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科技起步晚於中國10年為何反超

瞭望東方周刊 作者：喬新生


中韓兩國產業技術創新五年規劃70%的發展目標相同，但是，韓國企業的科技競爭能力早已經擠進了全球前五強，創新能力源於民族精神。而中國科技發展，在官本位思想的長期腐蝕下，創新能力讓位於政府公關能力;民間科技創新能力受制於傳統的官僚管理體制。客觀上造成了:科技管理部門提供的資金越多，科研部門主動創新能力就越小;經濟越發展，民族創新的能力反而越弱的怪相。

韓國科技起步晚中國10年

漫步韓國街頭，舉目四望，韓國品牌的汽車招搖過市。可是在中國，街頭最豪華的汽車都是外企或合資企業的產品。當許多人沉浸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興奮之中時，韓國在科技領域已遠遠地走到前頭。

科技部副部長尚勇6月在深圳公開對上百家企業代表說：“韓國科技起步比我們晚10年，為什麼在很多領域韓國遠遠領先？很重要的一點是韓國有很強的民族精神，並把創新形成了國家的意志。”

在舉辦足球世界盃期間，韓國全民的亢奮狀態讓全世界的球迷們深有感觸。但是，僅有民族狂熱顯然是不夠的，韓國科技主管部門把民族的精神變成了促進科技發展的動力，並且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形成了有機的整體，把扶持和發展本國高科技企業當成使命，形成國家和地方經濟的評價體系。當我們熱衷於市場換技術的時候，韓國人早已把發展科學技術，提高民族的創新能力上升為國家意志，並且制定了具體的法律制度。

朝鮮半島大規模軍事衝突結束以後，韓國百廢待興。在吸收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先進技術之後，韓國在很短的時間內重建了自己的工業體系，並且把科技發展作為自己的立國之本。面對外國企業提出的誘人合作條件，韓國企業始終不放棄自有品牌。經過幾十年的辛勤培育，韓國在汽車、半導體、高速鐵路、核電站等項目上都擁有了領先世界的技術，並且成功地將知識產權轉化為生產力，繼續推動韓國的產業革命。

可是在中國，土地換技術、市場換技術的發展模式，長期成為許多地方發展經濟的首選。有些地方政府官員為了在短期內出政績，甚至默許縱容科研單位利用虛假材料申報科研項目。

韓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技術的模仿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滿足於模仿他人，而缺乏民族氣節，失去創新的能力。比較中韓兩國產業技術創新五年規劃，在70%的領域兩國發展目標相同，但是，韓國企業的科技競爭能力早已經擠進了全球的前五強，可中國企業仍然徘徊在門外。

中國並非沒有優秀的科技工作者

民族精神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民族品質的集中體現。從功能上來看，民族精神首先體現為一個民族的凝聚能力，從價值上來看，民族精神體現為一個民族的創新能力。如果一個民族缺乏凝聚力，那麼縱然有許多科技工作者投身於創新事業，由於不能夠形成合力，整個民族的創新能力仍然無法體現。

在中國並非沒有優秀的科技工作者，但是在條塊分割的官僚體制下，優秀科技工作者的創新能力難以得到充分的發揮。在某些地方，由於官僚主義作風盛行，科技工作者不但不能享受應有的待遇，反而由於缺乏人際關係處理能力，而陷入困境。

如果沒有良性的促進科技創新機制，沒有通過民主改革而形成的凝聚力，那麼，中國的科技工作者得不到創新的動力支持。

韓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培養，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在韓國，企業是創新的主體，每一個企業經營者都深刻地意識到，如果缺乏自主知識產權，就不會得到政府的支持，更不會得到民眾的理解和歡迎。因此，在韓國擁有自主的品牌，成為創業者最原始的動力。

而在中國，科技創新仍然源於政府推動。在政府主導下，科技經費的發放、科技成果的評估、科技成果的推廣乃至科技人員的獎勵都嚴重依賴政府。這樣的科技促進體制，容易滋生官僚主義，容易產生苦樂不均的現象，容易培養伸手向上的惰性，甚至容易扼殺民間科技創新活動。

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注入科技創新內容

提高中國科技創新能力，必須從改變中國的科技管理體制入手，通過重塑民族精神，鼓勵民間自主創新。至少應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首先，必須建立全國科技統籌委員會，廣泛吸收社會民間人士參加科技規劃和資金分配工作。科技統籌委員會由總理直接領導，通過召開一年一度的科技統籌委員會，制定中國科技規劃;根據規劃合理分配財政資金。政府不再組織科技評審、不再組織項目驗收、不再直接管理科技經費。科技統籌委員會可以通過民主決策的方式，確定未來中國長期、中期和短期科技發展目標，可以通過投標招標的方式，公開科技資金的分配情況。

其次，在愛國主義教育中必須注入科技創新的內容。愛國主義教育不等於革命教育，更不僅等於革命先烈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必須宣傳科技創新人才，必須把推動歷史前進的科技工作者放在優先的地位。

第三，必須改變“損不足以補有餘”的科技管理體制，將有限的科技資金，通過公開透明的方式撥付給最基層的單位。當前這種“對花澆水，根部缺乏水分”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