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與西學的若干異同

楊道還

2/16/2018

這篇博文匯集了最近與遠方，老幾和劉學偉博的交流和評論，增添了一些說明。

老幾原文：http://blog.creaders.net/u/2372/201802/314301.html

遠方原文：http://blog.creaders.net/u/8555/201802/314888.html

1. 關於hypocrites（言行不一）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認為是這樣的。個人歸個人，社會歸社會，兩類東西有聯繫，但不能說直接相同，而是有轉折，枉則直。莊子說，這裡有五變九轉。（《莊子·天道》）想一句話說完，沒那麼便宜（方便容易）。個人與社會就如神經元與大腦的關係，去影響大腦想什麼，不能靠切掉神經元上的突觸來實現，也不能靠把神經元弄成一個個方塊來實現，個人歸個人，社會歸社會是對這裡面的複雜和多層次性的尊重。

《孟子·盡心上》徒弟問他：道就跟登天那麼難，再高再美有什麼用？現實點兒好。孟子說，不因工人笨而拋棄規和矩，“能者從之”。不能因遷就作不到的人，就曲為之說。現實中，這種思想沒起到教育方法的作用，而起到了思想庇護所作用，為後來同類的人，道統中人，提供了一個寄託，即，可以拿他的話做擋箭牌。

個人的高富美，在較好的環境裡還好，在志同道合小群里還好；在不好的風氣下，進入社會，就有hypocrites的疑慮。這就是老莊孔孟講“卷而藏之”，“隱於市”，“無言”，“不可與莊語”（不講莊正的道理）的原因。這些人顯然認為，寧可shut up，也比湊合，曲學阿世強。這就是第一個轉折，達到第一層truth。不知這樣的轉折，是假道學。

這個轉折是因為人與萬物的關係，不能直接代到人與人的關係中。直接取代，違反了仁的原則，也違反費爾巴哈的“類”的認識。人是我之外的萬物中特別一類，或者與我相同，或者與我相對。對待他人的方法會返作用於自身。（《孟子·梁惠王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只有全無人性的人，才（僅限於主觀上）能將他人視為與萬物等同。

願者上鈎，能者從之----是有來學，無往教的國學教育思想精義所在。popular，有利，有力，從來不是目的。流行不是目的，不流行也不是目的，可以作為一個獨立自由思想的人的立足根據，可以依賴有所立，不隨大流出爾反爾，才是目的。任何其它方法，都只能教出hypocrites，比如很多西方哲學。

這裡隱含了一個缺乏繼承人的問題，“願者”和“能者”是兩層過濾，過濾掉了絕大多數人。這個問題不出在“有來學，無往教”這一原則上，而出在社會文化和環境導致人的異化上。造成這個問題的本質是，有智力有武力的強人，用威迫對人進行強約束，操縱和灌輸。老子講“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無知的人斷章取義，認為這是愚民，卻不知道“使民有知有欲”會引起什麼。更重要的是，誰有這個權柄，資格，甚至能力來決定將何種知何種欲加在民上是適宜的，並承擔起責任。單純“我是為了你好”，“聽我的沒錯”,就行麼？

另一個隱含的問題是，這樣過濾之後，人才不夠用，怎麼辦。萊布尼茨認為現實社會總是最佳解。他是錯誤的，只有老莊所講的至德之世，沒有強人出於自己的私心和私知干擾的社會才是最佳解。在至德之世，人才才是剛剛好夠用的，這是因為這樣的社會是“自然”的，因為自己是這樣的，所以是這樣。不夠用是因為異化和人為的摧殘。天地生了恰好的人才，被摧毀之後就少了，而這些倖存者又被認為是培養出來的。湯川秀樹提出“天才是成批出現的”，實際上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時代少有摧殘。天才在某一時代成批出現，不僅不是揠苗助長可以實現的，而且揠苗助長會適得其反。缺乏天才的時代是常態。在這樣的現實中，老子說：“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這個論斷需願者才能理解，能者才能實行。

2.知行合一

【言行需要自洽】相當於講“知行合一”。當這個“知”是個假的，偽的，合一出來的算什麼？真的知，能夠讓一個人的行，不得不跟上去，有如小球於牛頓定律一樣。真知就如小球運行的最佳路徑，已經知到直路，不論言還是行就不會左繞右繞。這個真知是國學獨有的。這與西方講的自洽不一樣。

枉則直，不是要它枉。光從空氣到水裡，有折射角，這因範疇的真而枉；光在宇宙中彎曲，是因空間的真而枉；而光本身是一直走最短路的，不變本性的，不枉的。人的知行也是如此，所以有轉折。西方講這是客觀精神，但國學認為，這是尊道（行之而成）貴德（得來的本性），不是純乎客觀----人不是小球。這又是與西方不同的，先通幾何算什麼？所以人生的藝術，是因人不同的，而不是客觀的，科學的。一些蠢學者認為文化思想也應有科學精神，不怕犯錯，自有人去替他改正，等人給他揩屁股，這是巨嬰精神。在根本上，這是反人道的，人不能被當作同於非人的萬物之一而實驗的。

不能行，是沒有真的知。真的知行，本來不能是二。打個比方，一個人對某個大樓很熟悉，他在有干擾，甚至沉思時，不用看，也會走到門口，開門進去。而沒有真知的人，就要東張西望。《論語》講“行不由徑”，不因為可能會方便或者省時間去走彎彎曲曲的小路。《老子》責備人“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老子·53》），也是此類的意思。道儒聯繫極多，當初劃分儒家道家的人，似乎只看表面了。

不是純然客觀，到了自己獨自做主的時候，就如同在暗昧中摸索，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當其他人有了類似的經歷，才能共鳴。老莊生平沒多少記載，孔子卻是顯要，他自己說，一舉一動都有人看着。那時師道沒有建立，孔子是第一人，沒有師道尊嚴的說法和規則。弟子認為他了不起，是自發的。後人學到了某種程度，與他有共鳴，就有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的說法。孔子並不是太陽，為人照亮，只是讓人知道如何是睜開了眼睛。無知之徒，以為孔子是太陽，那是連門都沒摸到了，怎麼能知道裡面宮室是什麼樣的呢？人還要自己去照亮，去探索，去行。

絕對的知行合一是很難的要求，對此孔孟莊各有論述：

《孟子·梁惠王上》講可以一點點做起：“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論語·雍也》講不要望而卻步，要走到哪算哪：“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自己固步自封）。’”

《莊子·讓王》講到了難以逾越的關頭，不要勉強，也可得到真實的自我：“‘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3.人，人工智能，能智工人

人工智能的含義與詞序整個是相反的，我在幾年前提及過這個問題，人工智能意味着“能”夠有某種“智”力的“工人”。但這個工人不應該取代人。現代人對人工智能前景的恐懼，恰如《孟子》所講,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這裡所根據的仁的原則，和對仁的原則的應用，是現代大多數人，包括學者所不能認識的。

【在理想與現實面前，保持一種應有的張力：－）】幾兄這句話講得非常精確。對這種現實的張力的認識和應用，將會決定人會不會被人工智能取代，讓被取代的人“飢而死”。

西方人追求人生的理性解，要求自洽，是合乎邏輯的。但邏輯的，未必是真實的----這句話柏楊講過。我想中西追求的方向一致，但在假設上不一致。西方人假設，人終究會找到個理論，可以自洽的理論。但國學認為，“自洽”不同於“恰如其分（恰到好處）”，如何能算作“恰”，很難說，因天地人群和個人而異----個人選擇因此得以引入。對這個假設，很多人誤解為，中國人認為自洽是錯誤的和不可能的，因而反智反理性。但這個假設只是在說，道可道，非常道----已有的即使自洽的，也是不足用的，用它來指導自己行動的人，遠不足以達到“恰如其分”。這是尼采所講“太理性的”，而不是反理性的。只有對這個道可道，非常道的“真”予以尊重的人，才能有一線達到“恰如其分”的機會。只有得到了這個認識，才能兼采東西哲學，“復通為一”。反對國學的人和儒學者反對西方，屬於同一個錯誤，同在莫須有的問題上角力，這就是現在人們認識的狀態。

沒有簡單解，不斷與【應有的張力】共舞（洽恰，呵呵。兩字都從合），生命就在其中。再複雜晦澀繁瑣的哲學，只要自洽和邏輯，對人工智能來說，都（將）是簡單的。但人工智能是沒有生命的張力的，最好的機器人只是個死雷鋒，壞的就沒有底線了。呵呵呵。至於群體分析，不是根本，是末學，可以從匡廓圖按圖索驥。（《莊子·天道》“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4. 關於國

劉學偉博原文：http://blog.creaders.net/u/5368/201802/314229.html

趙先生的這個【漩渦模式】顯然是對的，但在infrastruture上有所欠缺，所以【季風模式】補進去就得到了一個全景。中國歷史有個內稟的“人道”的循環，如磨盤轉深轉細。而北方的威脅，是外來的，經常打斷這個循環轉深的過程。這兩部分需要分開來看。元和清是外來的，可以先從中國歷史剔出去，先看內部的循環。

從中國哲學看，內部的循環的主要節點是道，仁，禮，和兵。一個循環起始於近乎自然狀態，道。尊道貴德，得道多助，取得天下，通過以人為人（仁），形成國內秩序；而非以人為敵（兵），奉行敵對殺戮。敵不是人，是異類，殺敵非殺人---中西軍事都有此類思想。劉邦已知不能馬上治天下，要下馬治天下；《抱朴子·逸民》更提出內仁外兵絕不能混淆，這是近代中國很多問題的根源。這個秩序形成的，是禮，道之華。由此轉向，禮不足以制人，又不得不最終通過兵來解決問題。兵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當兵不可收拾，又是大破壞，回到原始狀態。以上是道--仁--禮--兵--道，但這個循環也可反序實現。

我認為【關於變化的哲學最為深邃，被傳承得最好】是個精到的論斷。《易》的窮通變久思想是上述四個階段的連接者，老莊，孔孟，荀韓，兵墨家分別具體探討了各階段。這是個思想上，也是事實上的infrastruture。他們的思想總是貫穿“變化”，向發展看一步，而絕不是靜態分析，這是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重視“定”義（嚴格絕對的定義）的一大分歧。近代梁漱溟的貧愚不可怕，只怕貧又貧，愚更愚的思想，也是類似的中國式思維。

民族融合，往往是仁與兵互用。中國文化從周公開始的天下觀，就默認異族是人，戰爭不是獵取動物。這是其他文明所無的。這種孤立的認識，導致融合總是從兵開始。兵出現在哲學中，占重要地位，也是其他民族所無的。老莊孔孟皆言兵，老孔又講致勝之道；《墨子》部分篇章在《漢書藝文志》中被歸類為兵技巧家，都是證據。先秦思想家發現的這個循環，是普適的。當外族捲入這個循環，就不得不認同，因而同化。

講句笑話，即使外星人來了，也取決於他們對仁的認識程度，才能決定從哪一階段發生接觸，也得進入這一循環。霍金所講的與外星戰爭危險，並非胡說八道。將這個循環細緻化，將老，莊，孔，孟，荀，韓，兵，墨徹底分開，又可得到現代社會的一國內部結構，包含民主，法律，江湖圈，程序，政治正確等動態。拙著《中國哲學之結構》主要介紹了這個結構和動態，劉先生如有興趣，可以一閱。這裡有簡介：http://blog.creaders.net/u/10781/201707/295808.html。

5. 關於公與私   

同意老幾所講的【同一】。“大同”是要有的，但不是“共產”。共產太粗俗，柏楊曰：“錢錢錢，你就知道錢”，呵呵。這個經濟囚徒思想，屬於錢穆講的水準經濟之下的籠子裡的思想，出了籠子的人就不同意，老馬只好主張消滅他們，不仁也。我在《結構》名的經濟出現那一節，就是為此類問題打下的伏筆，提出的解法。

無論陰陽，還是中庸，講的都是不能公有或私有一統。有人譏諷極端公有是共產共妻，這個還算小可，將來技術發達，腦子也能和也要公共一下給大家開開心，這個東西還能叫人嗎？（剛看到荷蘭器官“公有”的報道，正是我想到但沒有寫下來的，是公腦的前一步。）極端私有也類似。生生，陰陽必須都有。只有其一，沒有陰陽調和，是死路一條。有人可能認為這個是廢話，等於沒講。但社會折騰得像過山車之後，還得回到廢話，奈何？這時需要想一想廢話之所出的那個依據，就回到你所講的【形式】和【工具】說---這些都是附皮之毛。

名經濟，是老子說的餘食贅行，也是現代經濟發展的要義。數據化之後，又兜回去，產生偽極簡主義者，有數據就可以啦。將來是，各路數據好漢再努力，把“一鍵支付”變成“一鍵均富”，共產萬歲，一步到位，呵呵。

新春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