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大學教師，我感到羞恥——教師節有感及其他 (ZT)

　　作者：傾聽遠方

　　我懷着一種特殊的心情迎接教師節的到來

　　十多年來，我一直沒有明白這個節日對我意味着什麼。我沒有興奮也沒有激動，更多的是迷惘和反感，我迷惘是因為在這樣的國度里，教育正在劃向一個無底的深淵，教師正在成為一個悲壯的犧牲群體，給這樣一個群體享用一個什麼節日，還有什麼實際意義？我反感是因為每到這個節日，“蠟燭”、“春蠶”一類的比喻幾乎能夠讓所有的人背過氣去！老一套的表演老一套的說辭，讓人不知今夕何年。有點變化的是原來的節日發50元錢，現在漲到100元，原來發白糖毛巾之類，現在可能發的是色拉油或者是百貨大樓的代金券，恩賜一般！

　　在以往的教師節，我反感大多基於一種本能的、對虛偽和表演的棄絕，在今年，我卻從理性的高處和靈魂的內核中感到了可恥和憤怒！

　　一切“不應該”在今天的中國大學都成了順理成章

　　去年，我所執教的師大一個女生自殺了，從辦公樓的12樓躍下來，腦漿迸裂，綻放成一朵無奈又無告的花；今年，我校一男生在下午4點鐘左右，在眾目睽睽之下，向一個女生連捅四刀。年輕的生命在我身邊接二連三地消失，來自心靈的疼痛使我一次次在夢中驚醒，然而我的學校當局在生命消隕的面前，首先想到的是封鎖消息，不但對外拒絕媒體的採訪而且對內也不給師生有所交代，好象生命的消失就是一堂可有可無的課。我知道，女生的自殺是因為經濟問題，據傳，在她的遺物當中，最顯眼的就是欠帳單，家住農村的她，為了到這個比三閭大學還次的學校上學，他們家向親戚朋友借了在他們看來不啻於天文數字的鈔票，而所有的借條上都簽着她本人的名字，並註明畢業以後加上相當的利息一併歸還。就在去年國慶長假回家返校以後，正準備畢業的她，在感到就業困難的時候，選擇了這樣的方式來疏解自己的壓力，有關老師到她家裡去，看見的是一個完全不能想象的破敗家庭，她的家所有的家當，包括即將頹毀的破房，加起來可能還不值3000元錢，這是在大都市近郊的農村；教育和不平等的社會合謀殺害了這個青春女孩，我們能夠說什麼？即使媒體介入報道，他們又能說什麼？那個殺同學的男生，據說是對女生產生了單相思，似乎沒有其他什麼歸於社會的原因，但是傳說者大多語焉不詳。就我的認識來講，我認為無論是個人原因還是社會原因，一個大學生居然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將屠刀砍向一個自己暗戀着的女孩，理所當然是我們大學的責任，這個責任不是相應的法律責任，而是一種我們現在的大學教育必須面對的道義責任，我們的教育難道孳生出這樣的殺人狂，還能夠輕易逃避責任嗎？大學所忽視和犧牲掉的大學精神、虛假繁榮背後所潛藏的人文危機、大學擴招大躍進下的生命虛擲、學校當權者愚蠢而盲目的所謂大學升級運動、對大學教育體制被金錢、權利鏽蝕後種種罪惡的無視、教育者們對道義和真理的放棄等等，一切都在今日產生了報應！！

　　如此，我對於當今大學的思考，已經不再停留於大學教育體制的改革或者大學精神的倡揚，我只需僅僅將思考回到起點，就能在這一片喧囂聲里，發現在如今的大學校園裡，生命將如何被我們輕視被我們摧毀，真理如何被出賣被踐踏，學術如何成為裝點門面的飾品、研究如何成為晉身的手段——歸結到一個哲學命題上就是，我們的大學始終把人作為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導致了我作為人、作為一個教師恥辱感強烈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大學教育體制弊政頑劣而不自知，教學、科研的量化管理和大躍進式的發展觀，寫就了中國大學教育的墮落歷史，21世紀更加變本加厲。

　　曾幾何時，大學成為全社會有志青年嚮往的聖地，大學，總是和這樣一些莊嚴而美好的詞彙聯繫在一起的：殿堂、學府、精神家園、學術前沿、淨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棟梁、自由民主、天之驕子、民族未來等等，從蘇格拉底的大學理念開始，大學一直是作為一種文明延續和發展的空間而存在。她的職責是以培養具有深厚人文關懷、創新意識和理性精神的獨立個體為目標為理性的國家培養合法的公民。大學，她不應該只是培養工具的場所，也不是容忍政客的官場，她最不應該的是成為一個交易市場。但是這一切“不應該”在今天的中國大學都成了順理成章的主流，成為一個模式被紛紛克隆。當前，我們的教育體制雖然標榜的是一種義務式教育和公民、公益性教育，但是實際上我們所推行的不過是一個什麼也不是的怪胎模式：一方面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教育作為政黨意識形態的傳播和延續工程，必須強力實行某種精神理念的種植，要實現標準化的人才培養計劃；另一方面，由於大學傳統與大學精神本體的強大影像力，使大學在實行這一標準化時，本身無法避免地會出現所謂的反意識形態（即“自由化”）的思想，所以，大學教育在當局看來她既是必須加強的又是不能放心的，由此造成現在的大學教育處於一個十分難以恰當定位的尷尬境地，於是在市場化面前，大學在保持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只有通過產業化方式尋求生存空間。政府實際上在這裡是不負責的。一旦把大學置於市場的驚濤駭浪當中之後，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一向哭窮的大學、一向神聖的大學突然之間就放棄了曾經的聖潔形象，瘋狂的加入全社會撈錢的潮流，而且更加虛偽更加殘酷更加無恥，因為在換取最大化利益的過程中，大學投入的成本是精神的價值，犧牲的代價是整個大學傳統和大學師生乃至於是整個民族的未來！

　　大學弊政如今越來越明顯地這樣顯現出來

　　一是校長負責製成為校長、書記及其同仁的獨斷制，所謂改革方案也好、教師考評也好，從來就是自上而下的，對於教育改革、大學改革這樣一種重大公共事業的的綱領措施，如果不廣泛經過師生的認可而強力推行，其結果是任何改革不過都是帶着個人色彩的盲動，權利效應在大學裡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在一切以市場化為標準，而法律尚不健全的今天，權力就意味着對利益的侵占，這在我校正在實施的改革方案中成為了一個“亮點”，龐大的行政機構、嚴重的腦體倒掛現象已經無端侵害了教師的利益，同時這個侵害總是因為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得以取得合法化，因為規章制度和考核標準的制定以及考核程序的實施實際上就掌握在同一組人手中，並且一旦規章發出，它就成為一個標準，任何教師有無不同意見一律視為默認，餘下的工作就會非常順利！更為荒唐的還是，同一級別的教授和行政人員居然實行雙重標準，一個副教授要升教授，除了教學工作量以外，還必須有科研成果的槓子、還必須有教書育人的成果，還必須通過學生對其教學效果的打分等等，但對於一個副處長升任處長，無非就是上面的態度和本人的要求而已……這些大家都明白的不公平，其實要算到“教育”弊政上似乎還很勉強，因為行政系列根本就與教育不搭界，但是這個本身屬於人事制度的東西，它無處不在影響着教育，因為，如果我們客觀地看，對於教授的苛刻，對於行政服務系統的“寬厚”，實際上我們很容易看到所謂聘任制中的私營企業的影子，在這樣的大學裡，基本權利不斷受到侵害，還哪有什麼科學民主的奢望？教學作為主體在今天的大學實際上成了叨陪末座的角色，充當這種角色，你不恥辱嗎？

　　二是產業化和市場化造成大學教育的本末倒置。無論是灌輸國家意志還是延續人文傳統，作為大學的起碼職責，應該而且必須在任何情況下都成為一個大學的核心目標，這個核心目標的核心又必須圍繞教育這個實際環節。只有在今天這個經濟時代，才會有所謂“為教育、學術而經濟”還是“為經濟而教育、學術”的問題。按我對國務院關於“產業化”的理解，應該是教育機構包括大學，可以進行產業開發，你可以去炒股票你可以去開發地產你什麼都可以作，單單不能把教育本身作為產業來經營。在最初聽到產業化呼聲的時候，我天真地認為（事實上也應該是這樣），大學的事業可以劃為兩個部分，產業和教育，產業負責為教育提供經濟基礎，產業的盈虧都不可動搖教育的神聖！但是目前產業化的結果是大家都將教育本身作為資本甚至賭本，去發展所謂教育經濟！這不知道是國務院的初衷還是下面理解的偏差，或者是因為大學除了教育本身以外根本就找不到別的資本使然？由於市場化在大學裡的非常規演進（這裡的非常規指大學進入市場沒有遵循起碼的經濟原則，僅僅是將國家資產作為資本進行簡單的買賣，買賣權以及價格的定位完全掌握在沒有起碼經濟訓練的人手中，用行政事業的方式從事着經濟行為，連成本核算概念、市場——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也不考慮），教育腐敗隨之應運而生，無限膨脹的欲望從此籠罩在大學上空。

　　所謂本末倒置的判斷，我基於這樣的實際經驗——大學紛紛擴招的實際理由並不是像宣稱的那樣讓更多的人受教育，而是為了滾滾財源。因為大學完全從市場的角度來考慮其規模，生源實際上就是市場的代名詞，高昂的學費就成為大學迅速奔小康的保證！但是這樣的結果就幾乎是完全放棄教育。就我所見，在我的學校（相信所有的學校都一樣），每年招生季節是最讓某些人興奮的時候。（至於招生環節的腐敗與黑箱我在此不贅述，我當然也無法更無需去收集證據，因為完全可以想象，最近關於北京航天航空大學的黑錢事件只不過是冰山一角）。我切身感受的是，像我身處的這個“三閭”大學，不足350畝的校園，教師不到1000名、只有一撞8層的教學樓，居然能夠接受13000多名學生，過重的負擔以至於教師全部成為講課機器，因為教室不夠，很多課程就安排的周末和晚上，學生可以輪流上課，而教師和教室永遠沒有輪空的時候，有相當部分老師每周上30多節課，最多的每天就要從早晨到晚上上10節課，因為如此重壓，我們學校把大學標準課時從每節50分鐘壓縮到40分鐘，每天上午安排5節課、下午安排3節課，晚上安排3節課，也就是每天11節課。不僅如此，由於學生多，教師少、教室少，很多專業必修課都還得採取大班制，一個巨大的教室常常容納近200人，這樣長期疲憊的上課和這樣超規模的班制，其教學效果可想而知。老師在無奈地完成教學任務，而所謂任務不過就是在講台上站滿那幾十分鐘，掙得他該得的課時費，他們在為任務忙碌而不是為教育忙碌，他們晨昏不辨、“寵辱皆忘”、行色匆匆，不過是為了一個工作量的指標，當然也並不排除少數善良的老師因為實在不忍心看這些孩子們被荒廢的一點點惻隱之心。說白了，這樣衝鋒陷陣的結果，在我們得意洋洋地宣揚培養了多少多少人才的數字的時候，只有天曉得這個數字背後有多大的真實性。這還是其次的問題，關鍵的還是，在緊張的教學任務中，教授們已經無暇顧及所謂學理、所謂知性的建立，連標準的裝配都談不上了，更不能期望所謂人文傳統的延續。

　　在市場欲望蠱惑下的欺騙性教育里，我們除了殘次品和市儈外，我們還能向社會輸送什麼？在學校迅速脫貧奔向小康的路上，我們看到的是大學教育被金錢強姦後的奄奄一息，是理想被踐踏過的屍橫遍野！

　　成人教育被看成是大學的另一棵搖錢樹，在沒有市場化以前，成人教育的確可以被認為大學為社會培養更多人才的重要一翼，行使着特別重要的職責，也收到很好的效果。然而一旦沾染了金錢的臭味，一切都變得可疑。鄙人作為全國最差的大學中最優秀的教師，每年必然會被派往一個又一個成人教育面授點，須知，在80年代，被授以成人教育權利的老師都必須是精心挑選的，上課紮實而深入，而那時的成人學生都經過嚴格的考試和篩選，都是各地推選出來的精英，教學雙方都十分珍惜十分努力。而現在呢，情況則大不相同，就我所上的文學課程來說，有幾個關鍵問題讓我“出離憤怒”，一是學生來源萬分可疑，因為上課的過程中你完全可以感覺到他們猶如一群白痴，對你費力講授的東西一臉茫然，起初我檢討自己的講課方式，繼而懷疑課程設置，但很快我就徹底明白他們茫然的道理了。我上專科升本科的“新時期文學”課程，在我的意識里，任何一個專科生起碼應該在專科階段學過“當代文學史”之類，所以對新時期文學應該不陌生，只是一個深入的問題，後來我才發現，我的這些“本科生”，大多數拿的專科文憑都不是中文專業的，他們來自當前中國大學專科所能開辦的幾乎所有的專業：數學、生物、外語、歷史、德育甚至音樂、體育！這個結果把我嚇得不輕，問他們為什麼要中途轉科，回答更讓我無法言說，他們說中文好過關，容易拿文憑，不過是死記硬背而已。再說了，他們也並非想這樣像白痴一樣來學，是因為當地所在單位強迫他們讀本科，為本單位學歷結構作貢獻。這個難堪的現實，就把大學推到了與學生以文憑合謀欺騙社會的軌道上，至於這一點，天地良心，大學最為清楚。二是教育目的完全異化，因為在每次面授動員的時候，我聽得最多的就是要保證及格率和過關率，這個保證完全可以翻譯為是對市場占有率的保證，對收入的保證！誰都不必管什麼教學效果人才質量！其他課程其他系科我不知道，對於大多數文學知識相當於小學水平的學生來說，我保證其及格的手段只有一個——放水！一般在校本科生必須一學期才能學完的課程，在函授時僅僅安排3、4天時間集中拉完，即使老師是天才，學生是天才也不能勝此重任，我不“放水”我怎麼向人民以及人民幣交代？——我恥辱啊，我是教師！

　　每當我看見充斥學校各個角落的學生，看見由最簡易的民工房改成的學生宿舍，看見他們在酒吧、在夜總會流連的時候，每當我看見學生越多圖書館越冷清的時候，我都不禁要問，他們的父母真值得化血汗錢將他們送到這裡來虛度嗎？他們既然在這裡什麼都不能得到，值得賠上4年的青春嗎？這樣的大學能給他們什麼？冷漠、自私、虛偽、對財富的欲望、對知識的輕慢，還有對大學精神本身的侮辱！如果僅僅是為了將大量中學畢業生趕進一個有圍牆的地方圈養起來，以暫時緩解社會就業與治安的問題，我們又何必這樣去尋找光明的理由，讓大學來蒙此羞辱？每當看見媒體上赤裸裸的招生廣告，我也不禁要問，一個大學的廣告居然比普通商業廣告更加恬不知恥，中國大學除了金錢就沒有其他可以追求的嗎？至於搶奪生源、空許承諾、營私舞弊等而下之的做派比商場更為慘不忍睹，基本可以用罄竹難書來形容了！

　　大學擴招，種下的即使是龍種，最終收穫的也一定是跳蚤！

　　到此，有必要再次提及我們的那個因貧困而自殺的女生，她的生命或許是絕對的社會貧困、或許是中國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奪去的，但是大學難道就有理由躲在這個社會問題的背後慶幸自己的面前有擋箭牌嗎？在公平原則危機的今日，我們不但毫無選擇地維護着制度的非法性，而且承擔教育主體任務的我們，從來也不追問自己在巧取豪奪的社會中是個什麼樣的角色。我想問的是，在我們理直氣壯地聲稱“為稻粱謀”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完全在社會苦難的現場別過臉去嗎？在我們實行收費教育的時候，又有幾個人在探詢那些來自農村，經過千辛萬苦考來的學生，他們的學費是怎樣籌集的呢？而在我們的大學裡，又有幾個官員了解貧困學生們手中有多少帳單呢？當一個政府把本來該自己承擔的教育任務通過所謂市場化改革，轉嫁給社會和大學以後，政府職責通過學校當局來行使的時候，急功近利的大學會走向一個什麼樣的深淵呢？

　　三是浮誇風泛濫虛構着大學教育的神話。這決不是新鮮的話題，但身處其中感受彌切。

　　首先是學校升級成風，專科向本科、學院向大學、普通大學向重點大學、專科大學向綜合大學……等等，而升級的條件據說有若干軟硬指標。但是就目前我校升級過程來看，幾乎就是一場鬧劇，在迎接檢查、考評之前的突擊衝刺、各項指標的東拼西湊就不再去談它了，單是在上級考評小組到來之前我們手中接到的校當局用於統一口徑的小紙條就讓人大倒胃口，上面有這樣一些數據：正教授多少、副教授多少（有許多是外校臨時借來的），博士學科多少（當時根本就沒有）、重點學科多少，圖書館藏書多少等，數據都是虛假的，所以，在考評小組離開以後，我第一次有向上級表功的衝動，向領導匯報時是這樣一副口氣：這次我表現很好，一句真話都沒有說！那個聽我匯報的既是哥們又是書記的領導頓時失語！這在別人聽來肯定是笑話，但它的確是真的。“我院”成功地升為“我校”以後，我們看到的是校門從新修葺，花園更加洋盤。這是形象固然重要，但應該與這些“形象”相適應的內里的東西卻不足與外人道，比如一個簡單的例子，從我院到我校仍然延續着10年不建教工宿舍的傳統，公共設施仍然沒有添加的跡象……！升級，不過是學校當局領導下的集體舞弊，或許我們期待升級會給我們帶來實際的好處，但這個好處的換取犧牲了我們作為大學教師的基本準則，我們的不誠實種下了無法剔出的禍根，面對天真的學生，我們將無地自容！其實學校升級理應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它依靠實力作證良心保底。如果這樣挖空心思的矇混過關，不加掩飾地集體作假，不得不讓人懷疑只有這麼一些解釋：儘快地為權力尋找提升的藉口，無情地為市場拓展更殘酷的空間，貪婪地為掠奪建造更具欺騙性的平台！現在流行的大學城建設，就其規模和投入來講，都是純粹的經濟行為，完全背離教育原則，因為當權者已經明白，搞批發市場當然比零售更具魅力，完全忽視了不同大學本身應該具有的風格與特點。當然，搞這樣的大學城本身就是一個“項目”，而項目這個東西在西部開發過程中意味着圈錢、意味着一個締造富翁的運動，我們都很明白，根本無須需審計風暴的提醒！

　　其次是以適應社會的名義，大興增設學科之風。隨着市場經濟的深入，社會對各類專門人才的需求量不斷加大，大學新興學科也應運而生，這本來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問題是當大學搭乘市場的快車，以追求效益為目標的學科建設一旦蔚然成風，勢必形成這樣的現象，許多大學不管自己師資情況如何，也不管對該學科有無實際研究，只要是能賺錢的學科就盲目上馬，一時間各個大學競相開設廣告專業、影視專業、商品學專業、經濟管理專業、文秘與公關專業等等，這些專業說白了都是市場泡沫，我所在的大學，本來就只是一個小小的師範學院，老師們也不過是這個學院或別的師範大學的畢業生，但是，這些從來沒有進入過市場，沒有實際經驗的人，突然之間就開始對市場指手畫腳，開始在講台上縱論天下經濟。最為不可忍受的是，學校開設這樣的課程，從來就不願意在師資培訓上化功夫，儘管知道老師們對這樣的學科也只是門外漢，但是培訓需要金錢，這個投入在當局看來是不划算的，所以這些新學科的老師們在學生面前的優勢只是早一天熟悉教材而已。恰恰是這樣的學科竟然成了當今大學的顯學，也成為大學開拓市場樹立形象的一張標籤，似乎沒有這樣的專業就沒有市場，就不是現代化的大學。究竟這樣的專業對社會有多大貢獻大學是不會去考慮的。隨着學科泡沫的翻漲出現的是學位過熱和文憑過熱現象，為了充實所謂的學科梯隊，碩士博士成為當然的條件，於是各類學科的碩士博士點也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而這些所謂的“點”也不過是濫竽充數，其“點”的情形與新開專業同出一轍，不過是為金錢而設，大致教育學科審批機構在這中間沒有少拿好處。我所在的系，就曾經在一年之中考上一個兄弟學校5名博士，在報考之前，兩個學校的頻繁往來和親密接觸更不在話下。其實，這中間就是體現的一種市場操作，我們需要學位來裝點門面，兄弟大學需要通過代培博士來找錢，至於考試本身和攻讀本身，只是一個過場。大家都深惡痛絕的文憑買賣和交易，大學是始作俑者，說得刻薄一些，大學是製造和販賣“假文憑”的最大騙子！

　　在欺騙者的行列，我的確感到恥辱!

　　理想的光芒日益黯淡，良知已經貶值，如今的大學既無法固守精神和品格、保證學術傳統的純正，又無法真正做到對社會的負責。“人”的觀念的淡漠，工具理性的盛行，大學正在失去它安身立命的家園。

　　大學，在根本上是從事着一種形而上的意識構建，它為社會提供了一個反思社會的空間，它自身的邏輯完全遵循着智慧和理性的要求，因而它成為一個自足同時又具有啟示性的系統，它首先是獨立和高蹈的，它關注超驗性的興趣往往高於對世俗的興趣，雖然如此，大學在維護高蹈的同時，往往能夠恰如其分地對社會人群的生存苦難、個體的生命難題給予及時和準確的關懷，這種關懷不是所謂治病救人的“一而一”的方式，它最終指向根本。

　　然而商業邏輯的“帝國主義”式的入侵，中國大學輕易地繳械投降，既可以歸結為中國大學本身傳統積累的輕淺（北京大學也不過100年歷史，而五四時期積累的稀微的傳統不復存在了），還因為中國大學本來就無視形成獨立傳統的重要性，更因為早些時候的意識形態化和現實的追名逐利等，已經掏空了大學人獨立的人格，當今大學裡無論教師還是學生，已經完成了當代中國最惡劣的品質轉型，在濁世滔滔中，他們已經練就了不負責任、適應環境、自私虛偽的一套本領，理想消失、功利日顯，大學人格在顛倒的世象中充當着推波助瀾的角色。

　　世俗的風暴來得異常猛烈！

　　先講一些表面化的例子。

　　其一，在去年的某個時候，上海大學教授葛紅兵出版的一部小說《沙床》在文壇掀起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波瀾，因為他反映的是大學教師如何空虛無聊，又如何在學術在生活中隨波逐流，其中也寫到了大學教師如何與學生在性上面的苟且等。有些人無法忍受他的作品，認為是為大學抹黑！

　　其二，最近我系新發生的故事：某教授（關於這某教授，因為曾經寫過幾部小說，是本市小有名氣的“作家”）在向系裡交來畢業生畢業論文成績里，居然有個學生獲得滿分100分，這是史無前例的，可能古今中外也沒有這個先例，這當然引起系裡的重視，於是專門組織了系學術委員會的幾位專家予以重新審看，結果大家一致認為這裡有明顯的問題，建議90分。但是這位教授向系主任大吵，根本無視委員會對該文的客觀中肯的評價。滑稽的是，當初組織重新審看的主任居然又反過來責怪幾位學術委員，說起碼也該打95分，鬧得幾位委員心意冷淡！這個事情其實有一個大大的原委，那就是這個50歲的，兒子都已經大學畢業的教授，早已經成功占用了這個20歲女生的青春，他們早就出雙入對，雖然我們無法知道當初他和女生的關係是他的本身魅力使然，還是女生主動的投懷送抱（我們也無意去指責這種關係），教授的惡劣之處在於，教授利用手中掌握成績的權利，在他們的關繫結束之前（學生馬上畢業），最終顯現了庸俗的一面，形成了一種交換，當初免不了的關於愛情的謊言都灰飛煙滅！“交換”是多麼市場化的字眼和行為，在我們在印象中，似乎只有腐朽的資本主義、庸俗的商人、市儈、政客才會把愛情作為交換的商品，沒有想到，在我的大學、我的教授同仁也在進行這個勾當。

　　兩個例子其實互為印證，我覺得人們指責葛紅兵是沒有道理的。至少我認為他筆下的大學是真實的。正如張者的《桃李》一樣真實。

　　兩個例子看起來是孤證，但是只要稍稍具有一點良心和善於觀察的眼睛，你就會發現，勢利的社會正把教師和學生拉進萬劫不復的深淵，因為，一切都是可以交換的，只要是合適的加碼！更不用說貧困女生被逼向社會，膀大款、當小姐。

　　我真的不願意舉這樣的例子。我也非常不願意這樣來侮辱我的大學，我還是不得不痛心地承認，大學其實是一個道德普遍墮落的場所，是一個被迫放棄良知的最後證據！其深層的原因，當然與整個社會的普遍墮落相關，但作為一個大學，它的墮落較其他行業來說就顯得觸目驚心而且影響深遠！

　　現在回到深層的問題。

　　一、學術官僚化抽掉了大學最後的脊梁種種機械的考評方式，各類壓人的條條框框，促使大學學術研究在飛速地泡沫化和無質化，虛假學術、官僚學術、諂媚學術在大學蔚為大觀（僅限於人文學科？）！

　　由於職稱、學位幾乎成為大學教師唯一的價值判定，它也就成為大學教師狹窄的角逐場所，同時它也就成為少數學閥和官僚撈取好處、分配利益的黑洞，在學術科研的幌子背後是種種令人髮指的交易和勾當。

　　與教育弊政相聯繫，學術的再分配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每年的課題申報過程幾乎就是一個揣摩上級部門心態和需求的過程，老師們往往不從自己的科研實際情況出發去申報課題，而是從現實功利、時勢政治、主管興趣等方面去迎合，因為誰都明白，課題能否成功申報取決於權力系統的認可。正是基於這一點，那些掌握權力的人就成為課題的發包商，在發包的同時，他們自己往往也成為重大課題的承擔者。學術界的拉幫結派、相互吹捧等現象也由此派生！

　　在大學還有一個十分顯眼的現象就是行政長官並不滿足於他的職務，還往往利用職務的便利摻和學術，而大學學報就成為行政官員的私人園地，沒有真才實學也不會影響他晉升教授（學者型領導除外）。不明白的是，專職的領導者或行政長官，為何在教授貶值的今天對職稱卻趨之若騖？

　　用金錢換取學術也屢見不鮮。典型的做法是由學校或相應的系科出錢，邀請某核心刊物共同舉辦所謂“學術研討會”，刊物當然心有靈犀，辟出較大版面刊登該出錢單位的文章。即使如此，享受刊發的機會也是不均等的，一般說來刊發的文章都是系科領導和親信的！我們文學院就曾和某權威學術刊物聯合在我市召開過一個所謂“區域文學研討會”，花費了10多萬元，得到的回報是少數人得以在權威核心刊物發表文章，我院也在刊物的封2封3上露臉。問題還不至於此，我們的系主任靠系裡的錢由此拉上了和這刊物的私人關係，他也因此而獲得中國社科院的什麼客座研究員。說到那期刊物發表的文章，由我一個朋友的話說是：你們那個系的學術水平，不在那上面發表我們還不知道深淺，一發表到露出了馬腳！其悲也夫？？

　　在學術界紛紛打假，唾棄剽竊的時候，往往忽視了諂媚學術的泛濫。這幾乎是官僚學術派生出來的雜種學術，它往往以申報課題的方式出現，但比普通的“揣摩式申報”有更明確的指向性，編制課題報告時，要麼它直接奉承學術掌門人的成果，要麼乾脆以政治切入的方式來迎合主流政治，希望用學術的政治化傾向來獲得體制的認同。在政治權力和學術獨立精神兩極之間，大學教師無奈的拋棄了後者！這就是我們今天為什麼看到有關偉人理論研究盛行的原因！我的一個同事靠“xxx文藝理論”這個課題已經成果斐然。我不想考察這個課題本身是否成立，我要說的是申報這樣的課題就是投機！

　　目前，我所在的大學已經出籠了所謂教授聘任制和成果考評標準，又一輪成果大戰已經展開，學術官僚再次看到錢途光明，學術刊物從灰姑娘不可避免地成為時代的寵兒，課題申報已經緊鑼密鼓，學報增刊正在籌劃……傾軋、詆毀、瞞天過海、黑市交易、李逵李鬼粉墨登場，熱鬧非凡！

　　身處其中的教授還能夠緬想學術的天空還能夠維護學術的尊嚴嗎？“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的時代已經遠去，這個結果就是用課題的方式鉗制住老師的思維，限制教授的自由，同時它又是一種“誘姦”的方式，你要獲得生存的權利，你就必須就範於它的規定，職稱、評獎等莫不是一種先誘後奸的惡行。問題在於教授被奸時居然大喊暢快，這可能應懷疑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了！

　　看到課題申報的通知，總讓人想起“嗟來之食”之類！

　　二、不負責人的教學環節，抽空了學生的理想與激情教授們已經不再追求那高蹈獨立的風範，他們在滔滔濁世里庸俗着、甜蜜着，他們隨時可以自覺或被迫地將靈魂標上價碼，掛在圖書館的門口；他們不再為學生的精神成人和品格塑造擔負半點責任，他們只滿足於遊走在話語的街道，偽學術的河流，去換得廉價的尊崇；他們已然將自由思想的尊嚴和獨立學術的價值拋棄在市場的荒野，像蟲豸一樣蜷縮在別人為他編織的巢臼中，孵化着別人的思想……這一切，不該歸罪於他們，這個缺乏公正和法制的環境，這個誠信淪喪的時代，是我們該面對的時候了！

　　然而不是這樣簡單，大學生處在教學環節的另一端，我們看到，由於大學和教師的總體墮落，學生在這場無端的遊戲裡不過是犧牲品。

　　首先，大學課程大學教材從課程設置來講，那些注重所謂德育、人生和紅色經典理論課程占去三分之一的時間！外語學習目前是大學最荒謬的，所謂四級、六級考試成為一個硬指標，把一種可有可無的工具奉為一個學生能否畢業的標竿，因此在課堂上、在寢室里，我們都能看到眼光呆滯、口舌囁嚅的學生在為四、六級奮鬥，這大概也要花去學生大學四年時間的三分之一。人生最寶貴的時間就浪費在這裡，而且你明明知道這些勞什子對你今後幾乎完全沒有意義，你還得這樣作，這是學生的悲哀還是教育的悲哀？大學教材在不斷翻新，編撰思想也似乎在不斷變化，但是，我始終沒有搞懂教材於教授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正如《天津日報》曾經就教材的可能性意義提過5種：

　　1、應採取教師講學生記的方式。這種方式最能促使學生認真聽講；

　　2、學生能讀懂的，否則教師就沒有可講的了，教材是僅供教師備課之用的；

　　3、生能讀懂的，但仍應由教師宣讀，聽教師宣讀比學生自己閱讀效果好；

　　4、寫成學生能讀懂的，但不應由教師照本宣科，教師應提綱挈領地講一講，並着重講解重點和難點；

　　5、本來是有分析有論述和綱領清晰的，重點和難點本來就應濃施筆墨加以論述，並非必須用嘴講。換言之，教材應是無須再講的，教師可以在學生自己閱讀的基礎上以答疑（對話）的方式解決個別學生的問題，並以練習和討論等手段幫助學生進一步消化教學內容。如有必要講授，也只應作一些補充新內容性質的講授。

　　但是我們的大學，有多少老師真正對這樣的問題進行過思考呢？更不用說我們的教材在全國統一意識的指導下編撰，本身就受這極大的限制。

　　學生在這樣的學校里在這樣的教育下，會成為什麼？

　　個性被消磨，理想被壓制當然是顯而易見的，同時讓我不安的是，大學老師師德的頹毀，學術理想的凋敝以及世俗風暴的掃蕩，大學生們繼承了他們老師身上所有的品德：自私、愚昧、麻木，狹隘——腐敗的考試制度培養了極端的利己主義者和弄虛作假者（槍手走俏和考試舞弊已經泛濫成災）、培養出一批批沒有懷疑、沒有理性、沒有審美能力的庸才、工具論下的搖籃培育出技能崇拜主義者而拋棄了真正的公共利益的關懷者、無所不在的愛國主義教育豢養出大量的狹隘民族主義者——教師的奴隸化絲毫不走樣地投射到學生身上，而處於弱勢的學生受的傷害更深！因為他們以為世界本來如此！老師是清醒地墮落着，而學生卻無知地被害着！

　　無需作更多的敘述，但願我看到的滿眼黑暗是我得偏見，但是我敢保證的是如今的大學真到了最危急的時刻，我的恥辱來源於我的身份，我居然在這樣的地方覓食，與這樣的人天天為伍，而且我個人無能為力，不能像魯迅一樣找一個悚身一搖的辦法，我幾乎沒法苟延殘喘了！我只能寫這樣的文字，沒有深入的闡述，只是將自己看見的如實記錄下來，希望“揭出病痛，引起療救的注意”，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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