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開元

近兩年來，世界著名數學大師、哈佛大學講座教授丘成桐先生針對中國大陸學術界出現的嚴重腐敗現象，發出一系列尖銳的批評。二○○五年八月，丘先生在《北京科技報》上大聲疾呼：以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國內不可能培養出一流人才；中國大學生的基礎水平，尤其是修養和學風在下降；哈佛畢業生的論文水平比國內有些院士的文章都好；如果不重視學風建設，中國科技至少後退二十年。他還點名批評了北京大學以及北大以百萬年薪“引進回國”的海外全職學者田教授。

丘先生的批評引起國內很多學術、教育界人士和學生家長的共鳴。以後兩個多月內，不少人在互聯網上發帖對丘先生表示支持，亦有人化名貼文章對丘先生進行人身攻擊。十月十四日，北大數學學院召開大會對丘教授進行人身攻擊。一位院士在會上透露，北大通過權力機構，在大陸報紙和互聯網上封殺了丘先生的批評文章。《北京科技報》因刊登對丘先生的訪談而被迫道歉, 《南方周末》對丘教授的採訪稿被宣傳部封殺，教育部下令各大學互聯網站刪除丘教授批評學術腐敗的文章。

•盛世喧囂的清醒劑

二○○五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個溫暖冬日，我到哈佛大學科學中心與丘先生做了四個多小時的訪談，他詳細講述了有關事件的來龍去脈。筆者認為，在大陸媒體充斥盛世喧囂之際，丘先生的聲音猶如一帖清醒劑，使我們看到大陸學術的另一面。現將訪談的主要內容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戴開元（以下簡稱“戴”）：丘教授，現在大陸學術界的腐敗非常普遍，不僅是一所大學或一個研究院所。您為何單獨批評北大數學學院？

丘成桐（以下簡稱“丘”）：從九十年代開始，儘管國家對科研、教育投入了大量財力、人力，整個學術界的風氣卻逐漸變壞，學術水平急遽下降。北大數學學院號稱是中國第一。我認為這十年來的全國數學界學風不好，與北大數學學院某些人的作風有密切關係，他們帶了一個很壞的頭。我公開批評他們，是希望他們改正，希望引起大陸數學界的反思，希望引起中國有關領導的重視。

戴：北大數學學院的學術腐敗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丘：北大數學學院有些教授的精力不用在學術上或培養學生上，而是四處鑽營，搞關係，拉幫結派，排斥異己，謀求個人、小團體的私利。有的人三分之一時間在國外“走穴”，撈取金錢和榮譽，三分之一時間用於國內拉關係，評政協委員、院士、博導以及評獎、評基金，鑽進自然科學基金會和其它學術權力機構，最後三分之一時間用於本校的“政治”，哪還有時間去做學問、教學生？

教授不務正業，學生學業水平跟着下降。哈佛數學系招了一名北大的“高材生”，該生作為北大尖子生代表，曾被選派赴上海向諾貝爾獎得主匯報成績，三位北大教授填寫在各欄的推薦意見亦是前5％的“最優秀”，來到哈佛後卻跟不上其它同學而被勸退學。還有個北大學生，來哈佛後才發現基礎不夠好，現經過勤奮學習，已可望成才。這說明北大教育水平大幅度下降，北大教授的推薦無法保證學生質量。數年前，一個北大數學學院畢業的一位博士寫信給我，想來哈佛教書。北大有些人把他吹捧得很厲害，說他二十一歲就拿博士，是個天才，後來聽說北大提升他當教授。但我發現他的博士論文是數學界早已熟知的結果，論文水平只相當於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生的水平，沒有推薦他。

•教授不務正業 不辨學生好壞

對一些真正優秀的學生，北大數學學院的教授們卻不知道用心培養。一九九五年，北大數學院一位王姓同學申請來哈佛大學讀博士，我在北京進行面試，印象不錯。但在一次會議上，北大的二十幾位教授表示不知道這個學生，北大數學學院的張恭慶院士認為王同學質量不理想，勸我不要錄取。以後王同學被加州理工學院錄取，後到耶魯大學做助理教授，說明他確實優秀，只不過得不到北大某些教授的賞識。後來我遇到王同學，他告訴我，當初沒能成為我的學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

這說明，北大數學學院許多教授不教課或很少教課，因此既不認識學生，更不了解學生情況。我們知道，北大等中國名牌大學每年把全中國最優秀的中學生搜羅到自己學校，但學生進校以後卻沒有認真培養，放任自流，任其自生自滅，這對國家、家長或學生，都是極不負責的行為。

戴：這僅僅是個別例子，還是普遍現象？

丘：這是普遍趨勢，不是個別特例。我有很多資料。另外，北大數學學院一些人還利用他們在中國教育、學術界把持的權力，在評定院士、獎項、參加學術會議、發放研究經費等方面，排擠、打擊其它大學的優秀學者。二○○二年北京舉行國際數學家大會，被北大數學學院某些人把持的中國數學會推薦我的學生田做一小時大會報告，推薦六個做四十五分鐘報告，大部分是北京的。中山大學朱熹平教授是海內外中國學者中流形幾何做得最好的（哈佛數學系一致通過邀請朱教授來校訪問半年。事實上，從這五年的工作來看，朱熹平的工作比那位做一小時報告的田重要），南京大學程崇慶的研究亦非常出色，皆未獲得邀請。但就數學方面，屬於中科院系統的中國科技大學也一直沒有得到教育部的重視。華羅庚的弟子、中科大數學系教授某某是一位優秀數學家，長期評不上院士，就跟某些人從中作怪有關。

戴：在北大數學學院今年（二○○五年）十月十四日召開的“批判”你的大會上，一位教授說你批評北大，是因為“中央批准”北大成立“國際數學中心”，卻沒有批准你支持的中科院成立類似數學中心的申請，是這樣嗎？

丘：當然不是。早在一九九五年，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希望我幫助科學院籌建一個數學研究所，我答應了。那時中科院的經費比較緊張，我在海外籌到一筆經費，成立了中科院晨興數學中心，沒有想到北大數學學院的某些人卻因此對我極度不滿。他們認為我籌到的經費不應全給中科院，北大方面亦要分一份。這怎幺行呢？這筆錢一分開，什幺事也辦不成了。後來在香港開會，北大校長陳佳洱又向我抱怨此事。我說我是照美國人的作法辦事，不能說哈佛籌來的錢，MIT亦要分一杯羹。北大從頭到尾都未跟我談辦所的事，捐到錢之後才說他們本來就想跟科學院合作，這怎幺說得通？如果北大確實需要錢，我可以另想辦法。從此北大數學學院的一些人就對我極為不滿。我認為，無論是幫科學院還是幫哪所大學，都是在幫助中國發展學術，有什麼區別？

一九九八年，我籌辦國際華人數學家大會，經費亦是我個人籌來的。北大數學學院的一些人先是要求由他們以及被他們把持的中國數學會主持會議。我覺得，舉辦這個大會是為了給華人數學家搭建一個交流平台，讓國內數學家了解當今世界最前沿的數學發展。而他們的學術水平以及對世界數學發展的了解，很難全面照顧到數學的各個領域，因此我不同意他們單獨主持這個大會，應當由海內外出色的數學家和數學會合辦。他們不同意。於是北大數學學院的幾位教授三次向中央上書，要求取消召開這個大會。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對他們的上書批示說，這個國際學術大會還是要召開，各方面要“協商解決”。後來在北京召開的大會籌備會上，北大一位院士居然指責我“像希特勒迫害猶太人那樣”迫害“中國的數學家”，真不知從何說起。

•內鬥不斷 一心控制數學界

我批評北大數學學院，並不是反對北大。一九九八年北大數學學院請我做他們數學研究所的學術委員會主任及北大的名譽教授，我都答應了。但是，現在的北大數學學院被個別幾個人控制，造成上上下下不好的風氣。他們從來就沒有徵求過我任何意見，也不告訴我他們院裡發生過任何事情。他們旨在利用我在國際上的聲譽。這幾個人一心想要控制中國數學界。為此他們以北大為平台，甚至不擇手段，造成國內數學界混亂，內鬥不斷。我無意捲入，只想為中國數學的發展盡些力而已。

學術界應當是清白的。我批評這幾個人，批評他們給中國學術界造成不良影響。他們感到我的批評給他們的利益帶來了威脅，於是說我仇視北大，將矛盾擴大激化，並對我進行人身攻擊。其實，十多年前他們還在我的討論班上學習，我也很照顧他們。我還幫助過許多北大的學者，培養、提拔了北大的很多優秀畢業生。說我歧視、仇視北大是沒有道理的。

戴：田某原是您的學生，在您的大力培養、提拔下成為麻省理工學院（MIT）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正教授，後來還當上中科院院士。您為何要點名批評他呢？

丘： 田於一九八四年來美留學，當時我在聖地亞哥加大，那時他學習很勤奮。我喜歡這種學生，就刻意培養他。每周有三個晚上，我在家裡專門輔導他，甚至把我一些尚未發表的想法告訴他。可以說，我在他身上花費的心血比對我的兒子還要多。他畢業後，我為他寫推薦信，幫助他獲得美國Waterman和Veblen兩個獎，成為MIT正教授,希望他日後能為中國數學發展出力。以後，他大概認為自己已經名成利就，不再認真研究學術，精力用於四處鑽營，學術水平自然急遽下降。他與北大數學學院的個別人等互相利用，不隨正途去取得名利，為國內外學者樹立了一個很壞的榜樣。

田的學術道德也很成問題。早在一九八六年年底，哈佛大學數學系一位教授就給我寫信，反映田的論文抄襲了他在學術會議上所做學術報告的內容。該教授提及他四月在Columbia講時田在座。而後田文章里並未有何新方法，結果也未有所突破。並告誡我若田只將在Columbia聽到他講的方法改頭換面據為己有，則事關業務道德，不容坐視。田竭力否認此事。我當時不知事情真相，覺得他有才華，應該給年輕人一個施展才華的機會，沒有細究此事。後來，紐約州大石溪分校數學系教授A給我來信談到他與田一次不愉快的合作。田與A合作一個問題，A把整個問題解決的想法告訴田後，田只提了一個小問題後表示完全同意整個想法。田其時與另一位教授V也在合作同一問題，然而田並未向A透露一絲口風。過些時候，A驚訝地發現田與V的文章發布在預印本網站，想法幾乎完全是A曾告訴田的，文章里卻完全沒有提到這是A的想法。Santa Cruz加大數學系一位教授也來信說田不恰當地利用了他的研究成果。這位教授從1986年開始研究卡拉比－丘流形模空間無阻礙性的問題，同年他在MPI公布了預印本。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田的來信說他也獨立地發現了同樣的結果。一九九二年該教授訪問普林斯頓時遇到N博士。N博士提到田在寫那篇卡拉比－丘流形模空間之前，就知道了這位教授所發表的預印本，N 親眼看到田在哈佛研讀過這個預印本。

我後來亦發現，田把我告訴他的一些沒有發表的觀念、想法和思想放在他自己的論文裡而不指出它們的來源。美國幾所著名大學的知名教授都指控田，恐怕不是空穴來風吧？

另外，四、五年前，一個中國年輕學者告訴我，他訪問田前有個很好的想法，要寫一篇論文，田硬要在文章里署名，他不願意。田威脅說，如不這樣，以後美國大學考慮他的tenure（永久職位）時，田就要寫一份不好的“推薦信”，那他就得不到tenure。

戴：美國教授指控田抄襲，為何不訴諸法律或其它正式途徑提出指控？

丘：一般來說，學術界以和為貴。同時，打官司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而法官或陪審團也不會懂得裡面這幺多名堂。田的這種做法，不是一字不變地照抄他人公開發表的論文，而是將他人未正式發表的一些觀念和方法放在自己的文章里，據為己有。有學術道德的學者，應在論文中指出原創者的貢獻。但田不這樣，好象他就是原創者。數學界對這種作法，對這種人，很少去打官司，只是私下相互通報，讓大家今後小心、警惕這種人就行了。

田的主要精力沒用在研究上，學術水平急遽下降，近十來年沒有取得重要成果，已有的成果中亦發現存在不少相當嚴重的錯誤。田離國際一流數學家還差得很遠。即使在微分幾何分支領域――幾何分析，在中青年學者隊伍中他也只能排在十幾名以後。他在MIT和普林斯頓兩所美國大學任全職教授，卻被北大說成是國內學者，推舉為中科院院士和全國政協委員，後來他又變成北大以“百萬年薪”引進的“外國學者”。他每年必須在美國工作九個月，而照中國教育部規定，引進的外國學者每年必須至少在國內工作六個月以上，這不是在有意誤導中央領導和公眾嗎？

戴：北大最近說，田在北大的津貼是按實際工作時間按月發放，月津 貼數額只相當于田海外月收入的三分之一。

丘：北大又在混淆事實。田在美國的年薪大約是二十萬美元，這是九個月的薪水，每月兩萬多美元。北大至少發放六個月津貼，就是四萬多美元，再加上中央發的十萬美元，加起來不是超過一百多萬元人民幣了嗎？這還不包括田得到的房子等其它好處。田還在南京大學、南京農業大學等好幾所中國大學兼職，拿幾個單位的大量科研經費。他在北大要了一套房子，可能象徵性地付一點錢，又到南京大學要了一套房子。南大一位院士教授報怨說，由于田占了南大的房子，他沒有得到應得的房子。

戴：這些問題，您過去與田交換過意見嗎？

丘：我多次告誡他，為人治學不能搞腐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該要的錢不能要，我在浙大數學所、晨興數學中心就不收分文報酬。我至少五次通過e- mail提醒他這個問題，但他根本不聽，反說我荒唐可笑。他說這是對方給他的合法報酬，又不是貪污受賄，中國的貪官一拿就是幾億，我拿這點錢算什幺？有的大陸留學生居然說，中國這幺多錢，共產黨的錢，不拿白不拿，田拿得太少，還應該拿得更多。

田夫婦在美國的年薪應當有數十萬元以上,即使美國也是相當高的收入。他為何還要去大陸不擇手段地賺取這幺多的錢和利益？大陸研究生的月收入只不過數百元人民幣，田在中國拿的錢就可以養活北大數學院全部研究生。拿這種錢，捫問過自己的良心嗎？田的所作所為對國內科研風氣造成很壞影響，給青年人樹立了很壞的榜樣。田是我的學生，我培養、提拔了他，使他成名，對此我感到很痛心，也應為他今日的做法負責任。不少中國學者、留學生跟着他學，也到中國去獲取不應當得到的薪水。田可以這樣做，他們為何不可以？據我所知，至少有數十名美國華人學者有類似田的作法，儘管他們拿錢的金額沒有田那幺多。

•學術界的腐敗 不易被揭露

我完全支持中國引進國外的優秀人才。例如清華引起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姚期智，他確實是世界第一流學者。另外，姚期智是放棄了美國教職之後被引進國內的。田的學問與姚教授相差甚遠，卻即要保留美國的正式教職，又要“當作”被引進人才，跑回大陸獲取金錢和榮譽。

戴：您公開批評田以後，他如何響應？

丘：他沒有公開響應。但網絡上出現了三百多篇對我進行人身攻擊的匿名文章，其中有些文章肯定與他有關，因為文章中涉及的一些私事，只有田一個人知道。這又是一件使我非常痛心的事。這些文章完全是造謠污衊，甚至涉及到我的雙親。例如有篇文章說，我強迫田和我的其它學生照料我母親，陪我母親聊天。哪有這種事？當時我哥哥在普林斯頓生病，我有時找一些朋友陪母親聊天，但從未找過我的學生。

戴：我認為，學者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國家的津貼、經費、房子等，他們攫取的是老百姓繳納的稅金。中國教育體制與美國不同，中國大學幾乎全部歸教育部管轄，教育、科研經費主要依靠政府撥款。照理說，學校、科研機構花費的是民眾繳納的稅金，亦應接受民眾監督。但中國卻沒有這類監督機構或機制，媒體監督作用亦很小，而且受權力部門的約束。相對而言，政府官員貪污受賄倒比較容易被發現，學術腐敗打着研究科學、發展學術、引進人才之類冠冕堂皇招牌，反而不易發現。即使被揭露，有關機構和人士亦很難受到懲處，因此對整個社會的危害更烈。

丘教授，我還有個問題。北大數學學院某些人與田在引進外國人才上作弊，田個人當然得到許多好處，但北大自己又得到什幺好處？

丘：北大當然得到很多好處。舉個例子，北大憑藉所謂的“引進田回國工作”，跟中央要一億六千萬元在未名湖邊蓋一個兩萬平方公尺的數學中心，這是不是好處？後來聽說這筆錢減為不到一億，亦是很大一筆數目。北大數學院號稱要引進兩千名數學家。事實上，全世界沒有哪個數學研究所能招來這幺多數學家，哪怕加上短期的訪問學者。他們這樣做就是想誇大他們的能力來得到更多的好處。

中國學術教育界被一小撮不學無術或二、三流水平的人把持大權，吹捧學術不端的二流學者，排斥真正有學問的正直學者，其直接結果就是中國學術水平、學風和國際聲譽急遽下降。

戴：中國數學期刊的水平如何？有沒有達到國際公認一流水平的期刊？

丘：沒有。中國的數學雜誌，在海外幾乎無人訂閱，就是因為學術水平跟不上。

戴：從總體來看，中國的數學研究水平在世界各國中能排到第幾名？

丘：大概能排到第十四、十五名吧。不要說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甚至意大利、荷蘭、加拿大，瑞典，以色列，瑞士的數學水平都超過中國。在華羅庚、蘇步青那個年代，中國數學研究與世界先進水平比較接近，有的領域處於一流水平。

戴：您根據什麼做出這種判斷呢？

丘：根據論文的學術水平。

戴：這確實出人意料之外。打倒四人幫以後，知識分子的地位、待遇空前提高，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吸引了無數青少年對數學的嚮往，華羅庚、陳景潤成為青少年學生崇拜的偶像。政府提出科（學）教（育）興國的戰略方針，投入了大量資金和人力。數學無需儀器設備，只要買些書籍刊物即可。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又產生了這幺多博士、教授、博導、院士，哪知道中國的數學在世界上的地位不進反退。丘教授，您認為造成大陸學術界學風浮躁、腐敗的原因是什麼？

丘：我想首先與文革對中國人道德的破壞有很大關係。從一九七○年代末華羅庚先生邀請我去大陸講學開始，我與大陸數學界交往已有二十多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學學術界的風氣比較正常，華羅庚、蘇步青、王元等數學家不僅學術造詣深厚，學風也非常正派，對自身要求很嚴，道德水準勘稱楷模。他們身上還保留了許多優秀的中國傳統美德。但文革中和文革後培養的一些青年人，道德品質急遽下降，他們只相信個人利益至上。

•社會道德低落影響學風

另外，中國主管教育的個別官員，不是以學術為重，而是以面子為重。喜歡以表面化的數字作標準。比如說：大學生、研究生人數增加了多少，人才引進了多少，發表多少篇論文，出版了多少本着作等等成為評審高校和教授的主要指標。這些都助長了學術界的不正之風。剽竊、抄襲、拉關係走後門等現象屢禁不絕，似乎還愈演愈烈。

戴：您覺得海外學術界有哪些好的辦法值得中國借鑑？

丘：美國大學選拔人才的制度比較公正。哈佛大學從外面招教授，要發函徵求全世界該領域幾乎所有一流學者的意見，同時學校組成由校長、院長、三名外校教授、三名本校外系教授和本系教授組成遴選委員會，經過認真討論之後才做出決定，而不是像中國那樣，僅由本校甚至本系少數幾個人黑箱操作，秘密決定。前不久中科院理論物理所進行整改，邀請世界一流科學家對該所的學術研究進行客觀的評鑑，我也參加了，效果很好。

戴：中國那麼多大學、研究機構，不可能都邀請外國一流專家進行評鑑吧？

丘：只要中國的重點科研機構和重點大學，邀請外國一流科學家，特別是非華裔科學家（華裔人士容易受人事關係影響）參加學術成果的評鑑，就可能推動全國學術評鑑制度的改善。

戴：楊振寧先生說，中國的大學辦得非常成功，中國大學生的基礎知識比美國大學生更紮實，學習也更努力更用功。似乎和您的看法正好相反。

丘：楊先生接觸到的美國一流大學的大學生可能與我見到的不一樣。

戴：前不久，您對一家海外中文報紙記者表示，您現在回中國要用美國護照，以防不測。以您在美國和中國的地位和聲望，這樣做是否有點過於擔心？

丘：中國政府一直都對我很好，教育部也很尊重我。但下面一些小人就很難說，特別是我的批評觸犯了他們的利益。常言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他們什幺事情都幹得出來，我不得不加倍提防。我這麼說不是沒有根據的。我有個朋友在上海做生意，他公司里有個人工作做得不好，還貪污，我的朋友只好把他解僱。哪知道那個人跑去公安局告黑狀，造謠污衊。我的朋友從香港坐飛機到上海，在機場被公安抓起來，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被關了一晚上，第二天才找人保釋出來。

我批評北大某些人的學風不好，學術腐敗，他們就召開大會“批判”我。一些小人甚至在會上以骯髒的語言對我造謠污衊。文革結束有三十年了，北大再次舉辦這種批鬥會，發生學生批鬥老師事件，公開謾罵侮辱一位做學問的人，學校也不干預，令人痛心。像這樣公開召開大會來謾罵一個學者的大學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

戴：丘教授，您覺得您的批評會產生多大效果？

丘：我不知道會有多少效果。也許會使有些人、有些機構搞腐敗時收斂一些。前不久國內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員對我說：丘教授，您提出這些批評意見，我們都很贊成，而且我們掌握的腐敗事例比您說的還要多得多，但我認為您的批評沒有用，因為您單槍匹馬與一大批既得利益團體對抗，何異“以卵擊石”？您對抗不過他們。另一位中國學術界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也告訴我：丘教授，您說得很對，我們也想幫忙，但現在很難，您還是忍一忍吧。我問要忍多久，他說二、三十年。我現在五十多歲，二、三十年以後，我早就不會參與任何這類活動了。學術界的重要領導都認為這種狀況還要繼續二、三十年，中國的學術還有何希望？

中共中央提出科教興國的戰略方針，中央很重視對科研、教育的投資，這當然很要緊。但還必須大力糾正學術界存在的嚴重腐敗，否則投入再多的錢也出不了多少成果。如果學術界的惡劣風氣得不到根本扭轉，不能形成一個比較公正的競爭環境，就留不住人才。真正有才華的學者跑到國外，留學生學成以後不願回國，這樣下去，中國能成為一個科學強國嗎？我很懷疑。

•丘成桐小檔案一九四九年出生於廣東汕頭，就讀香港沙田小學、培正中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在大學主修數學，三年修完全部課程，進入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師從微分幾何大師陳省身。一九七八年攻破幾何學上的難題──"卡比拉猜想"；一九八二年，獲被譽為數學界"諾貝爾獎"的菲爾茲獎；一九八七年，獲美國科學界最高獎──美國國家科學獎；一九九四年，獲瑞士皇家科學院為彌補諾貝爾獎空白而設立的七年評一次的克雷福特獎。

現為哈佛大學數學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數學講座教授兼數學研究所所長、浙江大學數學中心主任、中科院晨興數學中心主任，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首批外籍院士、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意大利林琴科學院外籍院士、台灣中研院院士、浙江大學名譽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名譽博士、台灣大學名譽博士。連續三屆被推選為世界華人數學家大會主席。

丘成桐教授是當今世界公認的最著名的國際數學大師之一，被國際數學界公認為四分之一世紀裡最有影響的數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