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殤 —基督教、帝國主義、華北社會和義和團》

THE ELEGY FOR A CENTURY:

CHRISTIANS, IMPERIALISM, NORTH CHINA SOCIETY, AND THE BOXER REBELLION

內容簡介

拂去附麗在義和團身上的意識形態色彩和迷霧，了解義和團運動的來龍去脈及其本來面目必將推開一扇認識和理解中國及其民眾的大門。

李耿信先生數年苦心孤詣的研究成果—《世紀之殤—基督教、帝國主義、華北社會和義和團》，運用大量的原始資料，揭示了義和拳這一具有宗教色彩團體的起源及義和團運動快速發展的內在邏輯，並通過對一系列衝突事件的微觀分析，全景式展現了義和團運動以及八國聯軍之役的進程，論述了中國和列強之間戰爭爆發和中國戰敗的原因。

義和團運動不僅是基督教文明和中華文明兩種異質文明之間的衝突，也是19世紀後期帝國主義的蠻橫及在其庇護下的基督教在華北的擴張策略引發的一系列民教衝突案件的大爆發。同時，瀰漫在朝廷的保守主義、世紀末罕見的旱災等多種因素異常巧合地在華北社會的特殊環境下發酵，與民眾的各種消極情緒凝結在一起，從而使得運動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在義和團運動中，文明與野蠻、高尚與卑鄙等諸多對立的概念和價值觀念紛繁雜亂地糾纏在一起，它向我們展示了人性中醜陋的一面：每個人的心裡都住着一個撒旦，要麼釋放，要麼囚禁，在特定情境或氛圍下，再強的天使都能成為路西法。

《世紀之殤—基督教、帝國主義、華北社會和義和團》一書已由美國具有權威性的學術出版公司—美國學術出版社（American Academic Press）於2018年9月出版發行，全書約60萬字，16開本（210×285mm）。美國學術出版社一貫致力於出版國際學術界最前沿的最好著作和最新研究成果，享有業界盛譽。該書通過美國學術出版社進入國外主流發行傳播渠道和北美主流媒體，可以在谷歌、亞馬遜等數十種美國主流媒體和出版社數據庫中查詢到。

作者簡介

   李耿信，男，河北滄州人，歷史學家。1979—1983年在解放軍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獲文學學士學位；1983—1985年任蘭州軍區司令部參謀；1985—1988年在蘭州大學學習，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88—1998年任遼寧省外貿公司經理；1998年迄今，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市定居。專注於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著有《民初政黨和憲政實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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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緒論

義和團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引人矚目、最具有國際影響的事件之一。外國傳教士、外交官、記者、旅行者、學者、商人以及事件親歷者從不同的角度，以英語、法語、德語、俄語、意大利語、日語及中文等各種語言記述了事件，這些文字的廣泛傳播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和熱烈討論。同時，義和團運動也是最具有爭議性的事件之一，不同背景和身份的人對它有不同的解讀，對其評價甚至是針鋒相對的。

在西方，義和團運動被描述成是一群暴民濫殺教民和傳教士、肆意攻擊外國人、仇視所有外國事物的惡性事件，它“對任何文明國家來說都是一個恥辱”。[1]清軍和義和團圍攻各國使館的行動違反了國際法和人道的準則，聯軍來華是解救處於危難之中的外國人和基督徒並幫助清廷剿滅叛亂，聯軍是恢復秩序的正義之師。在基督教徒眼裡，義和團運動是一場空前的教難，在他們的記憶里和描述中充斥着義和團拳民對教徒和傳教士的仇恨與殺戮。在清廷那裡，義和團經歷了過山車般的際遇，在官方文獻中從開始的“拳匪”到“義民”，再到“暴民”，被官府或撫而用之、或剿而滅之。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話語體系中，“義和團運動一次以農民為主體的反帝愛國運動”，[2]“是中國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的自發的農民戰爭，是一次自發的農民反帝愛國運動”。[3]在精英階層的話語體系中，義和團是一群愚昧迷信、盲目排外、敵視和肆意摧毀現代文明的愚民，在義和團身上體現着中國人的落後、野蠻和愚昧；他們是一群十惡不赦的魔鬼，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他們是一群烏合之眾，不自量力，以卵擊石，給中國帶來了無窮災難，是禍國殃民的拳匪。今天，“當代義和團”、“義和團式愛國”、“義和團式暴民”、“義和團情節”或者“拳民情節”等詞句常被用來嘲諷、指責那些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人。那麼，義和團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那些拳民不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中國農民嗎？他們不是我們的先輩嗎？我們的體內沒有流淌着他們的血液嗎？我們民族的體內沒有他們的基因嗎？如果這些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們必須回到現場看看究竟是什麼原因使這些普通的農民最終變成了暴民。

在義和團運動中，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多神信仰與一神信仰、基督教與儒釋道、中國人與外國人、傳教士與紳士、傳教士與中國各階層的人、教民與平民、朝廷與地方、官府與百姓、法律與人情、秩序與混亂、天災與豐收、貧窮與財富、飢餓與溫飽、理性與衝動、熱情與冷血、無奈與得意、高尚與卑鄙、善良與歹毒、科學與迷信、文明與野蠻、正義與邪惡、寬恕與報復、屈辱與榮耀等眾多相互對立的概念和價值觀念如無數亂麻一樣糾纏在一起，其界限是如此模糊不清、使人難以分辨，以至於任何一個明察秋毫的人都有可能掉入判斷失誤的陷阱。

由於義和團運動本身所具有的錯綜複雜性使得人們對它的評價常常各取所需。當西方被認定為侵略者和中國被認定為被欺辱者時，義和團的反西方行為成為激發中國人愛國主義情懷的榜樣；當西方被視為現代生活的源泉時，義和團對西方的仇視行為便成為中國人不堪回首的尷尬記憶。義和團運動是中國歷史上觸動中國人強烈情感的一根敏感神經。所以，中國人對義和團運動帶有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的評價往往大於對其自身的學術評價。因此，給予這個運動一個人們普遍能夠接受的學術評價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然而，任何一個真誠的學者都不應在這種價值撕裂面前退縮，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把各種事實、虛構及傳說嚴格地區分開來，清除其中的虛構成分以使這種敘述變得真實可信。拋開對某種價值觀的認可或推崇，嘗試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發現、理解和承認拳民的信仰和行為以及義和團運動爆發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並藉助於社會學、宗教學、哲學、人類學、社會心理學、體育運動學等學科的理論理解這段歷史的內在邏輯，這是歷史研究者不可迴避的責任和使命。當然，理論本身不能解釋歷史，故本書儘量不偏向地引用大量的史料，剝去持各種不同立場的事件記載者的感情色彩，並最大限度地運用被前輩學者熟視無睹甚至有意忽略的史料，以給讀者提供更多的自行判斷的空間。但是，汗牛充棟的義和團文獻資料使我們在使用它們時難以取捨，如何使用那些錯綜複雜、相互矛盾、甚至尖銳對立的記載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尤其令人絕望的是，某些事件缺乏最基本的史料記載，以至於事件的真相可能永遠是個謎團，對此我們只能做出最符合邏輯的推測。

在很大程度上，義和團運動是一場宗教衝突，因為義和團初期的活動就是“反洋教”，這裡的“洋教”指的是基督教（Christian）。基督教在中國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Catholicism）、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在中國也稱耶穌教、更正教）和東正教（Orthodoxy）；狹義的基督教就是專指基督教新教，所以在漢語中又將基督教新教稱之為基督教。本書在使用基督教這個概念時採用廣義的定義，但僅指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而不包括東正教（因晚清幾乎沒有因民眾與東正教衝突而引發的教案，故略之），而在涉及具體事件時則分別以“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區別之。

要理解民眾為什麼反洋教，必須釐清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歷史和遭遇。如果說唐朝的景教和元朝的基督教同古老的中華文明的接觸是蜻蜓點水的話，那麼，這兩種文明在明末清初的對話才剛剛開始，它們最初的融合與衝突對於基督教在中國的命運產生了深刻影響。在回顧早期傑出的傳教士—利瑪竇的事跡和傳教策略時我們發現，他所倡導的基督教對中國文化的適應政策使基督教的博愛精神和中華文明的人文主義精神在互相寬容、融合的過程中，成為異質文明和平相處的一篇迷人樂章，同時也奠定了基督教在中國命運的基調。利瑪竇去世後，其繼任者一改這個策略，對教務採取極其嚴厲的政策，嚴禁中國傳統的祭天、祭祖、拜孔等儀式，因而引起了中國社會尤其是士大夫階層的強烈不滿，由此開始了持續三個世紀的中國禮儀之爭。羅馬天主教廷固執地強行禁止中國的傳統習俗，而中國皇帝也絲毫不作任何讓步。在華傳教士隨之被驅逐，各地教案頻發，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的衝突愈加激化，在清初終於演變成兩敗俱傷的百年禁教局面，基督教在中國遭遇了令人沮喪的寒冬。

當中國的大門被西方的堅船利炮強行轟開之後，清廷被迫和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這些不平等條約的庇護下，西方傳教士接踵而來。當傳教與不平等條約糾纏在一起時，雖然給傳教事業帶來了某些明顯的利益，但同時也埋下了巨大隱患。這種隱患在於，以武力獲取的傳教權利本身是對基督教仁愛精神的褻瀆，使基督教的神聖性蒙羞並賦予了其帝國主義侵略的特質，從而招致中國民眾的牴觸和反感，引發了眾多的民教衝突案件。因而，傳教士在中國大陸也常常被稱為披着基督教文明外衣的帝國主義侵略者。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相遇是不幸的。它在華北地區的傳播更不走運，因這一地區是中國傳統文化最為根深蒂固的地區。在這裡，除傳統的儒、釋、道三教外，民間信仰中斑駁龐雜的神靈駐守在遍布城鄉的各色廟宇中，深入到各行各業、千家萬戶，百姓對他們的崇拜和信仰滲透到風俗、習慣、禮儀、禁忌中，在百姓的生活中無處不見。同時，巫覡、迷信風俗也與民間信仰如影相隨。還需注意的是，華北地區還是中國民風最為剽悍的地區，民間素有尚武之風，作為外來文化的基督教在切入這個地區時不得不面對民眾隨時投來的敵視的目光。儘管如此，基督教還是在武力和不平等條約的庇護下以強勢的姿態大舉進入了前途莫測的華北地區。中國人認為，基督教富有侵略性的擴張策略和它所宣揚的教義是對他們的冒犯。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信徒基於信仰或者其他非宗教目的，在行為上與中國本土宗教傳統、生活習俗背道而馳，他們不再參與地方鄉土社會世代相沿的祭祖和迎神賽會活動，不再承擔公共體的世俗義務，從而造成了中國民眾共同價值觀的撕裂，打破了鄉村生活的寧靜。大多數中國人，尤其是士紳更加偏愛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規範，作為異質文化的基督教在各方面都與他們格格不入，使得對自己文明無比自傲的中國士紳、民眾在心理上對基督教產生了本能的排斥和牴觸反應。

誠然，大部分天主教傳教士懷着高尚的動機來中國傳播福音，但他們的素質也良莠不齊。一些傳教士驕橫跋扈，包攬詞訟，武斷鄉曲，強力干涉民教糾紛和訴訟案件，挑戰中國官府的權威，從而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形成了教會與天朝政體平行的二元權力體系。天主教勢力在急速擴張的同時，來不及或者是不願意考察教民的背景和信仰動機，許多入教者帶着明顯的目的性和功利性，還有許多地痞流氓為逃避官府的懲罰而加入教會，他們假借教會的特權仗勢欺人、橫行鄉里、為非作歹。中國官府在審理涉及民教糾紛的案件時，擔憂由於傳教士的干預會引起外國政府干涉的外交事件，便一味隱忍回護，常常偏袒教民。結果，平民經常是敗訴方，得不到公正的司法對待。這樣，基督教不僅激起了官府的反感，也遭到了中國士紳和普通民眾的抵抗。這些因素助長了中國官民仇教情緒的滋長，紳民要麼採取毀謗、散布流言的方式攻擊教會，要麼鋌而走險以武力抗爭。

隨着基督教逐步由沿海向內地擴展，中國各地的反教浪潮風起雲湧。據統計，從1840年到1900年，全國大小教案不下四百餘起，大多集中在19世紀60—90年代這三十年間。一系列的失落、衝突、不公、仇恨交織在一起，終於在1900年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這是民教衝突積累了半個世紀的大噴發。據不完全統計，在義和團運動中天主教傳教士遇難者53人，教徒18000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家屬遇難者為188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屬內地會（Inland Mission），信徒被殺的數字難有精確統計，據估計約為5000人。

同樣，中國與基督教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相遇也是不幸的。19世紀後期，帝國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就商業利益、領土展開了激烈競爭，這也是帝國主義最為貪婪和驕橫的時代。新帝國主義國家—日本和德國的擴張對傳統強權國家英國、俄國、法國構成了挑戰。於是，新舊帝國主義紛紛採取富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以攫取更大的利益，衰落的中華帝國不幸成為列強瓜分的對象。德國蠻橫地搶奪膠州灣事件拉開了列前蠶食中國的序幕。在事件中，聖言會傳教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它和德意志帝國主義同流合污，鼓動、歡呼德國占領膠州灣，這種行為不僅是對基督教仁愛、和平宗旨的背叛，也是對中國人感情的傷害。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瓜分給中國的民族自尊心帶來極大的挫折感，在中國人心中滋生了仇恨外國人的心理和反抗情緒。

中國的不幸還在於慈禧太后在戊戌政變後重新掌權。頑固保守勢力在朝廷逐漸占據支配地位，他們反對外國文明，拒絕同外國人交往，以對中華文明的極度自信表示對蠻夷的鄙視。己亥建儲是慈禧為壯大後黨力量的一次重大努力，但這個違背祖制的舉動不僅引起了眾多皇族近支和朝野大臣的反對，列強公使們也頗有微詞。列強對己亥建儲的冷漠態度更增加了慈禧太后對外國人的厭惡感。中國政府挫敗意大利人圖謀三門灣的事件恰逢其時，朝廷重拾信心，採取更加強硬的對外政策，在中樞形成了一個以載漪為核心的極端守舊集團，排外主義成為朝廷的基本政策。

仿佛所有的不幸和苦難都在19世紀末降臨到中國，它像一個被拋棄的孤兒，得不到上蒼的一絲眷顧，不僅有外辱頻仍的人禍，更有連綿不斷的天災，特別是1900年春季華北持續的乾旱對百姓來說更是一種夢魘般的煎熬。華北平原呈現出一幅世紀末的景象：饑民遍地、盜匪橫行、謠言四起、暴力不絕。百姓把這種災異氣象和苦難都歸罪於基督教，由此滋生的飢餓、貧困、怨恨、恐慌、焦慮、暴力等各種消極情緒凝結在一起，與受盡列強凌辱的中國對外敵的仇恨、抗爭和民族自尊以及排外民族主義情緒的種子一同在苦難的中國大地上生長，他們把對基督教的仇恨和攻擊看作是排遣所有不幸和苦難的宣泄口。

1899年末至1900年初，義和團運動在魯西北和直隸東南部如井噴式爆發，然後又以不可阻擋之勢快速向四周蔓延。從魯西南的大刀會、到梨園屯的義和拳、再到茌平的神拳，最後，義和團運動的三大特徵—“義和團”的名稱，以喝符念咒、刀槍不入、降神附體作為標誌性儀式以及“扶清滅洋”的口號—在魯西北和直隸東南部正式形成。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是走投無路的中國農民為抵禦外來文明入侵、擺脫生存危機、改變自身命運而發起的自我毀滅式的、本能的、過激的反抗。義和拳在向四周急速蔓延的過程中總是伴隨着反教暴力活動。為恢復秩序，朝廷諭令地方官員彈壓。山東巡撫毓賢的“懲首解從”方針沒有從根本上剷除義和拳傳播的土壤，魯西北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在公使們的壓力下，朝廷改派袁世凱接替毓賢任山東巡撫。袁世凱上任後採取多項並舉的策略彈壓義和團，僅僅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即恢復了山東的秩序，至1900年2月下旬，山東省境內大規模的義和團活動基本絕跡。與此同時，直隸總督裕祿派重兵分路彈壓直隸境內的義和團，至1900年3月底，經幾路官軍的合力圍剿，在南至南宮、北臨河間、東達吳橋、西抵趙州的廣袤地區，義和團基本上被平息。在官兵彈壓義和團的過程中，只要官兵在一地採取嚴厲的鎮壓措施，打破義和團“刀槍不入”的神話，義和團在此地就再也沒有死灰復燃。但是，在1900年春天持續亢旱的特殊背景下，義和拳以“降神附體”的特有魔力吸引着農村中越來越多的無所事事的年輕人，它在直隸中部如瘟疫般快速傳播，在春夏之交終成燎原之勢，進而向天津、北京方向蔓延，局面也開始失控，各處連續發生攻擊教民和教會的嚴重暴力事件。但此時官方對義和團的政策一直在剿撫之間搖擺不定，這個政策對於民眾仇外情緒的助長和義和團暴力活動的蔓延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陰謀、操縱和利用在運動中時隱時現。義和團從反洋教開始，轉而無差別地攻擊所有外國人，最後到以極端的態度敵視一切和外國有關的事物，在“扶清滅洋”的旗幟下燒殺搶掠，保定、北京、天津等地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中。傳教士開始不斷地以駭人聽聞的報告向清廷施加壓力、向列強請求派兵保護。列強則採取更具挑釁性的外交和軍事行動，蠻橫地蔑視“天朝威儀”，從派遣使館衛隊進京到炮轟大沽炮台，一步步地刺激清廷。清廷也不甘示弱，擺出不屈從的姿態，採取強硬的對策。這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各方你來我往，互不妥協，互相刺激，既有偶然的誤解猜忌，又有必然的利益衝突，矛盾逐步升級，最後走向戰爭。

在抗擊八國聯軍的戰爭初期，作為主力的清軍，其武器裝備之佳、彈藥之充足，並不比聯軍遜色，而且中國軍隊在本土作戰，具有天時地利的優勢，軍隊數量上也遠遠超過聯軍，尤其是其在戰鬥中所表現出的英勇無畏精神更令聯軍深懷敬畏。義和團源自於對降神附體、刀槍不入神術的迷信在戰鬥中視死如歸的精神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在義和團在開赴老龍頭火車站準備攻擊俄軍時，曹福田對團民們說：“凡是空手沒有武器的，每人拿一根秫秸，繼續前進，到前線會變成真槍，可以打洋人。”[4]拳民們最初在和洋兵接仗時，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無所畏懼地向敵人衝鋒，但當洋兵以機槍、火炮像狩獵一樣射殺他們，同伴像秋風中的落葉一樣成片倒下時，倖存的拳民們頓作鳥獸散，血腥的屠殺也同時摧毀了義和團的信仰體系。拳民們再和洋兵作戰時便心有餘悸，甚至蜂擁潰逃，其“愛國主義精神”蕩然無存。顯然，義和團以蒙昧、原始的精神武器和冷兵器來對抗殺傷力強大的熱兵器，其失敗的結局是註定的。隨着聯軍不斷增兵，戰爭越來越朝着對中方不利的方向發展，中方逐漸喪失了所有的優勢，最終以失敗告終。

聯軍以勝利者的姿態在占領地的燒殺搶掠行徑絲毫不比義和團遜色。因此，無論是對聯軍還是對義和團野蠻行徑的辯護都是喪失良知的表現。聯軍的不光彩罪行在西方學者的著述中常常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但如果要對義和團運動有一個全面、客觀的了解，就不應當對此感到尷尬，因此書中以適當的篇幅敘述了八國聯軍的暴行。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各地教民開始反擊，他們向聯軍提供情報或做嚮導，借洋兵之力變本加厲地報復拳民。外交官、傳教士甚至那些優雅的公使夫人們以及普通的外國人也加入到對拳民的報復和對無辜平民的搶掠行列中。拳民則從最初的被欺辱者，到團體中的施暴者，如今又成為受害者。施暴者和被害者的角色如此戲劇地發生着逆轉。這樣一幅幅以暴制暴、惡性循環的血腥場景，向我們展示了人性中醜陋的一面：在適當的條件下，前一分鐘是被欺辱的受害者，下一分鐘會成為取人性命的加害者。那樣一幅幅對普通民眾實施劫掠、施暴的畫面，也讓我們看到：每個人的心裡都住着一個撒旦，要麼釋放，要麼囚禁，在特定情境或氛圍下，再強的天使都能成為路西法。

義和團運動是一個內容豐富而又發人深思的歷史事件，相信讀者通過本書能夠了解這個運動的來龍去脈和其本來的面目，並推開一扇理解中國及其民眾的大門。

[1] “竇納樂爵士致總理衙門照會”，1900年1月27日，載《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胡濱譯，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2頁。

[2] 《中國近代史叢書》編寫組：《義和團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頁。

[3] 翦伯贊：《義和團運動》，載義和團運動運動史研究會編：《義和團運動史論文選》，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頁。

[4] 南開大學歷史系編：《天津義和團調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