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斬草除根，擒賊檎王：剷除腐敗之源——院士制度
在《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一文中，我曾把中國的學術腐敗定義為“學術界的系統腐敗”，它包括三個層面：個人的學術行為腐敗；團體的學術權力腐敗；整個系統的學術原則腐敗。按其發展方向來分析，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個人靠腐敗行為攫取了學術權力，然後利用這個權力來保護腐敗和擴大腐敗，最後腐敗現象蔓延到整個學術界。因此，學術權力的腐敗是學術腐敗的核心，如果想要消除學術腐敗，必須拿學術權力來開刀。
什麼是學術權力呢？學術權力包括有形的行政權力和無形的影響力。目前，在中國學術界掌握學術權力的主要有兩種人，一種是擁有法定“最高學術權威”頭銜的院士們；一種是占據學術界各個部門領導職位的大學校長、科學院院長、研究所所長們。他們運用學術權力的實質就是實行對自己有利的資源再分配，也就是掠奪、瓜分學術和社會資源。(亦明：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
如果在中國的學術界隨便找一個人問問：“在中國的學術界誰的權力最大？”絕大多數人都會回答說是院士。確實，說院士在控制中國的學術界一點兒也不過分。看一看中國科技部的正副部長們，看一看中國科學院的正副院長們，再看一看中國名牌大學的校長們，以及中國學術界的那幾個“泰斗”，沒有幾個人沒有院士頭銜。即使是那些沒有正式官銜的院士，在各自的工作單位都被尊崇得象太上皇似的。所以說，院士們實際上是集有形和無形權力於一身的。
中國的院士制度開始於1948年，當時中央研究院仿效歐美各國先例，評選出了中國第一批81名院士。新中國建立後，院士制度經歷了兩次重大轉變。第一次就是中國科學院在1955建立學部，遴選出了233名學部委員。第二次就是在1993年學部委員改稱院士，並且建立了中國工程院，從此中國的院士人數開始大幅度竄升，而院士評選也日趨激烈，被媒體喻為“選戰”。目前，中國有兩院院士一千四百餘人。
細心人可能已經注意到，院士人數的爆炸和學術腐敗的大規模爆發幾乎是前後腳發生的。它們之間有沒有什麼聯繫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完全可以說中國的院士制度是學術腐敗之源。我這麼說的理由如下。
1 中國目前的院士是腐敗制度的產物
在《中國院士制度的演變》一文中，我曾指出，從中華民國的院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學部委員的轉變過程中，發生了四個明顯的變化，它們為目前的學術腐敗種下了禍根。這四個變化中的第一個就是，“學部委員” 不是經過選舉產生的，而是經過內部提名、內部評定、最後報請中共中央批准這麼幾道程序。因此它既不是民主選舉，也不是學術評選，而是政治加學術的遴選。學部委員的遴選制度拋棄了中國第一屆院士評選時建立的規矩，也不同於西方各國院士選舉通例，倒與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察舉”制度極為相似。
“察舉”是漢代設立的挑選官員的制度，一般是由地方官員或士紳向中央政府舉薦有道德和才能的人，充當官吏。當時被推薦的人才有孝廉、秀才、賢良、文學、方正等名目。應該說，“察舉”制度在建立之初對社會的發展起到了較好的作用，同時為出身貧寒的士人開闢了一條進入高層社會的門路。但是，慢慢地，“察舉”制度趨於腐敗，到東漢時，由於宦官、外戚專權，士人的這條晉升門路幾乎被完全堵死，當時民謠雲，“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察舉”的腐敗釀成“黨錮之禍”，並且間接導致東漢滅亡。
到了魏晉時期，“察舉”制度演變成了所謂的“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官員擔任的“中正”根據家世、道德和才能這三條標準來臧否眾人，將他們分成九種不等的“品”。由於在三條標準中，“家世”的份量越來越重，到西晉時，“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當時詩人左思寫到：“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可見當時“察舉”的腐敗和黑暗。到了隋唐時期，“察舉”制度被科舉制度取代。
可以說，當年的學部委員遴選制度，實際就是中國一、兩千年前“察舉”和“九品中正制”在借屍還魂，是腐朽、腐敗的封建制度的翻版，只不過政治標準替代了古代的“道德”標準。時至今日，遴選雖然在表面上變成了選舉，院士選舉的政治標準日漸鬆弛，但這個標準卻有被“家世”標準取代的趨勢。誰能被選上，看的不是他的學術水平，而是看“單位實力、推薦力度、本人背景——比如哪個學校畢業的、學部里校友和同事多不多、競爭者的實力強不強。”(時捷：兩院院士選舉爭論不斷 選舉為何退化成“選戰”)。實際上，目前的院士選舉是半公開的賄選，其腐敗程度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的“察舉”和“科舉”都要嚴重。
2 中國的院士制度腐蝕了學術界本身，敗壞了學術界的風氣
從1948年第一屆81名院士到1955年第一屆233名學部委員，中國的院士人數增加了近兩倍，但在第一屆學部委員中，僅有1948年的老院士46人。也就是說，第一屆學部委員中，80%以上在7年前沒有資格成為院士。這個數字本身就可以說明，學部委員的學術水平在大幅度地下降。院士人數的另一次大爆炸發生在世紀之交。從1990年到2001年短短的11年間，中國的院士總人數從400人猛增了兩倍多，達到1269人。這些院士的水平是那麼低，以至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都不敢在自己的網站上公布他們的學術論文清單，而只是羅列他們的自吹自擂。不能夠保持學術上的高標準，實際就是容忍低劣。這是中國院士制度對學術界的最大破壞。
院士制度不僅降低了中國學術界的學術標準，而且降低了道德標準。目前，中國院士中靠掠奪手段、靠欺騙手段、靠其它不正當手段獲得院士稱號的大有人在，有案可稽、並且世人皆知的就有山東大學蔣民華院士，中國科學院洪國藩院士，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的賀福初院士。而那些在得到院士稱號之後大搞學術腐敗的可以說比比皆是。但中國科學院從來就沒有因為這些“學術不端行為”懲罰處分任何人，反倒替自己的無恥行徑百般遮掩，數次派代表團到歐美國家學習“科學道德建設”。這實際上是在承認中國的院士沒有科學道德。
中國院士制度在1955年發生的另一個顯著變化就是，學部委員的產生，必須要首先在政治上合乎標準。這就使當選的學部委員成為政治勢力的附庸。而在政治鬥爭異常激烈的從反右到文革這段時間，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頂戴花翎，就必須以賣身投靠、出賣良心為代價。
早在半個世紀前的大躍進時代，學部委員錢學森就為了迎合“上意”，利用物理學方法證明畝產萬斤的可能性。當時，儘管這樣明目張胆地出賣科學良心的學部委員尚屬少數，但絕大多數，也可以說是全部學部委員，卻都昧着良心對這個違背科學的行為默不作聲。
進入21世紀，中國的院士已經不再滿足於以這種幫閒的身份來撈取好處或者自保，他們要親自、主動地參與。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強伯勤為國外的騙子捧場，被聘為騙子所辦公司的首席科學顧問。還有的院士昧着良心，哄騙中國人民掏錢購買百無一用的核酸營養品。實際上，在學術界的所有角落，人們都可以發現腐敗院士的身影。抄襲剽竊，弄虛作假，招搖撞騙，不一而足。詳見筆者“扯下中國院士的神秘面紗”系列文章：(一)：喪失了社會良心的院士 ；(二)：欺世盜名的院士；(三)：矇騙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降低中國學術界的學術和道德標準，靠出賣學術良心來換取個人好處，並不是院士制度對中國學術界危害的全部。實際上，中國目前學術界官氣濃厚，霸氣囂張，匪氣十足，無不與院士有關。一些學術水平極低的人在當上院士之後，有了國家授予的“副部長”級別，有了國家認定的“中國最高”權威，於是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學霸。學霸都幹些什麼呢？巧取豪奪他人研究成果，霸占鯨吞國家科技資源，拐騙斂取社會財富。這些學霸在掠奪科研基金時是這麼為自己辯護的：如果我不搶，這些錢也會被其他人搶走浪費掉，所以還不如給我。由於院士成了有權有勢的撈錢能手，所以目前在中國社會颳起了院士熱潮。如果自己單位沒有院士，就花高價請外面的。因此，現在幾乎每個院士都在好幾個單位掛名兼差，美其名曰“兼職”，實際就是拿干餉，分乾股，不勞而獲。
對於院士兼職這個問題，中國科學院科學道德委員會主任許智宏院士告誡說，“一個院士一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是可能的，一天干兩份工作也是可能的，但更多就不好說了”。(李健、張東操：署名剽竊兼職過多 讓院士和學術以外的東西脫鈎)。許院士的話可以這麼理解：一個院士領兩份薪水還是可以的，再多，我們就有些不好交代了。請問許院士，中國的上千名院士，平均年齡在六十歲以上，他們之中有誰每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呢？那些七老八十的院士中，又有幾個人每天能夠坐滿八小時呢？這不就是施蘊渝院士的“405天等於18個月”理論的翻版嗎？[亦明：流氓教授與騙子學生(三)]。
3 中國的院士制度不同於西方的院士制度
在《從SARS研究看中國的院士》一文中，我曾用這樣的話結尾：“中國有句古語：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對中國的學術界來說，也同樣：院士不廢，學術無望。”一位院士在媒體上反駁說，歐美也有院士制度，人家的學術不是好好的嗎？(張靜：科學界有七種不道德行為)。
國家科學院院士制度是歐洲在十七世紀起開始逐漸形成的，其目的實際上有兩個：一個就是要通過專制政府的承認來提高科學家的地位，另一個就是要在學術界內部建立一個權威，以促進科學研究的規範化，提高學術研究的水平。在21世紀的今天，院士制度的這兩個功能基本上已經不復存在，歐美科學院已經完全轉變成了榮譽團體。這是因為，首先，由於科學技術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所能夠起到的作用及其巨大，科學家的社會地位在任何文明國家都是相當高的，不再需要通過政府的承認這樣一個落後的手段來提高自己的地位。其次，科學研究的規範已經基本形成，各個學科一般都有自己的本國的和國際學會，他們組織定期集會並且發行出版物。再其次，科學的發展，學科的分化，新的學術領域的不斷出現，使“學術權威”這個概念不僅是落後的，而且是愚昧的。實際上，現代西方學術界目前正處在一個你追我趕、新人輩出、新老交替時刻發生的時期，一個人可能領先一時，但決不會領先永遠。因此，在那裡，幾乎沒有人敢於並且樂於象中國院士那樣被樹立為學術權威。再說，學術權威即使有，那也是在學術界內部自發地產生的，而不是由外界任命的。所以，在西方，稱號和榮譽是對一名科學家過去貢獻的承認，而不是為他將來的學術地位的確定。有人說，中國院士與歐美院士的最大不同就是，當你與中國院士交談時，他們最想告訴你的就是他們是院士；而當你與歐美院士交談時，對方總是忘記自己是個院士。
根據《中國科學院院士章程》和《中國工程院章程》，“中國科學院院士是國家設立的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為終身榮譽”，“中國工程院院士是中國工程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這就不僅僅是承認他們以前的貢獻，而是在確定他們以後的終身學術地位：他們有官銜，有津貼，他們有特權，他們有地位。“在官本位的官場，院士是高官；在錢本位的社會，院士有厚祿；在以知識為本的學術界，院士是法定的權威；而在優勝劣汰的生物界，院士是永遠的勝利者。除此之外，許多院士還控制着國家科研經費的分配權力。”(亦明：中國院士制度的演變)。
所以，即使中國的院士真的是一些能夠與歐美院士在學術水平上不分高低、在道德水準上不相上下的人，在這樣荒謬的制度下，他們也會被慣得成為無賴潑皮，更何況他們當中很多人本來就是靠無賴的手段當上院士的。實際上，中國院士學術水平之低劣，在世界大國和經濟強國之中，是絕無僅有的。把他們確定為“學術最高”，就如同把武大郎的炊餅鋪欽定為全國唯一的五星級飯店，這實際就是在告訴世人，你們再好也得比他們少一顆星！真不如乾脆明說：不允許你們比他們強。這樣的制度，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恥辱！
4 中國的院士制度遏制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
院士制度的建立，其本來目的是要促進科學技術的向前發展。但在中國，這個制度所造成的結果卻恰恰相反，它實際上是在阻礙、遏制中國在這方面的進程。
如上所述，目前的國際學術界正處在一個你追我趕、人人力爭上游的時期。人為地確定“最高”，實際上就是在阻止新人的出現，阻擋人們對學術的追求，而把精力放在了對院士這個稱號的追逐之上。不僅如此。中國的院士還在利用手中的權力，霸占科研經費，搶奪他人的科技成果，並且一個人占據好幾個人的位置。(李健、張東操：署名剽竊兼職過多 讓院士和學術以外的東西脫鈎)。那個在去年非典期間暴得大名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病毒病預防控制所，在2002年的機構調整中，建立了這麼三個實驗室：朊病毒實驗室，腹瀉病毒實驗室，洪濤院士實驗室。而這三個實驗室的前身只有一個，就是病毒形態學與腹瀉病毒實驗室。(徐彬：“疾控中心問責事件”再追蹤)。也就是說，多出來一個院士，不僅多出了兩個實驗室，而且其中之一是連自己都不知道搞什麼的“院士”實驗室。難怪這些人不僅不能為國家分憂解難，反而為國家添亂。筆者就曾親眼看到，一個所謂的資深院士，控制着價值數百萬元的實驗室，而裡面卻空無一人。就因為他是院士，別人對他敢怒而不敢言。也是這位院士，手裡搖晃着幾張印着早就被存放到GenBank的基因序列的紙，宣稱那是什麼科技機密。可見他的那點兒知識還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水平。
實際上，那些早就喪失了創造能力(其實他們之中很多人從來就沒有過什麼創造能力)的“權威”們，最忌怕的就是被別人瞧不起，怕被別人超過去，於是他們在學術界培植了一個個嫡系，一個個幫派，幫派之間競爭的目標不是誰有了新的學術成果，而是誰得了獎，誰撈到了大錢，誰的弟子當上了院士。那個今年又把非典病毒釋放出來的實驗室，病毒病預防控制所的腹瀉病毒實驗室，其主任就是洪濤院士的得意門生。真是“有其師必有其徒”！院士制度還給中國的學術新人樹立了這樣的榜樣：認真幹活搞研究的人是笨蛋，而能夠不勞而獲，或少勞多獲的人才是具有領袖才能的“牛人”。
面對社會上對中國院士制度的指責，中國工程院院士張壽榮和中國工程院的研究員郗小林曾專門撰文反駁。(張壽榮、郗小林：院士制度不是誤區)。在這篇文章中，他們提出了三個論點：1，“院士制度在世界上普遍存在”；2，“院士制度不會‘必然’阻礙創新”；3，“院士制度促進我國工程科技創新”。對於任何了解中國學術界現狀並且思維正常的人來說，僅看看這個三個小標題就會啞然失笑。“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院士制度與中國的半封建、半官僚、半土豪惡霸幫會性質的院士制度是一回事嗎？“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院士與中國的院士是在一個水準之上嗎？至於說中國的“院士制度不會‘必然’阻礙創新”，中國的“院士制度促進我國工程科技創新”，更是睜着眼睛說瞎話。遠的不說，就從2003年非典研究說起。當時如果沒有中國工程院的院士洪濤力主衣原體病原說，壓制其它不同觀點，中國軍事科學院的科學家怎麼會嚇得把自己發現的冠狀病毒證據藏起來，不敢公諸於世？如果他不是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還會圍繞着他的錯誤假說組織聯合攻關嗎？
其實，類似洪濤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的學術界多得數都數不清，只不過洪院士造成的危害太大了，所以才最終暴露了出來。實際上，就在不久前召開的“兩院”院士大會上，中國的院士們終於承認“在中國科技發展的進程中，缺乏‘自主創新的核心技術’”。(浦樹柔、戴廉：兩院院士：缺乏“自主創新核心技術”是中國軟肋)。可奇怪的是，這些院士雖然承認這個問題的存在及其嚴重性，但這個問題只是他們“最為關注的話題”，他們對這個問題“表現出深深的擔憂”。這看上去似乎是說，這個問題是別人造成的，中國的院士們是局外人，沒有任何責任。可事實卻是，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就是院士制度。
為了替中國的院士制度唱讚歌，張壽榮院士在文章中作為論據一再提及幾個老院士的貢獻，其中就有錢學森和張光斗。錢學森院士鼓吹“畝產萬斤”理論在先，提倡“特異功能”在後，時至日薄西山的今天，仍舊不肯向社會向人民賠禮道歉，不知還在等待什麼。而張光斗院士更是枉為學者。如果說錢學森的一生是功過相抵的話，終張光斗一生，是功不抵過。(亦明：超一流的夢想，不入流的作為：評清華大學計劃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把這兩個人拿出來為中國的院士制度辯護，可見這個制度的腐朽和黑暗已經到了何種程度。
根據中國工程院網站介紹，張壽榮院士生於1928年，目前是武漢鋼鐵公司的總工程師。在一篇述懷性質的文章中，張院士是這麼結尾的：“社會主義強國必須是鋼鐵強國。作為長期從事鋼鐵冶金的工程技術人員，我必須奮發圖強，為建設鋼鐵強國努力奮頭。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張壽榮：我的人生) 。從這些與政治口號沒有什麼差別的語言中，我看不出它含有一點一滴的學術氣息和科學精神。請問張壽榮院士：在您擔任總工程師的武漢鋼鐵公司，其先進生產技術、先進生產設備中，有多大比例是自主研製的？在全世界，有哪家象武鋼這麼大的企業用一個年逾古稀、正規教育在半個世紀前完成的老人擔任總工程師？曹操在寫“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詩句的時候，只有52歲。對於政治家，那正是黃金年齡。而您呢？不僅學術生涯的黃金時代早已杳如黃鶴，事實上您的生理年齡也已接近尾聲，您的戀棧不退，到底是為了什麼？您聲嘶力竭地為中國的院士制度吶喊，又為的是什麼？您“生命不息，戰鬥不止”，是在為誰而戰鬥？
總之，中國的院士制度對中國的學術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在半個世紀前建立院士制度確實有其可取之處。但這個制度演變到今天，已經完全成了另外一種東西：它是學術腐敗的搖籃和溫床。“院士不廢，學術無望”，不是“個別極端人士”的妄語，而是具有學術良知人們的共識。(顧海兵：院士制度－－中國科技創新的障礙；顧海兵：人才問題上的六大誤區)。一位“長期在第一線的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在讀了我的《從SARS研究看中國的院士》一文後寫到：“院士們應該捂心自問：國家給你們那麼多待遇，不給國家作貢獻已經很羞愧了，若再在有生之年破壞、阻撓中國的學術發展則實在太可恥了，千古罪人啊！”(肖斌：現行的院士制度不廢，中國學術無望)。
廢除院士制度最徹底的途徑就是通過人大立法來解散中國科學院學部和中國工程院，而他們的一些職能，如充當政府的科技顧問，完全可以由各個專業學會或中國科協來承擔。但在實際中，廢除現有院士制度的最有效途徑就是要釜底抽薪，要取消他們的副部長級別，取消他們的特殊物質待遇，取消他們在分配科研基金、評定科研成果等方面的特權，限制他們的兼職，並且要堅決處理那些欺騙政府和社會、剽竊掠奪他人成果、以及在科學研究中明顯不稱職的院士。沒有了特權，沒有了物質利益，沒有了這樣那樣的好處，那些名利之徒就不會對院士頭銜趨之若鶩，如蠅逐臭。廢除現有院士制度的另一個有效途徑就是要揚湯止沸：按照國際通行的規則，公布所有院士及院士候選人的科研成果清單及相關資料，也就是他們的論文和在國際學術界獲得的獎勵，並且附上發表論文雜誌的影響因子、論文的引用次數，等等。互聯網這麼發達，做到這一點極為容易，而不這麼做卻一點兒理由也沒有，反倒說明院士們心虛。就象當年齊湣王要樂師單獨吹笙一樣，公布院士的學術成就會使那些南郭先生們自動地逃之夭夭，根本就不用誰去攆他們。
如果這兩條計策真的被採納了，中國的院士制度實際上也就與目前歐美各國的院士制度相同了：院士是一個純粹的學術榮譽稱號，僅此而已。如果真的是那樣，這個制度廢不廢除，還有什麼關係呢？
也許有人會問，廢除了院士制度，學術腐敗問題就解決了嗎？回答是一個大大的YES！這是因為，院士制度這顆毒瘤如果能夠被摘除，本身就說明中國政府和社會有決心、有能力解決中國的學術腐敗問題，因此其它問題都會勢如破竹般地迎刃而解。反之，不摘除或消滅這顆毒瘤，學術腐敗就會象患有癌症的病人一樣，病症永遠都不會減輕和消失，而只會越來越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