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關注的重點還是私權膨脹之後的社會為啥必然內亂。 巴蜀一帶黑幫盛行， 而官商學黑利益輸送鏈劉文彩占了官商黑三項， 特別是和社會， 怎麼可能是好人。 只不過是文痞犬儒受僱抹粉罷了。

以下為《天府長夜——還是劉文彩》(映泉 著，湖南文藝出版社，2000)

　　1996年，我應某雜誌社之約，寫一本關於劉文彩的紀實小說。

　　劉文彩何許人也?這之前，我對他的了解並不比對收租院裡的泥塑了解更多。當年收租院的泥塑登了畫報，而劉文彩的罪惡只是文字，須用腦筋記的畢竟沒有眼睛看的直觀，只知道此人是川西一個罪惡累累生活腐朽靡爛的大地主。待讀了編輯部轉給我的有關此人的大量資料以後，發現這個人並非傳說的那麼壞，原來幾十年的批判“冤枉”他了。也就根據那些資料就湯下麵，以故事的形式敷衍成篇。

　　不想就在雜誌上發了本文的廣告還沒來得及面世的時刻，中央電視台播了有關劉文彩的新聞，內容主要是說有人為劉文彩招魂。熱點成了燙點，那篇東西就這樣擱淺，發不出來了。

　　幾年來，常常想起這篇東西白忙一場，心頭就有些酸溜溜的。割不斷，也心不甘，有一天心血來潮，決定認真寫它一本。於是另查資料，找來有關四川軍閥混戰的各種書籍挨着啃。這一啃不要緊，竟對自己那篇東西的觀點產生了懷疑。劉文彩原來是在誰有槍誰就成王那樣的背景下橫空出世的，果真是個好人嗎?脊背一陣冒汗，心想，幸虧沒有發出來。同時，我對四川那段時期的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便動了去大邑感受一番的心思。

　　隆冬時節，我一個人動身了，路上經朋友努力，弄到了專寫劉文彩的幾本書。由軍閥史料進入到劉文彩的個人材料，才發現，幾年前所執的觀點大錯而特錯了。儘管那幾本書把劉文彩的亮點都發掘出來了，但劉文彩的所作所為還是叫你沒辦法將他說成好人。我參觀了劉氏家族的新老莊園，參觀了劉湘的公館，還有安仁街上劉元宣和原二十四軍一些什麼官兒們的公館。訪問的結果，不但推不翻已有的定論，反而對劉文彩及他們那一支劉家軍產生了厭惡。即使站在當年的視角看問題，此人也難以被定為好人。

　　認真說，劉文彩算不上中國大量一般地主的代表人物，中國的中小地主有幾個能修那麼大的莊園?況且他散在各地的公館有二十八座之多，每一座都不比老公館遜色!有人為劉文彩不平，說沒有那麼多，比如成都，就“只有”三座。我們且不說他二十八座，只算它一個零頭：八座，那也不夠嚇人嗎?據《大邑縣誌》載，二十世紀前五十年間，大邑籍國民黨軍長、副軍長八人，師長、副師長、師參謀長十八人，團長、副團長五十一人，另有少將軍官十二人，任過縣知事、縣長的有八十一人之多!其中多數與劉家軍有關聯。“三軍九旅十八團”，這是人們對他們勢力的概括。須注意的是，他們並非先參加國民黨而後被任命，而是先占山為王有了勢力然後才被國民黨追認的。他們打着“國民革命軍”的旗號，行的卻是封建家族統治，對內封官加爵，對外打擊異己，就是在這樣一種烏煙瘴氣無法無天的背景下，才使劉文彩這個文盲加流氓得以成個人物。那段歷史不但讓人氣憤而且讓人害怕，如果沒有一場土地革命讓他們成了氣候，哪還有老百姓過的日子!因此我對劉文彩背後的東西更感興趣了。

　　首先說二劉：劉文輝和他的侄子劉湘。這叔侄倆儘管同屬軍閥，但在處事為人的態度上，區別也是很明顯的。劉湘是四川第一個大軍閥，曾三任川軍總司令，四任督辦，國民軍二十一軍軍長，連蔣介石都對他又恨又無可奈何。他擁有那麼大的權勢，卻自始至終不納妾，寡慾，尚節儉。直到死時還跟妻子感情深厚。須知，那時候四川可是納妾成風的。劉湘不但自己不納妾，他的兩個弟弟也受哥哥影響，自始至終只有一個妻子。可劉文輝和他的兄長們呢，誰不是三妻四妾?劉湘不讓兩個弟弟有權勢，說，只要日子能過就行了。但劉文輝卻一人成仙雞犬升天，六兄弟無人不是一發脾氣就地動山搖的人物;劉湘的公館修得如同一個兵營，而劉文彩的新老公館卻極盡工巧;劉湘回家對土匪狠狠鎮壓，劉文彩卻收買土匪為我所用……拋開政治態度不說，僅就個人品質而言，優劣也很分明。

　　再從國民黨時期的法律角度來審視劉文彩，他也屬於不法之徒。殺夫奪妻，強姦少女，霸人田產，登門逼租，可謂無惡不作。國民黨地方政府無奈他何，想要他的命的大有人在。如果背後沒有劉文輝撐腰，沒有老大劉文淵起潤滑作用，沒有軍隊幫他彈壓，即使不解放他也難逃掉腦袋的下場。至於打着政府旗號派捐派款、販賣毒品、勒索錢財，勾結土匪殺人越貨，更是罄竹難書。如果用土改的政策去給他定性，僅他殺害無數共產黨人這一條罪狀，皇天后土就饒他不得。貪官、污吏、土匪、惡霸、流氓、地痞……等等角色的惡行，他一個人占全了。

　　站在那塊土地上，歷史仿佛並不遙遠，你依稀能夠感受到那個時代的腥風血氣。然而，為什麼有人竟對劉文彩唱起了讚歌呢?風動樹搖，使我看見了現代人觀念微妙卻可怕的變化。當年老百姓無不對劉文彩切齒痛恨，不幸歲月的塵垢漸漸淹沒了受剝削受迫害人的淚水和吶喊，以致讓他們的後輩兒孫轉而為仇人不平，悻悻道劉文彩“其實不是那麼壞”。

　　劉文彩只是個線頭，扯出來的是二十世紀前半期四川的風土人情，和今天一些人的感情傾向。他很壞，卻有人賦予他權力;他愛賭，獨自一個人是無法賭的;他愛玩女人，卻有人自覺地送上門去讓他玩;他幾乎是個文盲，卻有飽學之士為他歌功頌德;他不是東西，但你落到他的地盤也不能無視他的存在;他販毒，當的卻是禁煙委員會的頭兒……總之，此人是面鏡子，反射出來的名堂頗多。

　　重新改寫，便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補白

　　故事寫至這裡，應該清楚劉文彩何許人也了。我用的都是已有並被公認的材料，不過花了些工夫進行研究，按時間順序將這些材料串了起來，為的閱讀時更好理解。對於劉文彩的惡行，只有減少，沒有增加，更不敢亂編。那些控訴劉文彩的農民們的材料我都沒用，怕的是有人說某些材料不實。但僅這些並非全部正面的材料中，也足可看出劉文彩是何等樣人。竊賊偷盜而不搶，劫匪搶奪卻無權貪，貪官污吏做手腳但不能直接剝削老百姓，小地主剝削卻難以公然搶掠;流氓成性者亂搞女人，卻未必沒有個界限，更未必就要殺人家的丈夫……劉文彩呢?無惡不作幾個字安到他的身上絕不過分。

　　然而這種斷語有人不同意，有不少人說劉文彩是個好人，比如他免過誰的租，給過誰人錢，救濟過什麼人等等;甚至還有人說，劉文輝跟劉文彩商量過什麼跟共產黨走的問題。對此類問題，我倒想談談看法，或者叫作“之我見”吧。

　　一、所謂不實之詞

　　據一些讀物披露，不實之詞有如下內容：劉文彩莊園裡根本沒有水牢;某些展品是贗品;劉文彩不是最富的;某些事情不是他幹的……甚至還用上了“栽贓”二字。這些“不實”部分都可能找出具體的例子來，放任篩選鑑別，只怕絕大部分都是假的了。不過，這些“不實”都只涉及了具體事物，並沒有人敢於出頭說劉文彩的總體惡行是不實。

　　但有一點須弄清楚，那就是，對此人的“不實”部分是與事實有出入，還是羅織罪名栽贓陷害?弄清了這一基本的東西才好說話。若是前者，定性就沒錯，要求更準確一些即可，用不着大做文章;若是後者，就應該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光做文章還不行。看來，那案是不好翻的，為劉文彩說好話的人其實自己都沒想清楚要幹什麼。

　　再說具體的“失實”。是“失”的什麼“實”?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殺人嫌疑犯是否殺了人，這是定罪的前提，至於把受害者張三誤認為是李四，把捅了一刀誤認為是兩刀，這種失實並不能成為減輕殺人犯罪行的依據。

　　經調查沒有水牢，是否能證明劉文彩沒有殺其他人?劉文彩的土地沒有達到第一位的數字，是否就不該批判?至於某些展品不是原物，更是個常識問題。收租院裡的泥塑皆是創作，誰又指責過那不是真的張三李四?如果照此推論歷史，不能不說是抓住一點而不及其餘了。況且，加在劉文彩身上的所謂“不實之辭”與此人沒發掘出來的劣跡相比，孰重孰輕?哪多哪少?結論並不難下。如果讓被劉文彩迫害致死的那些人補材料，情況可能就是另一個樣子。解放初劉文彩家裡的東西大量流失，為了辦個教育展覽，比照他過去生活的原貌收集一些東西當展品，使之更具形象性，其用心無可指責，更不能說這些是栽贓。況且有據可考的大量箱櫃、煙槍、銅床、珠寶等等東西早已流失不知下落，這些也應該是“失實”內容。僅說某東西不是原物就是失實是不夠的。

　　議論得厲害的是水牢。冷月英坐進水牢，但不是劉文彩家裡的水牢，而是劉文彩侄子、老四劉文成的兒子劉伯華家的水牢。大邑縣黨政領導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經過細緻調查，糾正了這一失誤。這是很難得的。遺憾的是這一糾正反倒給了某些人以口實，據此認定是“強加”給劉文彩了。假如非藉此做文章不可，我們也可以從另一面來想想：冷月英生孩子才幾天，就被劉文彩侄子丟進了水牢。“私立文彩中學”的紀念碑不是說劉文彩“有燕趙豪俠風”嗎?那時劉文彩維護着一方的治安，他殺了那麼多人，無不是以殘害百姓、勾結土匪之類的罪名殺的，可是這樁事情發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是誰給了那條惡棍如此無法無天的權力?如何容許其侄子私設刑罰?即使按今天的法律條款打官司，劉文彩也難逃罪責。劉澤高說了一句話。他說劉文彩抓人“要就殺了，要就放了”。與“要就殺了”相比，設水牢至少還有生的希望，反倒溫情得多。也就是說。水牢之誤並沒有加重劉文彩的污點。

　　話又說回來，劉文彩公館的地窖里的確灌滿了髒水，髒水裡的確有人的屍骨，那死者是誰?大邑縣領導並沒有亂加推測，還是依了王玉清等人的說法，認為那地窖是藏鴉片的地方而不是水牢。理由是，劉文彩不會在臥榻之側幹這種噁心的事。如果硬要鑽牛角尖兒的話，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種解釋仍然難以自圓其說。既然是藏鴉片的，何以要放在有水的地下室里?莫非鴉片必須要髒水泡着?劉文彩直到病中還在販鴉片，卻又為什麼讓那個鴉片窖裝滿髒水，並且有人在裡面爛成了骨頭而沒察覺呢?據親自進了裡面的人證明，院牆破了一個洞，他們進去便發現了髒水，繼而發現了死人骨。為劉文彩解脫的唯一解釋，就是有人在外頭先將人打死，而後將院牆挖個洞把死人塞進去。但這樣問題又來了。死人變成骨頭沒有半年的腐爛是不行的，劉文彩家戒備森嚴，何以半年之久就沒有人發現牆有個洞?站在那個陰森恐怖的地窖門口，我產生了這些疑問。不敢亂說劉文彩殺人，但這裡的確是個掩藏罪惡的好地方。那個永遠無從知道身份的死者，冤屈永遠難伸了。此人的命運與冷月英坐水牢相比，是好是壞並不需要解釋。

　　二、劉文彩財產的真偽

　　劉文彩到底有多少財產?展覽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那座新公館到底是劉文輝的還是劉文彩的?那金庫里的金子是老幺的還是老五的?認真說，這些所謂的“之謎”並不具備考證價值。因為，搶劫犯的可惡並不在於他搶得的財物多少，這是起碼的常識。但既然有人提出來並為劉文彩憤憤不平，就此說說也無不可。

　　二十八座公館，八千多畝土地，有人憤憤說沒有那麼多，比如成都就只有三座公館而不是四座。是真是假?就且說都是假的吧。不說大的說小的。僅在解放後，印着“星廷監製”的景德鎮瓷碗，安仁鄉每人可以分得一個這個事實，劉文彩就毫無冤情可說。特別燒制，艱難運輸，而且數量龐大，就不是一般所謂的大地主能夠勝任的。在資料中看到一鱗半爪的記錄中，除了以上所說之外，就有如下東西：劉文彩戴的綠寶石戒指價值一萬大洋;建昌花板貼金棺材八具，僅上油漆就搞了八年;凌君如的衣服要裝幾十口大箱;劉文彩每次吃飯都是幾桌，僅僅因為他愛熱鬧;劉文彩自己所說：“拼了兩千畝地不算，給四個兒子少留五百畝……”他自誇他家的各種煙槍可以裝備一個連;劉文彩的一個兒子回憶說，他的母親楊仲華後來信佛，“每年冬天都要捐給善堂大米數千斤。”數千斤，還少麼?而且這還是劉文彩“寧虧自己不虧學校”砍掉了楊仲華租谷一半後的情況。她還有一部車，因為成都的劉氏家族人都有小汽車……如果將那些具體的東西開列出一張表，將會占去巨大篇幅。至於什麼象牙球象牙塔是買的是偷的或搶的，什麼劉文彩的土地“只有”八千多畝，“只占第x位”，更是要飯的叫花子操心富人的消化，有點不知好歹了。

　　劉成勛家的象牙塔和象牙球失竊，為此當時政府大力搜捕，費好大勁才抓到了真兇。但解放後象牙塔和象牙球卻在劉文彩公館被發現，人們猜測，不是劉文彩唆使搶劫就是劉文彩收贓。劉文彩能搶同族劉樹成家的武器，能夠滅了牟遂芳再搶人家的錢，偷搶劉成勛的東西又有什麼奇怪?但劉家後人卻不同意，說象牙球是楊仲華親自買的。即使如劉家後人所說，那個象牙球是楊仲華花五百大洋買的，那又如何?五百大洋，足可買幾十個沒飯吃的孩子!洗清劉文彩這種所謂的冤枉又有什麼意義!如果受惠於革命的平民百姓和他們的子孫站在劉文彩的立場上打抱不平，認為他比起某些人來並不算最富、某些人比起他來更壞而認為他受了冤枉，倒是我們自己冤枉了自己，也是我們先輩的悲哀。

　　新公館裡一座金庫，為劉文彩不平的人說，那是劉文輝的，而不是劉文彩的，因為新公館是為劉文輝建的而劉文輝又堂而皇之地接收了。此說成立嗎?怕未必。劉文輝在成都的公館有座金庫，為了守衛那麼多錢，特別派有重兵把守。但怪得很，新公館裡的金庫也裝着大量金子，卻為什麼只讓一個遭冷遇的女人住在那裡呢?劉氏後人說，新公館交給劉文輝後，劉文輝的夫人又派了些工人在某些地方進行了改造，以此證明那改的就是金庫。但只要進去看看那座金庫是用什麼材料造的，是怎樣造的，就明白那不是幾個工人所幹得了的。劉文彩花錢如流水，尤其買武器毫不吝嗇金錢，但他的錢到底藏在什麼地方?除了他自己，從來都沒有人知道過。造一座金庫，其實在他並非什麼大問題。金庫是他的增加不了他的罪惡，不是他的也減輕不了他的罪孽。

　　三、劉家後人朋友如是說

　　知道劉文彩過去的人大多已經作古，即使有些人還在世上，當我們去走訪時，總是與劉家有關係的入成了首選，或劉文彩的身邊人，或劉文彩的後人。在他們的印象里，劉文彩肯定與老百姓眼裡的劉文彩不同。這也難怪，手足之情，骨肉之愛，並不因為劉文彩是個壞人就不存在了。相反，他在殘酷剝削和瘋狂掠奪的潛意識裡，也包含着對兄弟子侄的負責情結。

　　如劉文輝，早在40年代初就接觸了共產黨，但劉文彩死了，他仍表現得尤其傷心，因為劉文彩對他，實在是一個好五哥。我們沒有理由責怪這種感情。再如跟着劉文彩跑的劉澤商，父親去世買不起棺木，劉文彩就伸出了援助之手，劉澤高至今不忘這件事，而且並不隱瞞。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那是他們的私人感情，外人無可指責。但如果用他們對劉文彩的感情來概括廣大佃戶和老百姓的感情，那就大錯特錯了。順者昌，逆者亡。順者與逆者的待遇不同，所產生的感情也是不同的。某些作品指的所謂“安仁的老人們”，大多是這種類型的老人。

　　劉澤高長期演說，頗悟出一些辯證法，他說：“貼心的不一定貼身，貼身的不一定貼心，我跟劉文彩是個貼身的，他有什麼想法也不會拿我當知心。”他都承認自己不是劉文彩的知心，跟劉文彩八竿子打不着的現代人卻比他們更愛劉文彩，這世界倒真的變得不認識了。

　　他們對劉文彩如何評價呢?

　　王玉清說，劉文彩待人很好。如何好法?她說，除了她的爹媽，再沒有第四個人對她好了。是的，她原本是佃農的女兒，因為嫁給了劉文彩，娘家得到了幾十畝地，還有一幢房子;更大的收穫就是有劉文彩在背後，娘家再不必怕誰了;作為她個人，劉文彩對她的寬容和體貼當不會有假。她用自己的青春換取的這一點在今天的人們看來似乎有些荒唐，但在吃了上頓無下頓的那年代，實屬不易，因而她對劉文彩心生感激也可以理解。但由此概括劉文彩“待人很好”，不是私情便是糊塗。在她對劉文彩的敘述和介紹中，分明夾雜着個人情緒和個人見解，辯解和遮掩成分顯而易見。

　　此外，劉文彩的兒子認為父親正派得有些古板，侄子侄女認為劉文彩是個好人。我完全相信，劉文彩對晚輩並不缺少慈愛和寬厚，對兄弟劉文輝更是充滿了仁愛和友好。他們感謝劉文彩是他們的家事，但同樣的道理，不能以他們的感情來取代老百姓的感情。劉文彩派兵收打門捐，何曾逼着自己兒女“兩天之內非交不可”?劉文彩姦污婦女，怎會讓子女看見?干穀子被判為濕谷，飽滿的糧食被判為穀殼，這其中的血淚他們又何曾體驗?

　　劉氏後人通過口頭或書面材料，向有關人員和部門指出某些展品不是劉家原物，房子的某些地方不是原樣，現在改的比過去好了，甚至還揭發說，某些展品是有關人在商店買的，以此說明是栽贓。且不說這種態度有什麼不妥，只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解釋，就大值得打問號。這些材料都只證明哪些誇張了，卻無一言半語說明某些方面不夠。其實，過分的部分與不夠的部分相比，只要不帶偏見，都是明擺着的。顯然，這些後人提供這些材料時，骨肉的感情壓倒了理智的思考。

　　更有那座據說是三百多位人士自發刻的、頌揚劉文彩修學校的紀念碑，裡面的用辭實在不敢恭維。碑文劈頭就說劉文彩“能急人急，有燕趙豪俠風”。果真如此的話，劉文彩的八千多畝租田就收不成租了.因為交租時沒有哪個佃戶不急。但他的確是收了。還有：“鄉居喜排紛難，倘有構釁，經年法庭不能判決者，得公片語立釋，地方訟事賴以消化殆盡……”這是說，劉文彩喜歡當裁判，連法庭經年不能夠判決的事情，只要他一句話就可以解決，久而久之，地方上竟然沒什麼官司可打了。

　　這個“立釋”令人費解，是立即釋放之立釋呢，還是疑雲得到澄清之立釋呢?是大家親如一家無官司可打了呢，還是因為打也不起作用才不打了呢?無論屬於哪種情況，都不是個正常現象。暫且不說劉文彩是否依仗權勢威鎮法庭和老百姓，縱然他真的英明到堯舜的程度，那也正是我們民族的悲哀。而劉文彩好的就是具有金口玉言的權威。高高在上，和顏悅色，找老人坐談，抱孩子親吻，救濟孤寡老人，判你誰是誰非，大家感激涕零……這是一切政治騙子所夢想的境界。著文者不以為悲和恥反而極力讚頌，不能不說是件遺憾事。這座碑其實並非三百多人的意見，只不過是三百多人出了錢。誰的意見?文中自有交代：“余與公夙好，故知之稔。”也就是說，這篇文章是劉文彩的朋友寫的。此人叫安相霖，什麼來頭不清楚。這個文人看不見蕭索的大地慘狀，看不見天下不公的現實，只見到“星公”的優秀品質，或者認為“星公”的一切皆優秀。倘若找這位“老人”調查劉文彩，只怕應該翻案的東西更多。

　　說到這裡，還有對那些“善事”的認識問題。

　　劉文彩辦沒辦過善事?辦過，而且有人一件件都數得出來，那都不是假的。比如前面說過，劉澤高爹死無棺木，劉文彩就曾慷慨捐贈一副棺材;劉澤高還說，有兩戶農民無牛耕不了地，劉文彩就買頭牛讓人送去了。修學校更是善事之一。其他方面細數起來，證明劉文彩“慷慨好義”的材料還可以發掘不少。但這些善事是否能夠證明一個人品質的優劣呢?回答是不能。須知，做善事與心善良是兩碼事。無統治欲和不損害他人利益，這是善良;先滿足我再由我賞賜你，這是善事。劉文彩當屬哪一種?對他而言，不掠奪是最大的善事，然而他做不到。他必須掠奪他人滿足了自己精神和物質的需求之後才來做善事，這時的善事其實就是居高臨下的賞賜。通觀劉文彩的一生，沒有跟誰平等過，凡跟他勢均力敵的，無不是拼得你死我活。以他占上風為最終結局。正因為大多數人的生存必須仰仗少數人的善事，這個世界才混賬，才應該推翻!如果今天我們還不懂民主自由之可貴，喋喋不休地計算劉文彩做了哪些善事，即使譚嗣同活過來，也不能不搖頭嘆息。

　　四、劉文彩靠攏共產黨？

　　據一篇未發表的文章說，劉文輝一九四二年回家接收公館時候，向劉文彩通報了與共產黨接觸的情況。他不但向劉文彩介紹了共產黨許多好處，還把周恩來宣傳的共產黨的政策都向劉文彩說了，而公益協進社正是在這次談話後搞起來的。這意思是說，劉文彩聽了這些話後態度積極，那公益協進社是進步之後組織起來的進步力量。

　　果真如此嗎?那麼我們看看自那以後，劉文彩是如何對付共產黨的。一九四二年以前的劣跡算他是沒覺悟之前發生的，既往不咎了。一九四七年三月，殺跟共產黨走的積極分子李榮遠於安仁;同年四月，令郭保之伏擊地下武工隊，殺武工隊員十二人;一九四八年七月，劉文彩調集縣警衛隊包圍*共產黨員肖汝霖的家，因為他獲得情報那裡要開會，想全殲*&共產黨武工隊。武工隊突圍，幾名隊員犧牲;此後不幾天，殺了據說幫助過武工隊的一個人;同年九月，殺共產黨員肖汝霖和武工隊員徐達仁，井命令將屍體拖進縣城示眾……肖汝霖等共產黨人被劉文彩殺害，地下武工隊被圍剿，都在臨近解放的前夜，而執行者都是劉文彩的公益協進社的兄弟伙。解放後，劉元龍、郭保之、劉紹武、李鵬舉等人公然武裝叛亂。有這樣靠攏共產黨的嗎?肖汝霖如九泉有知，也不會答應這種荒唐推測。

　　慢說劉文彩沒到也到不了那個份上，就連劉文輝，也未必接觸了共產黨就接受了共產黨的觀念。這是有材料證明的。劉文彩死在新中國誕生之後，而劉文輝竟然還欲讓二十四軍代軍長、侄子劉元宣去掛個名把“公益協進社”領導起來，因為劉元宣的父親劉文淵的反對才沒有成為事實。而劉文淵反對也不是因為懂得了共產主義的理論，而是認為堂堂軍長去當袍哥老大有失體面。劉文輝真的懂得了共產黨革命的宗旨的話，他就絕不會糊塗到如此地步。還是劉文輝自己坦蕩，他在那篇《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中說：“我的反蔣，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基於個人的野心。同樣，我的親共，也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基於個人政治上的利害。”若不是新舊社會讓他感受深刻，一個大軍閥不可能說出這番話來，劉文輝的可敬之處，也正在於襟懷坦白。但那篇未出籠的文章一把粉抹的卻不是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