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色彩斑斕的學術泡沫——天津師大歷史文化學院院長侯建新
侯建新是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
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歷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成員、中國世界古代中世
紀史研究會中世紀史專業委員會理事長等等。透過那些閃閃發光的頭銜的光環，
透視到裡面去，就會發現，那是一個色彩斑斕的泡沫！
早在上世紀80年代，當他還在攻讀碩士學位時，他的同學就曾向老師揭發過
他剽竊他們成果的行為，而且打算要在報刊上揭露他。老師念他年輕，不知輕重，
勸同學以和為重，平息了風波。
可是，到1995年，當他要爭取從副教授破格晉升教授時，竟在申請表中填寫
在他參編的《新編中國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書中自己“撰
寫”了第一至四章共“6萬字”，經查對，其中 95%以上的文字，連同頁下注和
標點符號，都是從他的三位老師編寫的《中國簡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出
版）一書的第七章抄襲過來的，主要的改動是把原書的“節”標題變成“章”標
題。而且在該書“後記”中也寫着第一至四章“由侯建新執筆”。這四章的總字
數同他的老師編寫的《中國簡史》第七章字數相等，都是4.6萬字。可是侯建新
在他申請破格晉升教授的申請表中卻寫為“6萬字”。他在申請表中填報的其他
兩項成果，也由2.2萬字和2.1萬字都誇大為各3萬字，這樣一來，一共湊足了12
萬字。實際上，即使把抄襲的4.6萬字算在內，總共也只有8.9萬字，為什麼非得
要湊足12萬字呢？因為那時天津市高教局規定文科晉升教授必須有10萬字“以上”
的成果，於是侯建新就硬着頭皮湊了12萬字。他的一位老師當時擔任天津市高校
職稱評委會委員兼史地學科組長，發現他的學生如此嚴重的抄襲和作偽行為，極
為震驚，就向高評委做了揭發，評委們經過核對確認屬實，投票否決了他的申請。
本來，這已經十年前的事了，而且那時他還算比較年輕，如果從此以後誠實
治學，正直做人，倒也可不必舊話重提。可是現實不是這樣。
且看最近五年間，侯建新留下了哪些新的“業績”。
其一。侯建新在其2001年初版、2005年作為“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司推
薦研究生教學用書”再版的《社會轉型時期的西歐與中國》一書中聲稱：“我發
現，西歐中世紀的物質生活起點很低，……不過他們有一種很深厚的自衛力量，
使其免受領主的過分侵奪，所以發展較快。憑藉習慣法，即使在農奴制最嚴酷的
條件下，他們也可以跟自己的領主斤斤計較……馬克思注意到這個問題，並把按
習慣法規定下來的剝削量稱為‘不變量’，‘而直接生產者自己支配的每周其餘
幾天的生產效率，卻是一個可變量’。他說，在西歐，即使在勞役地租的條件下，
‘負有徭役義務的人或農奴竟能有財產和——相對地說——財富的獨立發展，有
些歷史學家對此表示驚異。但是，很清楚，在這種社會生產關係，以及與之相適
應的生產方式所藉以建立的自然形式的不發達的狀態中，傳統必然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侯建新著：《社會轉型時期的西歐與中國》，濟南出版社2001年
初版[以下簡稱《轉型初版》]，第17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以下簡
稱《轉型再版》]，第11頁）這是侯建新自稱屬於他的“發現”。然而，在他的
這一“發現”之前，他的老師龐卓恆不但向他和他的歷屆同學多次強調過馬克思
的這一觀點在中西歷史比較研究中的重要意義，而且公開發表過以下文字：“西
歐農民，包括農奴，卻享有一個中國封建時代的農民缺乏的有利條件，就是從野
蠻時代的馬爾克公社傳襲下來的原始民主傳統。……‘從而使被壓迫階級即農民
甚至在中世紀農奴制的最殘酷條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團結即一個抵抗的手段’。
這種原始民主傳統還突出表現在封建時代的一些習慣法中。那種習慣法對封建統
治階級也有一定的約束力。例如農奴每周為農奴主服勞役的天數一旦確定下來成
為慣例，農奴主再任意增加勞役，就會受到有力的抵制。馬克思指出，勞役剝削
量的固定，使西歐‘農奴竟能有財產——和相對地說——財富的獨立發展’的重
要原因。‘例如，我們假定為地主進行的徭役勞動原來是每周兩天。這每周兩天
的徭役勞動因此會固定下來，成為一個不變量，而由習慣法或成文法在法律上規
定下來。但是直接生產者自己支配的每周其餘幾天的生產效率卻是一個可變量。
這個可變量必然隨着他的經驗的增多而得到發展’”（龐卓恆著：《唯物史觀與
歷史科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20-221頁；參見龐卓恆著：《西
歐封建社會延續時間較短的根本原因》，載《歷史研究》1983年第1期；龐卓恆
著：《人的發展與歷史發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20頁）。
其二。侯建新在同書中稱：“如《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的編者在概述
1500年以後一個時期西歐農民的一般情況時提到：‘絕大多數農民每年除養活自
己一家、家畜和留作來年種子之外，大約還能多出20%的產品’”。（《轉型初
版》第83頁；《轉型再版》第46頁）令人驚異的是，人們能夠在他的老師龐卓恆
1983年和1987年發表的論著中見到同樣的一段話，（見龐卓恆著：《西歐封建社
會延續時間較短的根本原因》，載《歷史研究》1983年第1期；龐卓恆著：《人
的發展與歷史發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19頁）。在這裡，侯建
新除了把龐文中的“歐洲”改為“西歐”外，其餘的文字，連標點符號，都一點
不差。如果不是抄襲，能有那樣巧合的雷同嗎?侯建新將“歐洲”改為“西歐”，
顯然是為了掩蓋抄襲痕跡，但卻因此更加暴露了他根本沒有看過原書，因為原書
的那段話本是就“歐洲”而不是“西歐”而言的。
其三。侯建新在同一書中論及西歐中世紀的墾殖運動時寫道：“西歐大地古
老的風貌由於拓荒者的工作而改變了模樣，大體確定了今後500年的耕地面積”。
（《轉型初版》第68頁；《轉型再版》第44頁。）他的這一論述沒有註明任何出
處。而他的老師龐卓恆早就指出：“在此期間墾出的土地之多，竟使其後五百年
間西歐、中歐的耕地面積無需再有顯著增加”，並註明此項論斷出自“《劍橋歐
洲經濟史》第一卷，第500頁。”（見龐卓恆著：《西歐封建社會延續時間較短
的根本原因》，載《歷史研究》1983年第1期；龐卓恆著：《人的發展與歷史發
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20頁）。侯建新只是把龐卓恆的話稍加
改裝，就成了他的創作。可是短短兩句話的改裝就露出了三處抄襲痕跡：第一，
引出含有那樣具體數字的論斷而不註明出處，明顯違背了常規。第二，把龐卓恆
從《劍橋歐洲經濟史》轉述過來的“竟使其後五百年間西歐、中歐的耕地面積無
需再有顯著增加”一句中的“西歐、中歐”毫無根據地改成“西歐”，進一步暴
露了他信口開河的不負責任態度。第三，在那句話之前硬加上一句“西歐大地古
老的風貌由於拓荒者的工作而改變了模樣”，前言不搭後語，稍加注目就能看出
生加硬配的痕跡。
其四。侯建新稱：“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
馬可·波羅客居中國以前，‘中國財富已完全達到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有的限
度’。差不多一個世紀以後，馬克思則從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角度論證了包括中國
在內的東方社會的停滯性。他們的提示極富有意義”。（《轉型初版》第23和
218頁；《轉型再版》第15和146頁。）這裡再次暴露了他抄襲他的老師而又竭力
加以掩蓋的行徑。在他的老師的著作里早已有以下的陳述：“在此，我想起亞當
·斯密200年前關於中國社會‘停滯性’的一段議論……他說：‘……也許在馬
哥孛羅以前好久，中國的財富就已經達到了該國的法律制度所允許的發展程
度……’。馬克思對亞當·斯密的這一議論，作了極富啟發性的評說。他指出：
‘或多或少促進生產的條件，如前進的和停滯的社會狀態，要把這些在亞當?斯
密那裡作為提示而具有價值的東西提到科學意義上來，就得研究在各個民族的發
展過程中各個時期的生產率程度’”。（龐卓恆著：《唯物史觀與歷史科學》，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14頁）侯建新把亞當·斯密和馬克思關於“停
滯性”的論述聯在一起，同他的老師把他們二人關於“停滯性”的論述聯在一起
的引證，以及“極富有意義”的“提示”那樣的用語的“巧合”，已經暴露了抄
襲的痕跡；而他為了掩蓋抄襲費盡心機所做的改寫，再一次起到了欲蓋彌彰的效
果。其一，他把馬克思對亞當·斯密關於“停滯性”的論說的評論說成是“從亞
細亞生產方式的角度論證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社會的停滯性”，就顯露出他根
本沒有讀過馬克思對亞當·斯密那段話的評論的原文，因為馬克思的原文明明寫
着他是論述“在各個民族的發展過程中各個時期的生產率程度”問題，根本不是
“從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角度論證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社會的停滯性”問題。其
二，他對馬克思那段話的出處的注釋更進一步暴露了他根本沒有讀過馬克思的有
關原著：他在《轉型初版》中把那段話的出處注為“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下）第381-382頁”（《轉型初版》第23頁，218頁）。在修訂第二版時，他終
於發現為那個“出處”的荒謬性太顯眼了（《資本論》根本不可能有那樣的頁
碼），於是改注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手稿》，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見《轉型再版》第15頁）。侯建新做這一改動時，顯然再次查看了他的
老師對那段話的出處的注釋，發現那裡寫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
頁”，於是找到第2卷第4頁，發現那段話出自“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而
他早在讀碩士研究生時，就從老師那裡得知該手稿發表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而且其中有一大段論述到“亞細亞生產方式”，於是就大膽推斷馬
克思評論亞當·斯密那段話必定就是“從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角度論證了包括中國
在內的東方社會的停滯性”。但他畢竟沒有讀過原著，所以無法找到那段話究竟
出自該卷哪一頁，於是就不顧注釋規範要求，乾脆不注頁碼。而且，“《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壓根就沒有《政治經濟學手稿》那樣的篇名，只有
《經濟學手稿 1857—1858年》的篇名。這也證明他根本沒有讀過該書，卻又要
裝出讀過的樣子。其三，把“在馬哥孛羅以前好久”改寫成“馬可?波羅客居中
國以前”，特意增加“客居中國”幾個字，這樣畫蛇添足的做法再次暴露了欲蓋
彌彰的行徑。
其五。侯建新稱：“亞當·斯密和重農學派無不正確地指出，農村產品的增
加和剩餘，是社會財富增加的基礎，也是社會發展的基礎。馬克思的論述更為明
確，他說：‘一切剩餘價值的生產，從而一切資本的發展，按自然基礎來說，實
際上都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生產率基礎上的。……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勞動生產
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並且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轉型初版》
第55頁；《轉型再版》第34--35頁。）這裡再次暴露了侯建新既要剽竊又要掩蓋
但又欲蓋彌彰的行徑。他的老師龐卓恆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寫道：“農業勞動力
的生產率以及由此決定的剩餘產品率，對於封建社會的發展趨勢及其命運，具有
極重要意義。馬克思指出：‘重農學派正確地認為，一切剩餘價值的生產，從而
一切資本的發展，按自然基礎來說，實際上都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生產率基礎上
的。……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並且首先是資
本主義生產的基礎’”。（見龐卓恆著：《西歐封建社會延續時間較短的根本原
因》，載《歷史研究》1983年第1期；龐卓恆著：《人的發展與歷史發展》，吉
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18頁）侯建新把龐卓恆的這段話連其引語略加改
寫，就變成了他自己的話。他以為做了上述改動，就能掩蓋剽竊的痕跡，然而，
這次又是欲蓋而益露。因為把“重農學派正確地認為”從龐卓恆引用的馬克思的
整段論述中摘到龐所加的引號外面去，不但破壞了馬克思的話的完整性，而且使
讀者看不到什麼是重農學派的觀點；而侯建新特意加進的亞當?斯密的觀點，察
其原文，根本沒有“正確地指出，農村產品的增加和剩餘，是社會財富增加的基
礎”，而只是在那裡論證從土地產出的衣着材料和建築材料在什麼條件下能夠產
生地租。這樣畫蛇添足地掩蓋，自然就更容易泄露真相了。
其六。侯建新在《轉型初版》中稱：“波梁斯基估算，到16世紀下半葉，小
麥每英畝至少達到16蒲式耳”，並註明這一估算出自“波梁斯基：《外國經濟史》
（資本主義部分），第46頁”（《轉型初版》第77頁）。青年學者文禮朋找出波
梁斯基的書查對，發現其原話是：“從1466年到1612年每英畝的平均產量從8—
8.5蒲式耳增加為11蒲式耳。”“據估算，在17世紀期間，小麥每英畝產量從11
蒲式耳增加到16蒲式耳”（文禮朋註明上述引語出自波梁斯基：《外國經濟史》
（資本主義時代）》——不是侯注稱的“資本主義部分”——三聯書店1963年版
第40頁和第245頁。侯建新顯然是見到了文禮朋的批評，於是在修訂再版時，把
他強加給波梁斯基的“估算”不聲不響地刪去了，好像他根本沒有篡改過波梁斯
基的估算，也沒有人指出過他的篡改行為一樣。
其七。侯建新在《轉型初版》中稱：“更為重要的是，到16世紀末葉，首先
在荷蘭和英國，第一次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這是人均產量的增長，諾
斯等稱之為‘真正的增長’。英、荷雖然人口持續增長，實際生活水平仍然分別
提高了33%和50%”，並註明那些數字出自“道格拉斯·諾斯等：《西方世界的興
起》第161—162頁。”文禮朋再次找出侯建新引用的那本書核對，指出：“侯先
生其實是誤解了諾斯的意思。在諾斯看來，由於18世紀初英國的實際工資相對於
17世紀初，增長了35%，因而17世紀的英國實現了第一次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
長。……但是諾斯同時也指出，這種轉變主要是英國革命完善了私有產權的結果，
是17世紀而不是16世紀的成果。……諾斯認為：‘十六世紀時還沒有什麼跡象表
明英國將走上成功的經濟增長的道路。’‘十六世紀人口的迅速增長，通過農業
報酬遞減，大大降低了大多數英國人的生活標準’”。文禮朋註明這些話出自
《西方世界的興起》第九章和第十二章，並進一步指出：“直到1650年英國人口
總數從17世紀的高峰停滯與回落的時候，實際工資指數才得到了恢復。只有到
1680年英國人口恢復增長，實際工資也隨同增長，這時候的英國才真正開始顯示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見文禮朋：《13——17世紀英國糧食生產與經濟周期
模式的再考察——兼與侯建新先生商榷》，載《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第5期）。
侯建新顯然也見到了這一批評，於是在修訂《轉型再版》時，特意把《轉型初版》
中的那段話改成了以下的樣子：“更為重要的是，到17世紀初葉首先在荷蘭和英
國，第一次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荷蘭的實際工資在該世紀中葉的25
年裡幾乎提高了50%，英國在該世紀初以後的100年裡則提高了36.5%”（《轉型
再版》第44頁）。這段修改文字中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把“第一次出現現代
意義上的經濟增長”的時間從“16世紀末葉”改為“17世紀初葉”，似乎這樣既
可以同文禮朋指出的諾斯認為“17世紀的英國實現了第一次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
長”的說法接軌，又同原來所說的“16世紀末葉”相去不遠，可謂兩全其美。但
是“17世紀初葉”這個時間終歸無法同文禮朋指出“直到1650年……實際工資指
數才得到了恢復”的事實相吻合。其二，新加上“英國在該世紀初以後的100年
里則提高了36.5%”這句話，顯然是把文禮朋所言“18世紀初英國的實際工資相
對於17世紀初增長了35%”這句話加以改寫而成的，因為從“17世紀初”到“18
世紀初”正好100年。可是這樣仍然不能同文禮朋指出的“直到1650年”以後才
開始增長的事實相吻合，而且這樣的改動再次暴露了侯建新既要抄襲別人成果又
要改動掩蓋的慣用心計。
其八。侯建新稱：“經濟學家波伯（karl Popper）認為，‘計量經濟學的
成功證明至少有一種社會科學已經經過了牛頓革命’。”並註明那句話出自Karl
Popper,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1960, p.60.（見侯建新主編：
《經濟—社會史?歷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務印書館2002年出版，第24頁）然而，
對Karl Popper稍有了解的人都不可能把他稱為“經濟學家”。可見侯建新根本
不了解Popper是幹什麼的，他引用 Popper的那段話，也不是直接從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一書中摘引的，而是從別人的著作里轉引的。這再次表明，他
轉引別人而又不願註明被轉引人姓名，還要掩蓋抄襲劣跡，於是就要加一點自己
的“原創”貨色：於是就推斷，引文中既然說到了‘計量經濟學’，想必那
Popper就是一位“經濟學家”。這樣就鬧出了“經濟學家波伯”的笑話。
其九。侯建新在述及中國利用煤炭的歷史時稱：“《夢溪筆談》有關於陝西
西北部‘鄜延境內’……煤礦的記載，言及‘選煤人蓋知石煙之利也’，並預言
作為能源比林木更有前途，‘此物後必大行於世，自余始為之。蓋石油至多，生
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四《雜誌一》”。
（《轉型初版》第6頁；《轉型再版》第4頁。）然而，沈括的原文卻是：“鄜延
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
出，土人以雉尾甃之，用采入缶中。頗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煙甚濃，所沾幄幕
皆黑。余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為之，其
識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後必大行於世，自余始為之。蓋石油至多，生於
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
山大半皆童矣。造煤人蓋知石煙之利也。石炭煙亦大，墨人衣。”可見，《夢溪
筆談》卷二十四《雜誌一》根本沒有侯建新說的那些內容：①沈括只說過“鄜延
境內有石油”，沒有說過鄜延境內有煤礦。沈文後面所說的“煤”指的是石油燃
燒出的濃煙積成的黑色粉塵，而不是侯建新所說的“煤礦”出的煤。沈括將那種
黑色粉塵“試掃”起來“以為墨”，發現它“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為之，
其識為‘延川石液’者是也”。②沈括所言“此物後必大行於世”的“物”，不
是侯建新所言“作為能源” 的“煤”，而是指他沈括試製出來的勝過“松墨”
的“延川石液”，也就是沈括用石油燃燒出的濃煙積成的黑色粉塵製成的
“墨”。③沈括沒有如侯建新想象那樣 “預言”“煤”“作為能源比林木更有
前途”，只說過用石油燃燒的“石煙”粉塵作制墨原料，勝過用“松木”作制墨
原料，因為他認為“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④沈括沒
有像侯建新想象那樣說過“選煤人蓋知石煙之利也”，只說過“造煤人蓋知石煙
之利也”。沈括說的“造煤”，就是燃燒石油以取其黑色粉塵，作為製作“延川
石液”墨的原料，同近代採煤工藝流程中的“選煤”無關。其中的“石煙”指的
是燃燒石油產生的煙，而不是燃燒煤炭產生的煙。⑤沈括說過“石炭煙亦大”。
文中的“石炭”確是指煤炭，但不是指“鄜延境內”有煤炭，而是泛指燃燒時
“煙亦大，墨人衣”的一切煤炭。《夢溪筆談》中的一段不過百餘字的短文，在
侯建新的解讀中出現的謬誤竟有五端之多，可見，他根本就沒有把那段近乎白話
的文字讀懂，而且，他引用的《夢溪筆談》中的話前言不搭後語，顯然不是從沈
括原著中摘引的，而是從某一本他人著作中轉抄的，而且在這裡也使出了既要抄
襲又要掩蓋抄襲痕跡的慣用伎倆，那就是想當然地做一些更改，結果又是欲蓋不
成，反而露出了極不光彩的真相。
其十。侯建新稱：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並未明確全面地給出過定義”
（（《轉型初版》第23頁，218頁），並註明他這樣論斷的根據是“費爾南·布
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2卷，第242頁。”但是
在布羅代爾書的第242頁上，根本看不到他做過上述論斷，只說過“……但在十
年以後，即在1867年，馬克思還從未用過資本主義一詞”。侯建新在修訂該書第
2版時，看來已經發現強加給布羅代爾那個論斷太顯眼了，但還是不願改掉“並
未明確地給出過全面定義”的說法，只是在註裡說：“《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
學·卷三》1988年版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定義被認為符合馬克思的原
意。……”（《轉型再版》第21頁。）侯建新稱《中國大百科全書》那個定義只
是“被認為”符合馬克思的原意，表明他自己另有看法，而且他確實按自己的意
思給資本主義下了定義，聲稱：“資本主義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基本特徵：實行商
業運作的企業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以保護私人財產權利和其他個人權利
為重心的法律政治制度”（《轉型初版》第51頁；《轉型再版》第32頁）；或者
簡而言之：“資本主義就是市場經濟加契約性政治制度”（《轉型初版》第210
頁；《轉型再版》第140頁）。看來他根本不知道，馬克思早就指出過：“資本
主義生產方式從一開始就有兩個特徵。第一。它生產的是商品。……這首先意味
着，工人自己也是表現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現為自由的僱傭工人，這樣，勞
動就表現為僱傭勞動。……這種生產方式的主要當事人，資本家和僱傭工人，本
身不過是資本和僱傭勞動的體現者，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
一定的社會性質，是這些一定的社會關係的產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
個特徵是，剩餘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資本論》第三
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994—996頁。着重符號是馬克思加的。）把侯建
新對資本主義“兩個基本特徵”的界定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兩個特徵”的論說
加以對照，可以看到，兩者之間存在着什麼樣的根本差異。
其十一。侯建新在《“封建主義”概念辨析》一文（載《中國社會科學》
2005年第6期）中，斷言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概念是受到西方
“古典進化論”的“單線”進化觀的影響，因而不可取。看來他是忘記了或根本
不知道達爾文首次發表《物種起源》是在1859年11月，把達爾文首創的進化理論
運用到人類學而形成人類學中的“古典進化論”（以主張“單線進化”著稱）的
代表人物泰勒、摩爾根等人的著作都是在1860年以後若干年才問世。而馬克思、
恩格斯提到“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
的或等級的所有制”（不是如侯先生所說“依次提到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
和現代資產階級幾種社會形式”）——即侯先生所謂含有“單線進化觀”影響的
階段論——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是在1845至1846年間寫成的，比《物種
起源》早14年；馬克思在其中提到“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
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的《序言》，是在1859年1月寫成的，也比達爾文的書早十個月。可見，
他根本沒有讀過“古典進化論”的書。
其十二。侯建新在為他主編的《經濟—社會史評論》第一輯撰寫的發刊詞
《寫在前面的話》中稱：“歷史學的價值，就在於它能滿足今天和未來人類的某
些需要，換言之，就是它有着現實的價值。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克羅齊才說了那
句著名的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見侯建新主編：《經濟—社會史評論》第
一輯，三聯書店2005年出版，第4頁。）事實是，克羅齊根本沒有說過“一切歷
史都是當代史”，只說過“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意思是說，僅僅堆積一些
年代和史事的編年史或史料集之類史書，不是“真正的歷史”，只有能夠講述出
一個完整的歷史過程或歷史概念的史書才是“真歷史”，而那樣的“真歷史”，
都是每個時代的“當代人”憑着他在當代的感受寫作出來的，即使他寫的是歷史
上的事，也是按照他在當代的感受寫的，因此也都是“當代史”。克羅齊舉例說：
“當我所處的歷史時期的文化發展向我提出……有關希臘文明或柏拉圖哲學或某
種阿提卡風俗習慣的問題時，那個問題跟我的生活的關係和我所從事的一點工作，
或我所沉溺的一點愛情，或威脅我的某種危險的歷史跟我的關係是一樣的。我用
同樣的焦慮去考查它，我同樣感到不快，直到把它解決為止。在這種情形下，希
臘生活對我就是當前的；它誘惑我、吸引我、折磨我，就像一個人看見了敵人、
看見了心愛的人、或看見了他所為之擔驚受怕的心愛的兒子時的情形一樣”（見
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商務印書館1982年出版，第3頁）。可見克
羅齊既沒有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經過侯建新改變過的克羅齊“那句著
名的話”的原話也沒有包含侯建新所說的歷史學具有能夠“滿足今天和未來人類
的某些需要”的“現實價值”含義。由此不得不令人懷疑侯建新很可能根本沒有
真正讀過克羅齊的原著，只是從某些論及克羅齊觀點的他人著作中看到過一些片
斷，就望文生義地加以發揮。
…… ……
這個色彩斑斕的泡沫，在他飄飄然遨遊“太空”的旅程中留下的“業績”，
當然不止這些。不過，就從上面列舉的數端，應該已經可看出這個泡沫大致的真
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