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的道德底線在哪裡？

作者：王石川

　　格林柯爾董事局主席顧雛軍被拘，無言地給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倒顧”與
“挺顧”之爭下了一個階段性結論。日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
回應了記者就此事的採訪，打破了當初力挺格林科爾的經濟學家們的集體緘默。
在接受記者“對顧雛軍先生被拘這件事情，您是怎麼看的呢？”的採訪時，張維
迎答道：“我和他不熟，企業我也不太熟。”（見8月7日《證券時報》）

　　什麼是熟？見仁見智，譬如刎頸之交應算作熟，點頭之識也可理解為熟。去
年“郎顧之爭”鼎沸之際，在“2004年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張維迎力挺顧雛
軍，坦承他20年來一直為企業家說話，並說出“最高能力的人從事企業”的諛言，
而當時顧雛軍正在會場。這恰可說明他與顧雛軍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熟。但是，
現如今，張維迎為何說與顧雛軍不熟了呢？

　　當年胡適譽滿天下，時人紛紛以“我的朋友胡適之”自許，而胡適在宦海沉
浮時，則有人避之惟恐不及；巨蠹胡長清在任時，前去找他索字的人絡繹不絕，
一時南昌街頭到處都是“胡氏書法”，一旦他東窗事發，南昌街頭則颳起“鏟字
風”。顧雛軍還是顧雛軍，可惜的是，是時的顧雛軍已是失勢的顧雛軍，有些人
之所以前恭後倨，則是時勢使然也。

　　當然，張維迎與顧雛軍熟悉與否，無關宏旨，也無須深究。問題在於，作為
名頭頗響的經濟學家，不能動輒選擇性失憶，而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在“郎顧
之爭”風生水起時，張維迎屢屢發出毒誓：“學者要有公信力，我不與無恥的人
論戰！”並煞費苦心地給學者重新定義：“一個缺少公信力的人他對學術是不會
嚴肅對待的，他實際上是在戲弄別人。一個學者要有公信力，首先得有良好的個
人品德，其次要有嚴謹的學術態度。”誠然，學者要有公信力，但擁有公信力的
前提應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起碼要做到為自己的言行負責，而不能首鼠兩端，
尤其不能嫻熟於玩變臉。

　　如今經濟學家的口碑備受詈議，於是有人撰文說，批評經濟學家時應“對邏
輯的質疑，而不是對論者道德的質疑”。此言不虛。關鍵是，被批評的經濟學家
已經揚言論戰者是“無恥的人”，並且斷然否認與企業家有關係——“我和他不
熟”了。這種態勢顯然已經關乎道德。大談闊談“無恥”，出爾反爾“不熟”，
這種秉性難道不關乎道德嗎？

　　其實，經濟學家為某個利益集團代言，即便充當企業家的“家奴”並無不可。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馬克維茨，就曾擔任日本某投資公司副總裁，美林和摩林
等大公司也掌控着一些經濟學家。關鍵是這些經濟學家對此並不諱言，不會冠冕
堂皇地空談“學者的獨立性”，更不會以公眾代言人之名行誤導公眾之實，當然
也不會煞有介事地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揮舞道德的大捧棒殺他人。學者高小勇曾
指出：“經濟學是一門事實科學，它的服務主要是根據專業知識，研究和發現某
種約束條件可能導致某種因果關係，以供某個利益集團做趨利避害的選擇。”惟
因如此，經濟學家才不能亂打誑語，才格外需要實事求是，更須拒絕一切偽善和
標榜。

　　反觀國內一些經濟學家，其作為則着實讓人不能恭維。去年8月，在“中國
企業家論壇首屆深圳高峰會”開幕式上，與會代表幾乎清一色是活躍在當今經濟
舞台上的華人企業家，而張維迎卻是出席會議的惟一非企業家，其發言主題則是
“要善待對社會作貢獻的企業家”。對此，難怪鄢烈山先生撰文質疑：“張先生
發言首先就‘站’錯了地方，大大地有損張先生作為‘學者的獨立性’”。誠然，
要講究“學者的獨立性”，就沒有必要千里迢迢跑那麼遠與企業家為伍，既然與
企業家打得火熱又標榜“學者的獨立性”，就不能不讓人懷疑其用心。聯想到這
次張先生毅然決然地肯定他和顧雛軍不熟，可見並不偶然。如此一來，人們不僅
可以對他進行“道德的質疑”，而且還可對他進行“邏輯的質疑”。

　　經濟學關乎國計民生，經濟學家、尤其是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不能不敬畏
良心道德標準。他可以不為公眾代言，也可以不為弱勢群體說話，但他不能視公
眾為群愚，不能把弱勢群體玩於股掌和鼓譟之間。薩特說：“一位原子能科學家
在研究原子物理時不是知識分子，但是當他在反對核武器的抗議信上簽名時就是
知識分子。”反套這句話就是，一名經濟學家在書齋做學問時不是知識分子，當
他在公眾場合發言時便有可能是知識分子。因此經濟學家要有身份意識，要敬畏
良心道德標準，其底線就是——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