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年的一次礦難中,井底的一個礦工臨死前把自己的帽子交給身邊的同事,希望這個遺物能夠最終落到自己的妻子手上。當妻子拿到這頂帽子時,人已經不在了。細看帽子內面,寫着幾行字:“孝敬父母,帶好孩子。還欠張主任200塊錢……”
這是什麼?這就是驚天動地的道德情操,這就是中國的人文精神。
所謂“人文精神的失落”,從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就喊得震天響。文人墨客,都在那裡煞有介事地尋找失落的人文精神。你見有人到礦井底下找的嗎?
對比一下中國和日本的現代精神傳統,就可以看出中國的人文精神失落在哪裡。魯迅的《阿Q正傳》,寫的是他自己並無親身體驗的下層。在他筆下,阿Q們是一群沒有自我意識、沒有道德、沒有自尊甚至體會不到死亡之痛苦的動物存在。其實,動物對痛苦也是很敏感的。我去超級市場的龍蝦櫃檯前,看到售貨員一打開水缸的蓋子,那些龍蝦就驚恐地縮到一角,生怕自己被逮去。阿Q真會像魯迅描繪得那樣在被斬首前還糊裡糊塗、不知道死之恐怖嗎?顯然不會。
再看日本。日本的現代精神,被追溯到江戶的國學家本居宣長。本居宣長是個民族主義者,他認定下層的“小人物”(他常常這樣自稱)更有真性情,是日本的國魂所在。到了明治年間,又出來一位柳田國男。此公出身書香門第,東京大學畢業後成了政府官僚,後在《朝日新聞》當了十多年記者,是那個時代典型的上層精英。但是,他卻認定,真正的“日本精神”,在大都市已經消失,但保存在偏遠農村下層百姓的生活起居之中。於是,他走遍日本鄉間,記錄這些精神遺產。
所謂現代性,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小民百姓的文化翻身,使他們和過去的王公貴族、士大夫、武士平起平坐。美國的建國之父傑佛遜,說歐洲的國王沒有一個在美國能選得上一個小教區的行政長官,一錢不值。他認為自耕農的道德和價值,才是國家的精神基石。就連一向以精英主義著稱的日本,也要通過挖掘小民百姓的精神價值來建立自己的現代性。如今一些口口聲聲要捍衛中國文化價值的人,開始鼓吹讀經,以為這樣我們的文化就得救了。其實,真要復興中國文化,背那些一知半解的古書是沒有用的。而湖南老漢李紹為,為了讓客死他鄉的同鄉的遺體回家安葬,千里背屍,其信義與忠誠,感天地泣鬼神。我們的傳統派中,有跑斷了腿來調查這樣的民俗、保存和挖掘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嗎?當然不會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在那些讀經派眼裡,幾千年聖賢就那麼幾個,就那麼幾本書,李紹為豈足掛齒?在我們的士大夫文化中,哪裡還有柳田國男那樣對下層社會的虔卑?
不管是傳統派還是反傳統派,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生產的“現代思想”,從來沒有清算過這個問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中的一些人才可能把人口占大多數的農民視為二等公民,至今還對之倍加歧視。老友電話里告訴我,一個發了財的讀書人,街上看見一大群找不到工作的民工,不屑一顧地說:“這些沒有用的人都該被車給撞死!”聽到這話,仿佛是到了中世紀。
在國外體驗多年“現代生活”,才明白所謂“中國人素質低”是中國知識分子創造的最大的謊言。不久前看《紐約時報》,報道南方一個我根本不知道的鎮。那裡1970年代末還只有1000戶左右人家。農民種田之餘,織襪子去附近的公路上叫賣。那時這叫“資本主義尾巴”,被當地禁過好幾次。如今,這個鎮生產世界一半以上的襪子!如果不是有國際紡織品配額這種不公平的貿易保護,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他們在這個行當肯定會征服世界。你看美國的報紙,時時能夠感受到人家對這樣優秀的國民是多麼羨慕、驚嘆。
事實上,那些下層農民,那些拿不到工錢的民工,正是中國近20年的經濟起飛的頭號功臣。而那些低素質的中國人,實際上就集中在我們這些長期把持了文化權力的“知識分子”之中。這也怪不得,在民工干的行當中,中國是最有國際競爭力的。
面對那位礦工的臨終留言,生活在大都市的知識分子們,很少有道德上的劣等感。面對民工們參與創造的經濟奇蹟,他們也從來不會感到自己的無能。然而,在這個新世紀,我們應該重新確認一下:究竟誰才是我們社會中的英雄?誰是我們文化的道德領袖?中國的現代精神,只有回到基層社會,才有更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