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心靈——五四的文化精神

陳力丹

（這篇文章寫於1989年五四70周年，沒有發表。—作者）

近幾年每逢五四，科學與民主這兩個口號出現的頻率會突然陡升，五四一過，一切照常。科學只是在力量的意義上被敬畏，而民主又只被理解為政治工具。儘管如此，這兩個口號一年能被重複一次已實屬不易。早幾年，不是還得講什麼與工農相結合是青年運動的方向嗎？五四70周年了，我不再聽旁人講什麼，而真的去翻了翻陳獨秀、李大釗這兩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的全部作品集，一種被人耍弄的感覺油然而生，真不知那些每逢五四跟着人重複講話的人，是否讀過幾篇五四時期的文章。固然，科學、民主是五四時期的著名口號，但是，是什麼使五四新青年們能夠那樣看重科學與民主？一個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讓別人替自己思考的人是不會想到這些的。“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若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陳獨秀《敬告青年》）這便是五四新青年發出的第一聲呼喊，這一呼喊所體現的是一種深度的東西----人的心靈自由。然而，講自由卻是現今犯忌的的事，於是只有講講抽掉了自由心靈的科學與民主了。

隋唐以來，將絕大多數文人招納入政，一向是中國傳統的輿論控制體系的一部分，它致使中國的文人以仕途為惟一理想歸宿，真正具有心靈自由的知識分子寥若晨星，並且多被視為叛逆。因而，中國思想文化的新陳代謝往往只發生在官僚文人階層。在中國的詞彙里，根本沒有“自由”這個詞，它是本世紀初，作為西方“Freedom、Liberty”的譯詞，從日本傳入中國的。在心靈自由的意義上，中國沒有知識分子，只有文人。我們在一個時期把所有能寫東西的人，不管是作家、戲劇家、新聞記者還是文字秘書，統統稱為“筆桿子”。這種現象很實在地反映出中國文人所處的位置。最近聽說有人講了，要使知識分子從老九提到第一，好是好，可是這種排座次的思維本身，依然是把知識分子看作器具的偏見的反映。

在中國最近一百多年的歷史上，文人真正變成知識分子，或曰文人真正具有完整的自由心靈，惟五四前後一段。這是多種歷史原因（西學東漸發生向文化方面的轉變、袁世凱和蔣介石之間兩大強權的空間地帶，等等）造成的一次機遇。如果尊重這段歷史，並且準備發揚五四偉大的文化精神，那麼就應不懼怕現代自由意識，高舉自由的旗幟。可惜，我們不少人還只能從“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種專制君主的心態，去理解建立在現代商品經濟基礎上的自由意識。即使在被稱為“第四代人”的當代大學生那裡，也很少有人能講清楚他們所要求的自由究竟是什麼東西，充其量是一種擺脫現有束縛的衝動。在這個意義上，溫習一下我們的前輩對自由的理解所達到的程度，是有教益的。

五四新青年所講的自由，不是一種宣傳口號，而是一種理性思考。自由被看作是個性發展和文化進步的標誌。陳獨秀說：“言論思想自由，是文明進化的第一重要條件”[1]，“謀個性之發展也”[2]。李大釗也認為：“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都是為保障人生達於光明與真實的境界而設的。”[3]在這個基本認識的前提下，他們要求“科學與人權並重”[4]。陳獨秀說：“中國學術不發達之最大原因，莫如學者自身不知學術獨立之神聖。„„妄稱‘文以載道’、‘代聖賢立言’，以自貶抑。”[5]李大釗對個體心靈自由的熱烈追求，同樣流注筆端。他寫道：“自由之價值與生命有同一之貴重，甚或遠在生命之上。”[6]“余故以真理之權威，張言論之權威，以言論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願與並世明達共勉之矣。”[7]

在要求心靈自由方面，他們都主張言論和思想的絕對自由，反對任何強力壓制。《新青年》和《每周評論》對不同意見，只要不是漫罵，都留有一欄之地，用陳獨秀的話說，“寧歡迎有意識有信仰的反對，不歡迎無意識無信仰的隨聲附合。”顯然，“絕對自由”在這裡是一種嚴肅的概念，而不像流行的“沒有絕對的自由”那樣毫無思想。陳、李都是有鮮明傾向的，但是陳獨秀認為：“無論新舊何種思想，他自身本沒有什麼罪惡。”[1]用李大釗的話說：“無論什麼思想言論，只要能夠容他的真實沒有矯揉造作的儘量發露出來，都是於人生有益，絕無一點害處。„„禁止人研究一種學說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惡。禁止人信仰一種學說的，犯了教人虛偽的罪惡。”[3]這種認識應當不只陳、李二人，而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風雲人物的普遍認識。請看蔡元培：“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8]再看毛澤東：“最重要的是‘我’，是‘個性’„„，我們當以一己之心思，居中活動，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燈之向外掃射。”[9]

如果用現在對自由的宣傳性解釋，很可能馬上會有人指責這種自由不要法律。然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的思考超出了一般的庸俗之見。他指出：“法律是為保守現在的文明，現在的法律，言論自由是為創造將來的文明。現在的文明，現在的法律，也都是以前的言論自由，對於他同時的法律文明的批評反抗創造出來的。”基於這種強烈的對現實的反省意識，他認為：“法律只應拘束人民的行為，不應拘束人民的言論，因為言論要有逾越現行法律以外的絕對自由，才能夠發見現在的文明的弊端，現在的法律的缺點。言論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論若是不自由，言論若是沒有‘違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現在的文明，現在的法律，決不能夠創造比現在更好的文明，比現在更好的法律。”[10]看來，他對中國文化“靜”的特點看得很透，因而用西方文化的“動”對“靜”進行了一次衝擊。從自身的現在跳出來，站在將來的位置上反觀自身，永遠認為現在需要改變，這種只有在新教傳統下才可能有的意識，出現在中國五四新青年中，實在可貴。自由不再被糾纏於允許講什麼不允許講什麼，而且有了更深刻的文化意義。

這才是典型的現代自由意識，“自由的、也就是獨立的和深刻的”（馬克思語）[11]。如果將70年前的認識與現在流行的對自由的認識相比，我們仿佛是在從五四往前追溯式地生活。為了自由，中國有多少人倒下了，誰知活下來的人卻那樣地懼怕自由，自由本身成了被懷疑的對象，人們竭力迴避這個曾經為之奮鬥的字眼，總怕自由會長上翅膀飛出手心。這種心態的變化在紀念五四的時候倒應該研究一番，是什麼因素造成了這一奇特現象。

五四以前，我國已有像嚴復那樣被稱為盜取天火的人，他主張“自由為體”。然而，百日維新一失敗，他連自由這個詞也不提了，所譯密爾《論自由》，出版時書名變成了“群己界權論”，視角是對自由的限制。後來投身於直接政治鬥爭的陳、李，也不再提1917-1919年他們所講的自由理論，甚至批判起以往的認識。這裡絕非有責難之意，陳、李的歷史性選擇是中國革命的必然。但是，五四的自由心靈為什麼會瞬即消逝？這個問題是應該好好研究一下的，不然我們很可能會重演這段歷史。不是嗎？新權威主義、開明專制等等早在1906年梁啓超就主張過的東西[12]，不又重演了嗎？80多年前梁講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現在我們又在講這一套，仿佛中國這80年白過了似的。看來，我們是無法擺脫傳統的，即使在五四時期陳、李自由心靈的深處，還可以看到中國文明的痕跡。他們對自由的認識是理性的，但同時又是匆忙的、徹底決裂式的，缺乏對中國傳統的全面、深刻的批判與分析，因而再好的現代意識最終難以越過人們心底的萬里長城。

那麼，現在的改革在觀念上是對五四自由心靈的回歸嗎？是，又不是。我們不能再像五四那樣，吶喊幾年之後便沉寂下來，我們開始為現代自由意識建造商品經濟的地基。當然，自由是不能等待自然的或人為的恩惠，而要以獨立的思考去追求。現在可做的事情很多，最低的要求，比如不要再去欣賞什麼伯樂相馬，人才不是靠某些人相出來的，人才更不是讓人駕馭的千里馬，人才是有思想的人；比如不要津津樂道於禮賢的典故，這類莽漢請秀才代謀的事恰恰是中國文人沒有自由心靈的悲劇；再比如不要去做什麼“吃透上頭、緊跟快轉”之類的經驗報告，等等。總之，起碼不要去強化那些扼殺自由心靈的事，總還可以辦到吧？

總有一天，我們引以自豪的長城會從地面上消失，不論怎樣宣傳“愛我中華、修我長城”，有點思想的人都應該想到這一點。但是人們的自由思想和真理、公正將長久地存在。希望那一天我們的後代若想到千萬年前的五四，不會像我們這樣，會如此吃力地追憶自由的心靈如何如何。

【注釋】：

[1]《舊黨的罪惡》（陳獨秀）

[2]《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陳獨秀）

[3]《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李大釗）

[4]《敬告青年》（陳獨秀）

[5]《學術獨立》（陳獨秀）

[6]《憲法與思想自由》（李大釗）

[7]《真理之權威》（李大釗）

[8]《致〈公言報〉函並附答林琴南君函》（蔡元培）

[9]《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毛澤東）

[10]《法律與言論自由》（陳獨秀）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36頁。

[12]參見《開明專制論》（梁啓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