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略美國的“校園安全”

文/高歌

很多從中國來的人，對美國大學校區竟然沒有用圍牆圈起來這一點印象深刻。我剛成為大學“新鮮人”時，也不禁又驚又喜。 我在美國上小學、初中、高中，校舍都基本上全封閉：學生們早上進了校園，大門就上了鎖，學生不得出外，外人也不得入內。要是硬推門出去，就會紅燈閃爍，警鈴大作。學生有事要出門，得向老師申請，簽發一張許可，否則還沒有走到大門口，在走廊上樓梯上，就被巡邏的校警或者老師截住了。

之所以如此戒備森嚴，原因很簡單：安全問題實在令人憂心忡忡。看看電視、報刊上報道過多少中學生持槍濫殺的可怕消息吧！

進了大學，一切都不同了。美國大學全都是開放式的，沒有將校園與外界隔離開來的圍牆，更沒有什麼門衛、沒有對來訪者一一登記、察看證件和介紹信的手續，學生隨時可以揚長而出校園，市民隨時可以長驅直入校園——不，根本不是什麼“進出”校園：校園就與城鎮彼此交錯滲透，校園就是城鎮一部分，城鎮也是校園一部分，學生走在城鎮馬路，市民也走在校園小徑，教室窗外就是匹薩店，雜貨鋪對過就是電腦房。我可以在半夜三點鐘對着電腦寫作業寫得腦袋和指頭都發木時，與同學三五成群去光顧徹夜亮燈的咖啡館；也可以在周末睡到日上三竿時爬起來，到拐角處的小店租幾盤錄像帶回來放鬆放鬆……

美國許多頂尖大學設在風景幽雅的湖畔山麓，遠離塵囂，鳥語花香，琅琅書聲聲，學生們可以專心攻讀學業。耶魯卻很不一樣，老師學生似乎最不可能有“身在世外桃源”的感覺了——每時每刻，都與芸芸眾生近在咫尺嘛。

不過，在這沒有圍牆的校園呆久了，我對學校和城市、與社會的關係有了更多的觀察，才發現情況遠遠不像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

校園安全——棘手的難題

我上大學三年級那年晚秋的一個周末，打開電腦，赫然看見校長寫給全校師生的一封電子郵件，那標題一下狠狠地打進我的眼睛：“悲傷的消息”：“耶魯大學的全體師生們，我十分悲痛地告訴你們一個悲傷的消息。昨天晚上約10點鐘左右，在離校園北部約一英里處，四年級學生蘇珊·卓文被人從背後用刀刺死。現在，警方正在展開調查。如果你們有任何關於蘇珊昨天晚上動向的線索，請儘快與警方聯繫。”

這一驚非同小可。蘇珊被刺死的地方，並不是治安不好的街區，相反，那裡是治安記錄良好的所謂“高尚社區”，是耶魯的教授講師喜歡居住的地方，而晚上10點，也不是一個“危險時段”，當時還有不少人在街上散步呢。

蘇珊的死讓全校師生又一次注意到“校園安全”這個令人棘手的難題——儘管警方確定這不是搶劫行兇，校方也引用警方判斷一再強調，這是有預謀的殺害，並不能算在校園治安的帳上。報上還舉出數據稱，1998年校園內的治安案件比1997年下降了50％多——校園裡實際上正變得越來越安全。

耶魯的校園內素有不安全的名聲，學校所在的城市紐黑文在全美國聲名狼藉。我來耶魯之前，聽到了不少關於它的治安的風言風語，包括那個著名的以電燈泡來嘲笑紐黑文的笑話。

那實際上是個系列笑話，譏諷了一大批所謂美國名校。這些笑話都以一個同樣的問句輪番問各個名校：“需要幾個學生來換一個電燈泡？”

從麻省理工學院到普林斯頓大學，“兩個”、“三個”、“五個”、“十個”，答案五花八門，理由更是讓人捧腹。例如：

哈佛大學：一個學生——他握着電燈泡，全世界都圍着他轉。

哥倫比亞大學：76個學生——一個換電燈泡，50個舉行集會要求不換電燈泡的權利，另外25個舉行反要求的集會。

耶魯大學：零個學生——因為紐黑文在黑暗之中看起來順眼些！

注意到了吧：對別的學校，調侃的都是學生的自負、偏激，惟獨對耶魯，嘲弄的卻是所在的環境。其實，耶魯在美國的名校中，不是唯一一個為所在環境頭疼的。哥倫比亞大學坐落在紐約聲名狼藉的哈萊姆區；芝加哥大學曾為日益進逼的黑人居住區深感棘手；賓州大學位於費城市中心，毒販子、酒鬼就在校園周圍出沒……這些高等學府，無不為如何處理與周圍滿眼髒亂差社區的關係而投入很大的精力。耶魯所在的紐黑文，還遠不是那麼龐雜、那麼混亂的大都市呢。

蘇珊之死，輿論很自然地聯繫起1991年的那樁兇殺案：一位耶魯學生背後中了一槍，倒在了紐黑文一座教堂門外。那一次，兇犯很快被找到，動機是搶劫。隨後，“讓耶魯校園變得更安全”的呼聲達到高潮，校方增聘了一大批校警，晚上處處可見他們騎着自行車或者開着警車巡邏的身影；校方又花巨款在校園各個角落安裝上了閃着藍燈的公用電話，隨時可以直通警察局。還設立了“校內熱線”，讓深夜回家、心中忐忑的學生打電話呼喚來一名警察護送走夜路——我有次從較遠地方回宿舍時也使用過這種服務。那次我打電話叫來護送的警察是個黑人彪形大漢，足有三百多磅，人很和善，笑眯眯的，告訴我他曾經給很多名人當過保鏢，現在輪到給我當保鏢了。

而耶魯校舍的安全管理也運用了高科技手段：校區雖然各色人等來來往往，但每所住宿學院，包括專門給新生住的“老校園”的宿舍樓，必須要用專門的磁卡才能開啟樓門；進了樓門後，還要用磁卡至少開啟兩道門，才能進到個人房間。一直到蘇珊被害時節，我一直感覺，說紐黑文治安怎麼怎麼讓人懸心，也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並沒有超出以前我所居住的城鎮的不安全程度。

但是，校園安全不安全，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各種社會問題折射到校園內，卻是不爭的事實：蘇珊被害的那個秋天，也正是耶魯的多事之秋。那個學期剛剛開學不久，就有一個新生從公寓14層頂樓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蘇珊被害前兩個星期，耶魯12個住宿學院之一塞布魯克學院的院長、曾擔任過美國地質學協會會長，深受學生們愛戴的一位著名教授，突然被聯邦調查局搜查了辦公室，他隨後被逮捕，控以“非法收集兒童色情圖片”和“猥褻幼童”的罪名。同學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出了蘇珊兇殺案，更沒有想到，這起兇殺案後來又有了令人吃驚的線索：警方所列出的可能涉案對象中，竟有耶魯的一名政治學講師，蘇珊曾經上過這位年輕男老師好幾門課，是他的得意門生之一。他就住在離蘇珊死的地點不遠。

不過，這個案子過了好幾年了，仍未水落石出。

再回到校園與城鎮的關係上來吧。

說起來有點矛盾：雖然小學、中學非常封閉，學校卻是城鎮的一部分，與城鎮息息相關；而大學雖然非常開放，學校與所在的城鎮卻可能完全不搭界。這是因為：我在美國所上的中小學，都是公立學校，是隸屬於所在城鎮的，經費完全仰仗所在城鎮居民包括學生家長們所交的房地產稅；而耶魯大學是私立的，它與所在城鎮、所在州都沒有隸屬關係，它是紐黑文最大的一個“顧客”。
社會治安只是紐黑文這個破落小城的問題之一，甚至不是主要問題，貧窮才是問題癥結所在。城裡的居民貧窮，沒有購買能力，許多商店、餐館、咖啡館自然不願在這裡開業。到晚上舉目四望，只有校園一帶幾條街比較繁華，商店餐館燈火通明；稍微走遠一點，就滿目儘是殘敗破落，昏黑冷清。沒有消費和娛樂場所，老師學生們不敢、也沒必要去那些地方；而行人稀少，就更加劇了殘敗破落，昏黑冷清……如此惡性循環，城鎮風貌每況愈下。

另一個惡性循環的鏈條是：城裡的居民貧窮，文化水平也低，除了售貨員、送貨工一類既不大穩定、收入也比較菲薄的工作，他們在就業市場上根本無法找到更為理想的職位；而因為經濟條件不佳，他們為子女的教育投資也就更力不從心。

一邊是耶魯：美國數一數二的高等學府，進來的是所謂“尖子”，出去的是所謂“棟梁”，校方財大氣粗；而另一邊是“黑暗之中看起來才順眼些”的紐黑文。就算校園沒有圍牆，城鎮街道與校園渾然一體，這兩部分人之間的社會藩籬、文化屏障、心理鴻溝也是截然分明的啊。

耶魯大學一向認為紐黑文是自己的尷尬之處，像個討厭的窮親戚，甩都甩不開。在耶魯與哈佛橄欖球賽時，哈佛學生有時也會揀耶魯的痛腳踩，嚷道：“你們也許是在贏，但你們終究還得回到紐黑文去！”

不過，從我進耶魯的前幾年開始，耶魯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轉變，承認幫助紐黑文擺脫困境，耶魯責無旁貸。再仔細想想那個換電燈泡的笑話吧，對耶魯僅僅是嘲笑環境麼？“零個學生——因為紐黑文在黑暗之中看起來順眼些”，這不也就是暗諷耶魯沒有一個學生去改變紐黑文的現狀，讓它在光亮下也看得順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