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能評上諾貝爾獎

“21世紀的資本”名噪一時，洛陽紙貴，其法國作者皮蓋迪曾在美國麻省理工教研多年，他的觀察是美國經濟學理論是一種意識形態。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威廉·諾德豪斯和保羅·羅默兩位美國經濟學家。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者截至2017年累計達到79人。按國籍來看，美國為53人，占到近7成，明顯超過其他國家。原因顯而易見，在第2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學的中心地從歐洲轉移至美國。美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實力明顯領先。在美國的一流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取得研究業績後在美國的大學獲得職位，是研究經濟學的很多人的目標。總之，美國國籍的經濟學者更為有利。從獲獎者的出生地來看，44人為美國，按國籍來看則達到53人，這顯示出移居美國後取得美國國籍的研究者很多。

在以美國為中心的主流派經濟學，存在對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信賴。在東西方冷戰的時代，倡導“資本主義社會不久崩潰，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馬克思經濟學曾保持一定勢頭，在二戰後的日本，由信賴市場的“現代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這兩大陣營壟斷講座的大學很多，歐洲則流行西方馬克思主義。為了對抗，對市場經濟投去懷疑目光的學說和理論的學者一直被排除在諾獎評選之外。

  如劍橋大學的瓊·羅賓遜的名字經常被提到。他為壟斷競爭的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作出貢獻。雖然多次成為候選人，但最終未能獲獎，這是因為他嚴厲批評主流派經濟學。“如果瓊·羅賓遜獲獎，或將進一步譴責屬於主流派的新古典派經濟學。”，此前的評選委員會成員這樣表示。

在當時的英國，除了瓊·羅賓遜以外，還有其他優秀的學者。其中之一是牛津大學的哈羅德。他完成了宏觀經濟學的“動態化”，提出了經濟增長理論的新模型，但仍未能獲獎。根據被稱為“哈羅德-多馬模型”的經濟增長模型，保持充分就業、穩定維持經濟增長的“均衡增長率”是由儲蓄率和資本係數（資本的生產效率）決定的。這個簡潔的模型顯示出，如果增加儲蓄，並將資本高效用於投資，經濟增長率將提高。不過，要實現均衡增長，經濟增長率和勞動力的增加率需要保持一致，顯示出一旦偏離均衡增長、失業率就將上升、或通貨膨脹率提高這一極為不穩定的狀態，而市場本性就是非均衡的危機。

日本京都大學的教授依田高典分析稱：動態經濟學被諷刺為”哈羅德的刀“，因為他的理論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提出疑問，這是被自由主義陣營敬而遠之，與諾獎無緣的原因。

與哈羅德形成對照的是1987年順利獲諾獎的是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羅伯特·索洛。他以“哈羅德-多馬模型”作為草案，提出了由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進步這3個變數構成的經濟增長模型。設計出計算3個要素對經濟產生的影響的公式，證明了對經濟增長貢獻度最高的是新技術。索洛的理論顯示出經濟穩定增長的道路的“新古典派增長模型”的不斷普及。對於評審委員會來說，索洛應該是“能夠放心授予其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但是索洛本人心中卻感到矛盾。

索洛原本是關心失業和經濟減速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他擔心自己建立的經濟模型將作為背離凱恩斯經濟學世界的理論陷入獨立。

 索洛在諾貝爾獎的頒獎儀式上表示了自我矛盾之處，“聚焦技術伴隨着一個副作用。那就是我對有效需求問題的注意遠遠不夠。均衡增長的理論十分需要有關背離均衡增長路線的理論。如何整合長期和短期的宏觀經濟學的問題至今仍未解決“，也就是說索羅認為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是不完備的。

  除了索洛外，還有一位在經濟增長理論領域取得巨大成績卻未能獲得諾獎的學者，他就是活躍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和東京大學的宇澤弘文。他將消費和投資兩個部門加入經濟增長模型中，解明了新古典派經濟學框架中的經濟增長機制，與索洛1個部門的模型相比更具有通用性。雖然在學術界獲得了很高評價，不過宇澤1968年回國後，頻頻作出被視為反市場主義的言行，這似乎令評審委員會感到警惕，也無緣諾獎。

   冷戰結束後，新古典派經濟學愈發占據優勢，新古典派的經濟增長理論至今仍席捲經濟學界。“最適當增長理論”、“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建立該模型的基德蘭德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在200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以及由保羅·羅默設計的“內生增長理論”等傾向市場主義的理論相繼誕生。

 主流派經濟學能夠安然處之嗎？從冷戰結束至今已近30年。2008年的雷曼危機導致全球經濟陷入混亂，貧富差距擴大等資本主義社會的扭曲現象突出，肯定全球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家遭到越來越強的批評。走上保護主義的特朗普政權與經濟學界的分歧也出現擴大，但是主流派的姿態似乎並未發生改變。

  哈佛大學教授羅德里克指出，“如果能夠對於市場的失敗提出新的、富有想象力的證明，在學術界的評價將提高，不過經濟學家面對輿論，將團結一致擁護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最近在學術界分析市場失誤的理論得到很高評價，質疑自由市場優越的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機制設計、搜索理論等新領域出現增加，但是從諾獎的獲獎對象來看。對市場的功能和作用的信賴卻並未發生動搖。

 日本首都大學的脇田成教授主張，“要想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只能遵從美國標準，不過對於日本的經濟學家來說，重要的工作應該是分析日本經濟。可以說日本就像是夾在美國和歐洲兩棟大廈之間的拉麵店，在美國標準出現各種破綻的背景下，更迫切需要符合日本自身情況的理論和學說”。但是他承認期待日本學者發揮獨創性，創造新的世界標準，從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或許還過於樂觀。

中國道路更與美國格格不入，提倡中國經濟學的學人比如林毅夫，儘管得到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讚揚，仍然遠離諾獎圈子。彭斯最近的講話提到中國21世紀頭17年GDP增長了七倍，當然沒有必要改變現行的經濟軌道，諾獎不是麵包和黃油，特朗普也得承認中國模式對其本身是成功的。  問題是特朗普企圖以保護主義，否定全球化，以及總統直接干預經濟來MAGA-再次偉大，他認為堅持市場自由便無法減少美國每年8000億美元的赤字。

 諾獎經濟學家應該合理解釋特朗普經濟學，否則古典自由主義將失去美國經濟現象的基礎，也無法說明日本，中國的經濟道路，成為“與世無爭”的經濟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