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表示里沒有語音元素的問題[1]早已引起很多關注和改進建議，但至今沒有進展[2]。

實際上，這個問題首次引起重視正是中國文明第一次大量吸收外部文明、面對如何翻譯佛教的大量詞彙的唐朝時代[3]。例如，印度原始發音ra都被譯為漢字“羅（羅）”，這說明當時在長安，“羅”的發音是ra。實際上，這也正是在長安留學、借鑑唐朝語言創造的日語漢字“羅”的發音，沒有假名的古日語就是象現在中國一樣，用這樣的漢字來表示發音的[4]。例如，梵文अर्हत् arhat、巴利語arahant，漢字譯為“阿羅漢”，接近唐朝長安語音的日語發音あ(a)ら(ra)かん(kan)比今天的漢語發音更接近印度原始的發音。同理，ma的發音被譯為漢字“摩”，現譯為《羅摩衍那》[5]的印度古典詩文如果譯為《拉瑪王子傳奇》，更符合現在的中文語音和理解[6]。

在討論語音元素之前，首先要面對漢字讀音的難關，這主要是來到中國傳教、經商的西方人士的功勞，就是用拉丁字母拼讀漢字[7]。漢字讀音問題再次引起危機性的重視和突破性的改進是清末-民初年代，其中與語音元素相關的是1892至1911年的“切音字運動”，實際上第一次提到“漢字和漢音元素（切音字）並用”的主張[8]，可惜被“如何給漢字注音/拼音”這個更大的問題埋沒掉了。切音字運動的創始人是盧戇章[9]，主要的代表成果還有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10]和勞乃宣的《增訂合聲簡字譜》[11]。章太炎[12]和吳稚暉[13]等借鑑表示外來語發音的日語片假名，創造了注音字母，1912年由政府制定、1918年正式發布，但“注音字母規定不作拼音文字用，只作漢字注音用”[14]。在此基礎上修改為注音符號，台灣至今以此為漢字的主要拼讀工具。與此同時，漢字改革的大討論也涉及國語羅馬字運動[15]。中國大陸自1958年推行漢語拼音方案[16]後停止使用注音符號。

注音和拼音方案的意義自不用提，但都沒有解決如何簡明準確地表述任何一個語言中存在的語音元素（人名、地名、物名、音響等）問題。例如，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中考證到：“甲寅歲莫，上虞羅叔言參事撰《殷墟書契考釋》，始於卜辭中發現王亥之名。嗣余讀《山海經》、《竹書紀年》，乃知王亥為殷之先公，並與《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辭·天問》之該、《呂氏春秋》之王冰、《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之振、《漢書·古今人表》之垓，實系一人。”就是沒有準確表述人名發音的書面語音元素的一個災難性的例子，類似的混亂例子舉不勝舉[17]。這個問題之所以今天都沒有得到解決，正如我在新的漢語文字設想[18]一文中指出的那樣，很大的原因是方塊字印刷的技術局限。在今天大量吸收外部信息的全球化時代，用表意漢字來翻譯語音元素（如簡單的地名Stockholm為譯為複雜的漢字組合“斯德哥爾摩”）的局限越來越阻礙了中國人的思維。現在更需要一個創新的方案把表示語音的元素直接賦予漢字那樣的地位同時表示在中文句子裡，在技術上也相對容易了。

如何開始呢？以一句Ah! You are in California.“啊！你在加利福尼亞。”為例。如果直接導入拼音的表示：“啊！你在jialifuniya”、 “啊！你在jia li fu ni ya”或更準確的表示“啊！你在jia1 li4 fu2 ni2 ya4”，很難為人接受，因為拼音只是用於輔助單個漢字的發音，除了學習和在（只顯示數字和拉丁字母的）鍵盤上輸入漢字，不適合在中文句子裡表示/顯示/印刷出來[19]。大概是按趙元任的提議原則（數目少、既存常用），拼音選用了英文字母（除了v）作為表音符號，拼音的單一符號是一個字的音母，其實不是“字母”，不被用來直接組字（而拉丁字母用來直接組詞），只適合為單個漢字注音，不適合直接寫進漢文，不能象片假名那樣與漢字並用在文章里。

現在來看導入注音符號的效果：ㄚ[20]！你在ㄐㄧㄚㄌㄧㄈㄨㄋㄧㄧㄚ。

懂日語“ア！貴方はカリフォルニアにいる。”的人馬上會看出，把注音符號導入中文表示是一個非常簡明、準確的方案。注音字母是具有漢字外形的漢語音素，除了為單個漢字注音，還可以直接連成詞word漢音詞或音詞[21]。而所有的外來語都是詞，所以正好可以作為漢文的另一部分補充漢字，與片假名功能類似。本來並不高深難懂的《羅摩衍那》譯為《ㄌㄚㄇㄚ王子傳奇》[22]，小學生也能理解了。不用提，這同時會極大改善中文的思維，也順帶解決了許多歷史上因為必須用表意漢字來表示發音引起的困惑。

以此更進一步，一、雖然非常困難，可以在原來只為了單個漢字注音的符號基礎上修訂出“漢音元素”，在計算機處理上，也容易加入現有的Unicode 10.5 Bopomofo一節。最終，是否採用注音符號、或者如何修改注音符號變成漢音文字，需要諸如國家文字委員會這樣的機構確定，交由全國立法機關批准[23]。二、參照英文、日文（甚至從阿拉伯字母向拉丁字母轉化的維吾爾語等[24]），把漢音元素之間的連接更合理地修改為適用於詞而不是單字[25]（如California大致表示為ㄎㄚㄌㄧㄈㄛㄋㄧㄚ）。三、按照突破“畢升難關”的漢語文字設想[26]改進漢字character和漢音元素組成的音詞word的顯示/印刷(現在的系統無法顯示出其效果)，整個中文表示更接近我們的自然語言表達。

普及漢音元素方案不需也不能急功近利，首先可以在比較專業的領域試驗，比較容易達到共識，也避免任何可能的誤會曲解，所以我選定第一在印度經典（必然含佛教）的翻譯介紹領域[27]，第二希臘經典[28]、第三英國近代前史[29]、第四羅馬（拉丁語）[30]、第五“文藝復興”[31]、第六猶太史[32]、第七基督教[33]的翻譯介紹領域推行漢音文字表述並進一步改進漢音文字方案。在這些範例運用的研究中，進一步擴展、加深了漢音元素的運用，這裡沒法一一引用。同時，我也希望別的專家學者在中國方言[34]、中國少數民族語言[35]甚至外語[36]、世界藝術史、世界宗教研究等領域先行推廣擴展[37]。

在採納漢音元素的最初階段，可以不考慮長音、短音、聲調的區別。這主要是考慮到與目前為止無法表示音調的漢字的對應，“四聲的目的是區別同音字，讀以字為主的文言文有用處。輕重音是為了區別多個聲音的詞，讀以詞為主的白話文效果好。四聲，輕聲是音標，應該標註在音標里，不需要標註在文字裡。”[38]但是，在漢音元素里引入音調表示，遠比在漢字裡引入方便、且易於標準化，應該逐步引入[39]。

為了順利實現漢音元素的導入，在過度初期，先把漢音以小體印刷/顯示在原有漢字的上邊；在過度後期，把漢音印刷/顯示在句子裡，而把原有漢字小體印刷/顯示在漢音的上邊。除了少數很有名的語音漢字/詞，過渡期後所有的語音漢字/詞都被漢音元素所取代。

拼音方案晚出於注音，所以在中國大陸詞典的“漢語拼音方案”里，由注音符號來表示拼音字母的發音。現在，大陸的人只懂拼音反而不會注音，要由拼音來拼讀注音符號。導入漢音元素後漢字、拼音、漢音的關係為：漢字和漢音元素（目前為注音符號）都由拼音來輔助發音/注音[40]，而漢語文體由漢字和由漢音元素組成的音詞表示（如ㄌㄚㄇㄚ王子傳奇）。可以說，這個方案全面地繼承利用了歷代漢字改革的成果，包括歷史上出現的但沒有被認可、普及的契丹文、女真文、特別是藏僧Pags-pa/ㄆㄚㄙㄆㄚ/八思巴創製新的（蒙古）“世界文字”（後稱“ㄆㄚㄙㄆㄚ文字”）[41]、韓字[42]和表音音節文字女書[43]的功能，圓滿地解決了歷代漢字改革所遇到的包括翻譯、發聲在內的一系列難關，更簡易、準確、自然地表達、掌握中文語言[44]。

有必要簡單指出漢音元素與日語中表示發音的片仮名/片假名的區別。一、因為日本領先中國翻譯了大量的詞彙，片假名的譯法和原則（如儘量按照當地發音而不是英語發音），正如表意漢字的譯法一樣，值得借鑑。實際上，在很多較為複雜的場合，都要參考片假名的譯法。不過，有一些具體譯法，如日語把重複的拉丁詞母（如ss）的前一個詞母用短促音ッ表示，其實在很多場合併沒有必要，而llama, Lloyd等重複詞母在詞頭出現的場合，還無法表示出來。二、片假名的發音來自平仮名/平假名，五個元音あいうえお的え發音ei，沒有e的發音（雖然日語鍵盤上用e表示え）。這實際上帶來了很多困難，因為所有以e結束的輔音或複音如g、ge、k、ke、h、he、d、de、t、te、n、ne、l、le等片假名都無法對應譯出。如class被譯為クラス，其中的[k]發音被強制用ク[ku]發音表示。三、日語沒有單獨的輔音/聲母，除了元音あいうえお，都是由輔音/聲母與元音拼讀出來的字母，如か/カ[ka]、き/キ[ki]、く/ク[ku]、け/ケ[kei]、こ/コ[ko]等[45]。這為翻譯由單獨詞母組成的拉丁語系的詞帶來了困難，類似不得不用（更複雜的）拼音組成的漢字來翻譯拉丁語系，但遠比用漢字來翻譯簡便準確。從這個方面，再次證明用單獨發音的漢音元素翻譯外語發音比片假名和漢字優越。由此可以預想，一旦中文導入漢音元素推廣應用，日語也會進行相應的改革，或者在片假名加入單獨發音的輔音從平假名獨立出來，或者在日語中單獨導入全新的單獨發音的日音元素。

最後，如果要簡略地預測漢音元素得到推廣應用的前景，基本上可以肯定：它的功用會超過片假名在日語以及日本人思維中的價值，但不如韓字在朝鮮語以及朝鮮人思維中的地位。除了主要的翻譯外文的功能，漢音元素方案的一個衍生功能就是：在中國境內沒有原生文字或母語即將消失的少數民族可以比較容易地創新民族文字而不必藉助由實際證明無法推廣的拉丁化人為方案[46]。一、“苗族、彝族、羌族和侗族的例子說明：與漢族密切聯繫的少數民族的語言，很難、不必、也不該拉丁化，但又無法用表意漢字文字化，而漢音元素是唯一可行的文字化方案。這個結論大致也適用於中國境內除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朝鮮族以外的少數民族。”[47]；二、“與發音相關的粵語漢字，都可以、也應該用漢音元素表示”[48]。

（附表[49]）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6年7月5日初稿，

2016年12月12日第二稿，

2017年6月23日第三稿，

2017年11月17日第四稿，

2018年11月6日第五稿，

2019年1月17日第六稿，

2020年1月5日第七稿[50]

[1] 按照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只有兩種文字的體系：（1）表意體系。…這種體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漢字。（2）通常所說的‘表音’體系。”《普通語言學教程》緒論第6章第3節“文字的體系”，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北京。

[2] 自從2016年7月5日本文初版以來，在7冊漢音元素範例《印度經典（含佛教）新譯嘗試》、《希臘經典新譯初步》、《英國研究新譯》、《羅馬史新譯初步》、《超越文藝復興的Renaissance/ㄌㄨㄋㄧㄙㄢㄙ》、《猶太史譯註論》、《基督教神學政治譯註論》中翻譯的上萬個詞彙中討論了不少翻譯的具體處理，無法都收入本文。為了避免正文的擴張加入的內容“喧賓奪主”，我不得不把新加入的內容放在注釋里，雖然其意義與正文同樣重要。以下引用來自朱學淵《華夏與戎狄同源—秦始皇血緣和語言的啟示（原書名：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2019年秀威資訊增訂版。中國傳統學術重文字輕語言，因此幾千年來步履艱難（“本書要義”ii）。推動一種思維，在任何社會中都很困難，在中國社會就無比艱巨（“原版前言”v）。中國古文字研究，重“形”和“義”之解釋，…忽略“語音”的構擬，已經被詬病得很久了。總有一天是要兼走這條路的（“周策縱：原族--《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序”xi）。大約四千年前，中原語言就開始單音節化，即“藏緬語化”了（31頁）。漢藏緬語系語言的一般特徵是：基本語彙多為單音節且有聲調（190頁）。司馬遷暗示上古中原的語言不是漢語。《五帝本紀》：“《百家》言皇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217頁）《尚書》和《逸周書》都是用漢字和漢語寫成，但是文意非常古奧。《史記》摘有許多《尚書》章句，明眼人看得出來，史太公也沒有把它們全部搞懂（218頁）。人們常誤解漢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漢語中的戎狄語言底蘊，也會被誤釋是北方民族借用了中原語言的成分。…事實則恰恰相反，漢語是在戎狄語言的基礎上發生的較年輕的語言（221頁）。漢語是用圖形構造的漢字記載的，它們是表義不表音的，每一個漢字在各個時代的讀音也未必是一致的，因此用漢字記載的語音資料，如人名、地名、族名，都必須逐字逐代地辨認其讀音（246頁）。[註：這樣的工作完全無法靠中國古代訓詁家和西方漢學家進行，只能靠導入漢音元素方案來完成。參照趙京：“《大唐西域記》主要地名發音新譯”，2019年8月8日第一稿。] 顧頡剛是二十世紀有大膽思想的先進人物，但他依然是因循着傳統觀念來點校《史記》的。以〈秦本紀〉的“[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為例，“邽”“冀”既為戎狄，為什麼就不能是雙音節族名“邽冀”，而非要將它們斷成兩個單音節族名呢？而這樣的斷點遠非只此一例（249頁）。語言學是人類學的當家學問，然而中國語言學者卻大多成了文字學的奴隸（250頁）。

[3] 趙京：“《大唐西域記》主要地名發音新譯”，2019年8月8日第一稿。

[4] “直音法盛行於漢代，是指用一個比較容易認識的字來標註跟它同音的字的方法”，“反切法流行於東漢末年，盛行於唐宋各代，是指用兩個字來注另一個字的音的注音方法”。“中國歷史上的直音、反切注音法，都是以整個漢字的音節來注音的，沒有突破漢字形體的限制，局限性很大”。《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

[5]因為譯者那一代人沒有直接經歷過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新政治思想文化運動的洗禮，這樣的複雜化譯法，直接違背了文字改革/文學革命的宗旨。

[6] 本文初稿發表後，我在幾篇印度古典研究論文裡根據此文音譯了許多印度古典詞彙，在此有必要對拉丁化的梵語發音略為解釋，以便統一。韻母上的-表示長音：如fā -> far, swīt -> sweet, cūl -> cool; h是送氣音：如kh, gh,jh;聲母如ćurch -> church，ś介於s和sh之間。Śivadāsa, The Five-and-Twenty Tales of the Genie, trans. Chandra Raian. Penguin Books,2006. Key to the Pronuciation of Sanskrit Words, xi. 不過，有些符號無法或很難在微軟拼音中找到，音譯也不嚴格。從根本上，漢音元素的制定必須得到公眾的廣泛認同和接受、使用，需要正式的確認，本文的譯法主要是示範於印度古典和佛教的外語翻譯。

[7]以下介紹引自《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第一個創製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讀音的方案是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彙。他的拼音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成的。這兩個方案是最早的漢語拼音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寫的，適合於拼寫北京音。它“引起了漢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漸演進，形成二百年後製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英國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815年至1823年出版了一部中英對照的《中文字典》，用他自己設計的官話拼音方案拼寫漢語。他在字典中還附錄一種廣州方言的拉丁字母音節表。這是方言教會羅馬字的萌芽。威妥瑪（又譯偉德，Thomas F.Wade）1867年出版一部京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起初是作為使館人員學習漢語的注音工具，後來由於他的方案接近英文，擴大了用途，成為音譯中國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稱的通用標準，不但外國人用它，中國對外出版物上的漢語譯音也用它。清光緒年間，中國開始辦理郵政和電報，實權都掌握在英國人手中，他們把英文裡的中國地名譯音作為郵政和電報的書寫標準。這些郵電地名，除個別方言拼音和習慣寫法以外，一般都是官話拼音。郵政式跟威妥瑪式相近。1931至1932年，法國和加拿大的兩位天主教傳教士合作制定了“辣體漢字”方案。這是根據漢字古代讀音《廣韻》設計的拉丁字母漢語注音方案。它試圖利用古代漢語的聲韻比現代漢語多得多的條件，使一個方案在不改變字母的情況下可以讀各地方言的方音，以此解決方言的分歧問題，成為一種“方言際”的漢字拼寫方案；同時，它又試圖對同音漢字採用不同的拼音法式，解決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詞問題。

[8]以下介紹引自《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1891年宋恕在《六齋卑議》中首先提出“須造切音文字”的主張。盧戇章在1892年寫成了第一個中國人自己創製的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方案《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廈腔)。康有為提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變也必簡”的觀點和“以字母取音，以簡易之新文”來書寫“中國名物”的設想，並親自擬制過拼音方案。梁啓超為沈學的《盛世元音》寫序，介紹切音字運動，贊成創製拼音文字，主張漢字和切音字並存。譚嗣同也在他的《仁學》中積極提倡拼音文字，提出“盡改象形為諧聲”(即拼音)的主張。據倪海曙《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所載，1892年到1910年，全國各地提出的切音字個人方案有28種。從字母形式看，有以下幾種類型：漢字筆畫式14種，速記符號式5種，拉丁字母式5種，數碼式2種，自造符號式1種；從音節的拼音方式看，有17個是聲韻雙拼制，4個音素制，1個三拼制，6個拼法不詳；從拼寫的語音看，有10個是拼寫官話音的，9個是拼寫方言的，9個拼音不詳。從總體上看，切音字運動的主流是拼寫官話音的雙拼製漢字筆畫式字母方案。

[9]以下介紹引自《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盧戇章認為：切音為字，就可以做到“字話一律”，“字畫簡易”。但他並不主張廢除漢字，而是主張“切音字與漢字並列”，通過切音字“可無師自識漢文”。他的這種“切音字與漢字並行”的觀點是切音字運動的一個普遍觀點。盧戇章的方案採用的字母是拉丁字母的變體，他取拉丁字母“l、c、כ”三種筆畫，加以變化，編制出一套55個字母的拼寫方言(廈門、漳州、泉州等)的切音字方案。在台灣三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影響，放棄了變體拉丁字母的方案，設計了漢字筆畫式的方案《中國切音字母》。這個方案有聲母25個，韻母102個，主要用來拼寫北京音，也可以拼寫泉州、廈門、福州等方言。1905年，盧戇章到北京，向清朝政府學部呈繳《中國切音字母》。途經上海時，把《中國切音字母》修改、補充，改名為《北京切音教科書》。此外，還出版了包括北京、福州、泉州、漳州、廈門、廣東等六種切音字方案《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1913年，盧戇章代表福建省參加在北京召開的“讀音統一會”，對會議通過的注音字母採用三拼制持不同意見，回廈門繼續推行他的方案。1915年，他出版了第三個漢語拼音方案《中國新字》，也是漢字筆畫式的。1920年，…他不再反對注音字母，還設計了一套用於拼寫廈門、漳州、泉州方言用的注音字母。

[10]以下介紹引自《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變法維新失敗後，王照作為“戊戌黨人”被通緝追捕，逃亡日本避難兩年。在日本期間，王照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啟發，制定了一個假名式漢語拼音方案。1900年，他秘密回國，潛居天津。用“蘆中窮士”的筆名發表了雙拼制假名式方案《官話合聲字母》。《官話合聲字母》是最早的漢字筆畫式方案。這個方案，初稿有49個字母(聲母)，15個喉音(韻母)；後來改為50個字母(聲母)，12喉音(韻母)。王照把漢語語音的i、u、ü三個介母，合在聲母當中，這是為了便於雙拼。王照在《官話合聲字母》一書的“新增例言”中，表達了他對切音字的幾點設想：第一，採用官話。第二，拼寫白話。第三，拼音方案可以“士民共用”。第四，漢文和官話字母互為補充。“漢文及俗話互有長短，不特吾國舊書終古不廢，以後翻譯西書用漢文俗話並行，互為補助，為益更多”。他認為拼音文字並不排斥漢文，更不能代替漢文，主張“勿因有捷法而輕視漢文”，而應並行並用，互為補充。1903年，王照以“奉旨嚴拿”的政治犯身份，冒險在北京設立“官話字母義塾”，由他的學生王璞當教員，他在屏風后面傾聽。1904年，王照為了能以公開身份推廣官話字母，決定自首入獄。三個月後被釋放，去保定辦“拼音官話書報社”，並在保定出版《對兵說話》官話字母書。1905年，王照回北京，開辦“官話字母第一號義塾”。

[11]以下介紹引自《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勞乃宣贊成王照的官話字母，在南方推行王照的切音字。1905年，他徵得王照同意，修改補充《官話合聲字母》，增加南京、蘇州、福州、廣州等地方言字母，制定《增訂合聲簡字譜》。 勞乃宣主張先學方言拼音，然後統一國語。

[12]以下介紹引自《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巴黎中國留學生辦的無政府主義刊物《新世紀》發表吳稚暉的《評前行君之“中國新語凡例”》一文。認為漢字遲早必廢，應採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鼓吹廢除漢語、漢文。章炳麟在《國粹學報》第41、42期上發表《駁中國改用萬國新語說》的長文，與吳稚暉等展開論戰。他並不贊成拼音文字，但是，他承認漢字“太深密”，需要有“使易能易知”的辦法，於是他“取古文籀篆徑省之形”而制定了“紐文(聲母)36、韻文(韻母)22”的方案。“民國二年，教育部召集‘讀音統一會’。開會的時候，有些人主張用國際音標，有些人主張用清末簡字，各持一偏，爭執甚烈。而會員中，章門弟子如胡以魯、周樹人、朱希祖、馬裕藻及壽裳等，聯合提議用先生之所規定，正大合理，遂得全會贊同。其後實地運用時，稍加增減，遂成今之注音符號。”（許壽裳《章炳麟傳》，團結出版社，2004年，126頁。）這個方案有15個字母為後來的《注音字母》所採用。

[13] 梁容若說吳稚暉在國語上的主要貢獻：“（1）主持民國二年的全國讀音統一會，制定注音字母（以後改稱符號），審定常用字讀音，手編第一部國音字典，為國語統一奠定基礎。（2）從民國八年…起以三十年的長期領導教育部的國語統一會。（3）審定各種國語重要書籍，如國音常用字彙、中華新韻、國語羅馬字拼音方式等。（4）設立國語師範學校，並於師範學校增設國語科、訓練推行國語人才。（5）倡導語文的科學研究。（6）注意平民教育教材，使其通俗化、簡易化”。“注音符號使每字讀音標準化，因此造成了標準的語音。”“‘語同音’現在已經達到標準化了，我們不得不感謝吳老先生三十年領導之功，”“我國今以注音符號與漢文結合，…最輕便的解決二百兆平民大問題。（稚老閒話）”。引自蔣夢麟“一個富有意義的人生”，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卷第三期，收入《新潮》台灣榮泰印書館，民國56年。以上的引用說明漢音方案是對注音成果的繼承和進一步的發展，同時也值得進一步推廣時借鑑。

[14] 《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

[15]以下介紹引自《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發表《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一文。 他贊成吳稚暉提出的辦法：限製漢字字數，夾用世界語，逐漸廢除漢字。自從陳獨秀、胡適表示了贊成用羅馬字母拼寫漢語的意見後，漢字改革的討論就圍繞着這個問題深入地開展了，逐漸形成了國語羅馬字運動。在討論中，贊成羅馬字母拼寫漢語的意見居多。錢玄同在討論中放棄了用世界語代替漢語的主張，表示對用羅馬字母拼寫漢語有信心。吳稚暉仍然堅持主張用世界語代替漢語，反對用羅馬字拼音。傅斯年針對吳稚暉的觀點，發表一篇長文《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主張用羅馬字母的拼音文字拼寫漢語。他認為：漢字絕對的應當用拼音文字替代；漢語絕對的能用拼音文字表達；漢字絕對的不可能無須改革而用別種方法補救，“只有根本推翻，沒法補救”。對於制定拼音文字，他認為：字母，以羅馬字母為本；字音，用“藍青官話”；文字結構，以詞為單位；先從編寫拼音文字字典開始着手。趙元任發表《國語羅馬字母的研究》，提出詳細的“國語羅馬字的草稿”，特點是限用26個拉丁字母，聲調用字母拼法上的變化表示，不造新字母，不加符號。這是比切音字運動和注音字母運動時期任何一個拉丁字母式方案都要完善的方案，這個“草稿”給後來擬定國語羅馬字方案提供了基礎。1928年9月，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正式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完全用現成的26個拉丁字母，不用新字母，不加符號；不夠的字母用變讀法，如用j、ch、sh代表今j、q、x和zh、ch、sh兩組聲母，字母的用法比較接近英文。

[16]  “文字改革。毛主席作了不少指示，下了很大的決心，以致在一次會議上講要實行拼音化、拉丁化。後來毛主席的想法改變了，但漢字簡化、漢語拼音方案，同毛主席的指示分不開。這件事的起因是毛主席同斯大林談話，斯大林提出漢字太難認，是否可以搞一個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別國的字母來設計。“（《胡喬木談中共黨史 修訂本》，人民出版社，2015，P368-369。）“當時有人主張用民族形式的文字，反對用拉丁字母我們聽到內部非正式的傳達，說毛主席到蘇聯去看斯大林，曾經問斯大林：中國的文字改革怎麼辦？斯大林說，你們是一個大國，應當有自己的文字。那麼根據斯大林這個指示，毛主席回來就倡導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逝年如水 周有光百年口述》，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P271-271。）” http://history./news/2017-01-18/59795046.html

郭沫若、宋慶齡與斯大林的談話記錄，1953年1月13日/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45268.html “斯大林：漢字學習起來是不是有困難？你們採取什麼辦法來解決這個困難？/郭沫若：是，是有困難。解決這個困難的方針已經確定了，這就是逐步地採取拼音的辦法來改革中國的文字。/斯大林：我們蘇聯的兒童，只要學習三個禮拜，學會了俄文字母和拼音法，就能夠看書；你們的情形怎樣？/郭沫若：我們不行。往往學了三年還不能夠看書呢。…我們為西康彝族制定了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文字，結果很受歡迎。…不過，漢字要實行拉丁化倒反而很困難。…最近的情況有些改變了。為了幫助人們學習漢字，最近我們採用了一種速成識字法：用注音字母和拼音的辦法來幫助學習，同時選定了一種常用字——大約是一千五百字到兩千字的光景，給不識字的人來學習。”

[17] 又如，陳寅恪考證到：【夫華佗之為歷史上真實人物，自不容不信。然斷腸破腹，數日即差，揆以學術進化之史跡，當時恐難臻此。其有神話色彩，似無可疑。檢天竺語“agada”乃藥之意。舊譯為“阿伽陀”或“阿羯陀”，為內典中所習見之語。“華”字古音，據瑞典人高本漢字典為rwa，日本漢音亦讀“華”為“ka”。則華佗二字古音與“gada”適相應，其渻去“阿”字者，猶“阿羅漢”僅稱“羅漢”之比。蓋元化固華氏子，其本名為 而非佗，當時民間比附印度神話故事，因稱為“華佗”，實以“藥神”目之】（“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寒柳堂集》）。這裡不評論可能是中國近代最有名的史學家陳寅恪的考證方法和結論，只是指出這是又一個用隨時代和地點發音不同的表意漢字來表達名字發音為中文表述帶來的混亂的例子。

[18] 趙京:“突破畢升難關的漢語文字設想”，2009年9月27日初稿。

[19] 用拼音表示的中國的人名、地名直接進入英語，但兩個以上的漢字的拼音連在一起作為一個英語詞，如石家莊/shijiazhuang，對於不懂拼音的讀讀者，不知道從哪裡分開音節發音，很不自然。

[20] 擬聲字叭(ㄅㄚ)、叮(ㄉㄧㄥ)、吱(ㄓ)、吽(ㄏㄨㄥ)、呀(ㄧㄚ)、呸(ㄆㄟ)、呢(ㄋㄜ)、咕(ㄍㄨ)、呵(ㄏㄜ)、咍(ㄏㄞ)、呲(ㄘ)、呦(ㄧㄡ)、咯(?ㄌㄛ)、咭(ㄐㄧ)、哎(ㄞ)、咦(ㄧˊ)、咿(ㄧ)、哇(ㄨㄚ)、咩(ㄇㄧㄝ)、哩(ㄌㄧ)、哦(ㄜˊ)、咔(ㄌㄨㄥˋ)、哼(ㄏㄥ)、唉(ㄞ)、唔(ㄨˊ)、啵(ㄅㄛ)、啦(ㄌㄚ)、唷(ㄧㄛ)、喵(ㄇㄧㄠ)、喲(ㄧㄠ)、喔(ㄛ)、餵(ㄨㄟˋ)、嗎(ㄇㄚ˙)、嗨(ㄏㄞ)、嗐(ㄏㄞˋ)、吱(ㄗ)、嗚(ㄨ)、嗡(ㄨㄥ)、嗶(ㄅㄧˋ)、嘛(ㄇㄚ˙)、嘎(ㄍㄚ)、嘓(ㄍㄨㄛ)、噓(ㄒㄩ)、噗(ㄆㄨ)、嘿(ㄏㄟ)、嘟(ㄉㄨ)、嘩(ㄏㄨㄚ)、嘰(ㄐㄧ)、嘻(ㄒㄧ)、嘶(ㄙ)、噹(ㄉㄤ)、噥(ㄋㄨㄥ)、噯(ㄞˋ)、噢( ㄡˋ)、嚆(ㄏㄠ)、嚕(ㄌㄨ)、嚶(ㄧㄥ)、囉(ㄌㄨㄛ) http://myheartworld11.blogspot.com/等都可以直接用漢音表示，極為簡便，在句子中與漢字連接起來很容易讀、寫、認。

[21]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指出：“表意文字很容易變成混合的：某些表意字失去了它們原有的價值，終於變成了表示孤立的聲音的符號。”《普通語言學教程》緒論第6章第3節“文字的體系”，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北京。“人們也已承認漢語並不一定是單音節的。”同書第5編第5章第321頁。同頁的校注補充到：“例如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 Karlgren)曾主張原始漢語是屈折語”。

[22] 傳奇的主題是Raj（王）Dharma（ㄉㄚㄌㄨㄇㄚ，道，此詞的翻譯在“《ㄇㄚㄋㄨManu法典》試譯引子”、“佛教基本概念翻譯的新嘗試”中展開得比較詳細）, 其他的主角還有ㄌㄚㄇㄚ的妻子Seetaㄙㄟㄊㄚ、弟弟Lakshmanaㄌㄚㄎㄜㄒㄧㄇㄚㄋㄚ、對手魔王Ravanaㄌㄚㄨㄚㄋㄚ和孫悟空的原型Hanumanㄏㄚㄋㄨㄇㄢ。《季羨林文集》第二十卷《羅摩衍那（四）》，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注釋303，442頁就指出：“印度古代神話把世界分為四大洲。中國《西遊記》第一回里說：“感盤古開闢，三皇治世，五帝定倫，世界之間，遂分為四大部洲：曰東勝神洲，曰西牛賀洲，曰南贍部洲，曰北俱瀘州。”這種看法，連名稱在內，都是從印度抄來的。”

[23] 聯想到世界語崇高的理想和失敗的運用，可以向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提議在所有的各國文字中之間導入一些標準統一的發音符號。實際上，智能手機的普及已經讓一些感性符號超越不同語言的隔閡得到全球性認可。

[24] 例如，伊利夏提[“東突厥斯坦”還是“東土耳其斯坦”?]（2016年4月19日， http://chineseblog.uhrp.org/?p=237）指出：[“Turkistan”是突厥人家園之意，“-stan”後綴來自波斯語，與維吾爾語（突厥語）中的“-ye、yer”是同一個意思，表示土地、家園。…稱呼“新疆為‘東土耳其斯坦’”不是源自維吾爾人，也不是維吾爾語，而是來自漢人的漢語音譯！在維吾爾語中，土耳其被稱為：“Turkiye”，和土耳其語發音一模一樣，…東突厥斯坦，在維吾爾語中，是被稱為：“Sherqi Turkistan”，而不是“Sherqi Turkiye”。也就是說，在維吾爾語裡，東突厥斯坦和土耳其兩個地理名稱中，除掉表達方向的前綴“Sherqi”（東），除掉共同的名詞Turk（突厥），剩下的、表達歸屬的後綴-stan、-ye（家園、土地）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拼寫，發不同的音！如果維吾爾人如上文作者所述，想要表達和土耳其的緊密關係的話，那維吾爾語中的東突厥斯坦應該是“Sherqi Turkiye”，而不是“Sherqi Turkistan”。]很顯然，解決、迴避這種故意或無意的錯亂的方法就是導入漢音元素。

[25] 據稱：“《漢語大詞典》由中國四百多位專家參與編寫工作，從1975年開始到1986年第一卷出版，歷時十一年，到十二卷出齊，歷時十八年。收詞目三十七萬五千餘條。198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位《漢語大詞典》為世界權威工具書。2010年出版了《漢語大詞典訂補》，新收錄和訂正《漢語大詞典》詞條三萬多條。漢語大詞典第二版的編纂工作於2012年12月啟動，分二十五冊，預計於2020年全部完成”。但問題在於中文的語言缺乏邏輯和理性，沒有詞典編輯的科學性規範（例如表示方式、編排次序）。詞典對應英文dictionary,以word/詞（概念）為單位。如果中英文思維水準相當的話，可以假定為約40萬個詞/概念。如果有20%（8萬）是外來語（從佛教用語開始），再加上漢語本身的單純發音（如啊/ㄚ！）表示，會有約10萬個漢音元素概念和發音表示，可以做成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的中文詞典。

[26] 趙京:“突破畢升難關的漢語文字設想”，2009年9月27日初稿。

[27] 趙京《印度（含佛教）經典新譯嘗試-漢音元素範例1》，ISBN 國際書號: 5 800120 708634， 2019年8月12日第6版，http://cpri.tripod.com/cpr2016/hinduismtranslation.pdf 。

[28] 趙京《希臘經典新譯初步-漢音元素範例2》，2017年9月11日第2版，ISBN 國際書號: 978-1-387-18841-3。http://cpri.tripod.com/cpr2017/greek_translation.pdf 這一範例展開中討論了一些擴張拼音里缺少的發音（如ki），補充了本文。

[29]趙京《英國研究新譯-漢音元素範例3》，2019 年 3月22日第3版，ISBN 國際書號: 5-800126-423074。 http://cpri.tripod.com/cpr2019/britishstudy3.pdf

[30]趙京《羅馬史新譯初步 -漢音元素範例 4》， 2019 年6月4日第4版， ISBN 書號: 5-800132 189315。http://cpri.tripod.com/cpr2018/romanhistorytranslation.pdf

[31]趙京《超越文藝復興的 Renaissance/ㄌㄨㄋㄧㄙㄢㄙ-漢音元素方案範例 5》， ISBN 國際書號: 5 800132 478310，2019年1月22日第2版 。http://cpri.tripod.com/cpr2019/renaissancetranslation.pdf

[32]趙京《猶太史譯註論-漢音元素範例6》，2019年7月28日第2版，ISBN 國際書號: 978-0-359-53380-0。http://cpri.tripod.com/cpr2019/jewishstudy2.pdf

[33]趙京《基督教神學政治譯註論-漢音元素範例7》，2019年 8月10日第 1 版，ISBN 國際書號: 978-0-359-81697-2 http://cpri.tripod.com/cpr2019/christianitystudy1.pdf

[34] 例如“俺”作為方言被收入《新華字典》，但同樣意義的上海話ㄚㄌㄚ[a la]沒有被收入。這涉及到關於方言處理的文字政策，希望得到專家們的進一步討論，但導入漢音文字ㄚㄌㄚ就可以避免政策爭議。以此類推，可以解決所有方言中的類似問題。

[35]趙京：“以漢音元素幫助創製少數民族文字的設想”，2018年10月1日第一稿。這一文主要討論苗語的文字化途徑。

[36] 除了藏語、維吾爾語、蒙古語、朝鮮語等在中國境內使用的語言，阿拉伯、越南等與中國接壤的民族的語言的一些發音也可以很容易地被引入漢音文字表示。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才是漢語國際化的關鍵一步，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最有力工具。

[37] 此文初稿發表以來，得到很多人的鼓勵和建議，我應該一一致謝，但畢竟目前還很不成熟，暫時省略從簡。

[38] 王玉江，“四聲輕聲和入聲”（華夏文摘2017年11月）。此外，“白話文里有大量的詞，輕聲有利於辨別口語裡的詞。輕聲是使用白話文以後總結出來的。讀白話文，區分輕重音即可，四聲沒有用。”“入聲相當於英文以輔音結尾的單詞的讀音。現在普通話里沒有入聲，原因是切音，也叫反切。反切就是用兩個漢字給另外一個漢字注音。用前一個漢字的聲母，後一個漢字的韻母，相拼。例如：東，德紅切。就是用德的聲母 d 拼紅的韻母 ong，變成 dong。由於反切，漢字都是韻母結尾，沒有入聲。現在普通話的話音對應白話文的漢字，所以現在普通話就沒有入聲。/為什麼有些方言有入聲？這是因為中國過去有大量的文盲，這些人說話不受反切的影響，所以有入聲。反切，大約從漢朝開始使用。也就是說，中國文人說話，漢朝就開始失去入聲。白話文運動後，識字率提高，入聲加速消亡。/ 我認為，中國將來使用漢語拼音，入聲還會回來。因為漢語拼音可以寫輔音結尾的單詞。例如現在以輕聲結尾的詞，使用漢語拼音以後，輕聲的韻母會被省略，直至最後消失。例如，我的 wode 會被省略成 wod，豆腐 doufu 會被省略為 douf，這就是入聲。入聲有利於辨別口語裡的聲音，而且這種做法符合最省力原則。”漢語拼音當然不會被用作中文的表述、印刷，而漢音元素的表達可以實現入聲的省力原則。

[39] 威廉·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姚小平譯，商務印書館出版，1997年。“漢民族在遠古時期就已具備獨特的語音，習慣於在發音時把音節與音節明確分隔開來。另外，語音缺乏靈活性，一個聲調不能誘使另一個聲調發生變化”（313頁）。“當精神上升至科學的思維，語言也開始朝着同一方向發展的時候，象形文字是不可能長久保存下去的。對中國人來說更應該如此。他們本可以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樣，通過區分分節音而創製出一種字（詞）母文字。。。。由於漢語口音從來不把聲調與聲調融合起來，這些聲調也就並不怎麼需要單獨的記號”（314頁）。

[40] 鍵盤上不宜排印出40個注音符號。過去日本曾經把假名字母排印在鍵盤上，但人們更願意用熟悉的英文字母輸入假名，後來就放棄了鍵盤上的假名排印。鍵盤上不宜排印英文以外的各種語言的字母。考慮到鍵盤輸入的方便統一，注音符號也由拼音表示是大勢所趨。

[41]趙京：“中亞文明簡史新譯初步”，2019年4月5日第一稿。

[42]한글/Hangeul/韓字（或조선글/朝鮮字）有10個元音和14個輔音，可能組成許多音節。它既簡單又具系統性，能全面的記錄朝鮮語的語音，不過也造成了大量的同音同形異義詞。韓字字母和八思巴字有很大近似度。此外，還有“反切”（朝：반절／反切，即古代注音）、암클（女字）、아해글／兒孩글（兒孩字）等名稱，因為該文字在朝鮮古代多為女子或孩童所使用，與片假名的來歷類似。韓字組字的時候以音節為單位，每個字的部件排列遵循“從左到右，自上而下”這兩個基本規則。朝鮮語是音節語言，根據音節結構劃分，有十九個聲母（輔音）、二十一個韻母（母音）以及二十七個韻尾，現有11172個音節可用。朝鮮語的音節由初聲輔音（聲母）、中聲母音（韻頭和韻腹）和終聲輔音（韻尾）三個部分組成。在語言的實際應用中，有的音節備全了三個部分；有的音節只有聲母和韻母，沒有韻尾；而有的音節沒有聲母，卻有韻母和韻尾；更有甚者只有韻母。先來看拉丁語的例子：著名羅馬歷史學家Tacitus/タキトゥス/타ta키ki투tu스seu，除了最後無法以單音s或接近的si結尾外，韓字的音譯與片假名類似，但不如漢音元素譯法ㄊㄚㄎㄧㄊㄨㄙ更接近拉丁語，而表意漢字譯法“塔西陀”譯自英語，發音既不準確又令人望文生怪意。再來看英語California的韓譯캘 리 포 니 아[kael li po ni a]、德語Einstein的韓譯아 인 슈 타 인[a in syu ta in]，比片假名譯法カリフォルニア、アインシュタイン音節/空間短少，因為片假名由四個單音和其他的雙音組成一個音節，但韓字可以由三個或更多的發音字母複合組成，與拼音組成的漢字譯法加利福利亞、愛因斯坦接近。用複合音往往不能像用單音那樣準確對應原初語言的發音，所以複合音較少的片假名和韓字在翻譯方面比漢字優越：前兩者單純表示發音，基本上可以一一對應反譯/檢索，但後者除了發音不準確，還有很多不同意義但發音相同的漢字出現，沒有標準可言。

[43]與日語的假名類似，女書一個字基本上對應一個音節，現時文獻搜集到的女書文字約有600-1000個。考慮到只表示發音的片假名最初也是不懂複雜漢字的日本女性之間的通信文字，可以推知人類各個民族都經歷過這個記錄發音而成文字的自然歷程。女書本來也可以向片假名一樣，成為是漢字文化不應該缺少的、“表意”以外的“表音”的一個關鍵部分，而且也確實（在部分地區的女性之間）執行了漢字表音化的功能，是漢字文字/文化/文明上的特殊貢獻，可惜沒有得到認可和採納。

[44] 據報道，台灣內政部發公文給各機關，詢問姓名登記使用羅馬（拉丁）拼音有無影響。內政部官員解釋，作此調查的緣由是民進黨立委要求修改姓名條例，對於原住民的姓名以羅馬拼音登記，不要使用中文，而內政部考量閩南或客家族群也可能要求如同原住民一樣，以母語發音為準，使用羅馬拼音登記姓名，因此一併提出詢問。這個問題的本質在於：所謂“登記”，就是官方實行新的中文表示方式，只有漢音元素方案最準確、簡便、自然。（2017年10月21日補充。）

[45] 日語的這個缺點很容易被語言學者指出。”“[The] symbol for き[ki]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those for syllables that start with [k] （か、く、け、こ）or end in （し、ち、に、ひ、み、り）. If a writing system develops a separate syllabogram for each syllable in the language, the set of syllabograms can get quite large. A much more common structure of syllabgraphies is for them to contain symbols for only a small subset of a language’s syllable types, usually the simplest and most frequent ones.” Anatole Lyovin, Brett Kessler, and William Leb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s of the Wrold,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40-41.

[46]在20世紀90年代末，韓國語言學家為生活在中國南方和東南亞的拉祜族設計韓字字母表，還曾在尼泊爾和其他地區使用根據韓語改編的字母表。據報道所羅門群島的一些部族選擇使用韓文作為標記文字教導當地的語言。可能有一些非洲國家的學者表示願意借用韓文作為本國文字。2009年，韓國使印度尼西亞蘇拉威西省布頓島巴務巴務市的吉阿吉阿族使用諺文來拼寫吉阿吉阿語，不過成效不盡人意。據報道，兩年後吉阿吉阿族停止使用諺文來記錄吉阿吉阿語。

[47]同時，“正如拉丁語、意大利語在擴張過程中加入了原來沒有的詞母j,w,k,x,y一樣，漢音元素里必定會加入新的元素。”（趙京：“以漢音元素幫助創製少數民族文字的設想”，2019 年10月1日第二稿。）

[48]當然，這包括是否、以及如何補充代表粵語發音獨有的“粵音元素”到漢音元素方案中？（趙京：“香港粵語的文字化困境與出路”，2019年10月4日。）

[49] 引自http://www.chinaknowledge.de/Literature/Script/zhuyin.html，僅供發音參考。因為漢音元素只是暫時借用注音符號表達（否則目前無法表示出來），由漢音元素構成的詞不一定完全按照注音（以及拼音）的方式組詞，因為有很多漢語以外的發音被注音或拼音特意阻止了。在漢音元素方案得到普及之前，只能用注音符號整體來表示漢音元素，因為非此無法在網上顯示出來。進一步的考慮是以注音符號為基礎創新出新的系統，例如：一、省去一些基本不用的注音符號，二、增加專門表示外語/民族語言中的特殊發音元素，三、增加長音、短促音元素，四、用常見的、更美觀的符號更換某些注音符號：既然日語假名和韓字字母都直接或間接來自漢文明，用一些片假名（例如ア、ン）甚至韓字字母（如ㅇ∅ / ng）也自然。

[50] 文章隨時可能更新，以http://cpri.tripod.com/cpr2016/hanyin.pdf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