！”“哦？他怎麼說？”“他說你叫他走他就走了。”“哦，他這麼說？你怎麼說？”“我說他也做得對！”我大笑起來，電話那邊也大笑起來，兩個人在電話里笑作一團。“紅顏知己”一詞現在已被用爛，爛到有貶損的意味，而其意往往只在“紅顏”，“知己”只是點綴點綴，卻不知此“知己”兩字最堪珍貴，千萬人中難得一二，見美七歲時我們初識，我較她略長數歲，一起成長，先後留美，幾乎同時歸來，歸來不久她就婚變，我早已是單身，兩人漸漸成了無話不談的知己朋友，她對我的公私諸事瞭如指掌，但我那時的生活正是彩霞滿天，沒有想定下來，知己朋友也就只止於知己朋友，不久，她就去世，我寫了篇追憶的文章，收入《浮生三記》，此處不再贅述，但知己難得，豪情不再，現在見美早已化為雲煙，我亦行作稽山之土，二十年如彈指，驀回首，往事卻仍歷歷，走筆至此，不禁愴然淚下！

　　我這樣做，對學校雖然有益，對自己卻當然不好，他們雖容忍我，卻很防着我。從1973年到1993年，我在校內擔任過理學院長、人文社會學院籌備主任、生命科學院籌備主任，還是1956年追隨梅貽琦的創校助教，資歷堪稱空前，在校外也擔任過“中央選舉委員”、“政務委員”、“國家統一委員”等，也是籠籠統統一大堆。20年中每次清華校長出缺，第一個說起的總是沈君山，但第一個被淘汰的也是沈君山，明的理由是“沈君山女朋友太多……”等等，實際上是放心不下沈君山當了校長，清華園豈不是要變成自由主義造反的大本營？花開花落，春去秋來，好景終於“不再”。1993年，沈君山終於結了婚，台灣也終於解了嚴，校長開始民選，經過三波一折，我也終於做了清大校長。為什麼說三波呢？初選、校內遴選、“教育部”決選，這是三波。因為初選遴選時都遙遙領先，決選多少已是形式，但還經過一折，面談時，一位我一向尊敬的教育界耆宿，忽然婉轉曲折地問出一個問題，聽了半天我才聽懂，原來是：“清大會不會有校長緋聞呢？”聽懂之後不禁大笑，引唐詩一聯略改兩字響應：“已然看盡洛陽花，遂與春風容易別！”老先生搖頭擺首地吟哦了一陣：“哦，春風容易別，嗯，嗯，容易別，好，好！”乃投下神聖一票，決選全票通過，堂堂溪水終於出了前村。讀者也許好奇，為何如此在意做校長，又為何是好景不再？對於第一個問題，是這樣的，回台之初我就定下安身立命的方向，棋、橋、族群、兩岸等等都是我欣賞生命、發揚生命的途徑，是“業餘”的興趣志向，雖然這業餘的成就貢獻，許多專業也終身難臻。

　　話說回來，業餘總是業餘，“政務委員”等雖然官高兩階，教育辦學才是安身之正業。我回台之初，當局原是要我接校長的，但那時，我還想享受生活，沒有接受，直到知命之年，生活也享受夠了，父親、梅貽琦、胡適之、吳大猷等當年的金玉良言也漸漸開始在心中發酵，而且幾番風雨，體驗到要遂志業，二把手和一把手畢竟還是不一樣，因此想專心正途，但人家卻不放心我做一把手了，直到耳順年過，物換星移，才得遂初志，如何能不在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