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談學論術4. 好奇心才是認知的源頭

前面簡單介紹了“認知-學問-學術-科學”的長鏈條，算是為本系列做了個鋪墊，也提出了一些新見，不過都是蜻蜓點水，淺嘗輒止。要把它們說透了，就得追根尋源，回到認知領域的頭號因素“認知需要”那裡，澄清了這個源頭後，再從它出發，一步步深入到認識論、存在論、邏輯學的領域。也因此，要是前面的帖子沒看明白，各位無需擔心，淺人接下來慢慢解釋就是了。

其實吧，不光是認知領域。按照俺老漢描述的“人性邏輯”，無論哪個領域，要想找到人生在世的謎底，都得把“需要”當成了第一概念，因為只有抓住了人們為啥想做這做那的“動機”，才能解釋他們怎麼會有這樣那樣的“人生”。像前面區分科學與學術，就是從需要着眼的：科學只以認知需要為動機，非科學的學術另外還有非認知的需要摻和進來，於是就把價值中立的事情說清楚了。

大致說來，人生在世的所有需要，可以分成五種基本的類型：道德、認知、實利、信仰、炫美——排名以漢語拼音為序，沒有高下優劣之別。其中，認知需要的與眾不同處，就是作為心理上的動機源頭，促使人們從事各種認知的行為——俗話或曰“了解那啥啥是咋回事”，文言又叫“認識世界”。

需要是怎麼變成動機的呢？原因在於，它無一例外，都是人的“存在”出現“缺失”的時候形成的：身體裡少了水分，你就會覺得饑渴，於是產生需要，推動你去喝水，彌補水分的缺失。同樣道理，心靈里少了知識，你也會覺得困惑，於是產生需要，推動你去求知，彌補知識的缺失。

話說到這份上，各位大概就猜到了：文縐縐的“認知需要”，原來說的是人人都有的“好奇心”或“求知慾”啊。你還別說，這回真蒙對了，只“需要”補充一點：在認知需要中，另外還有個“好明心”或“求晰欲”，起的作用不同。

有人不明白了：這倆詞很彆扭嘛，從沒聽說過。是啊，別說你了，淺人也沒聽說過，只是前不久批維特根斯坦的時候，發現了這一點，於是成就了俺老漢的另一個原創。可惜腦子不怎麼好使，想不出不彆扭的詞來，只好用它們將就一下了。既然有點彆扭，現在就按下不表，先來看看不彆扭的好奇心是怎麼回事。

求知慾可以說是最原初也最根本的認知需要了，主要作用是推動人們“認知”各種“存在（在）”的東西“是”怎樣的，“有”哪些特徵。也因此，一個人的好奇心越強烈，就越是想知道這知道那，也就越會把本來有限的時間精力放在這方面，從而見證了人性邏輯的一條真理：“需要”決定着“人生”，有怎樣的“需要”，就有怎樣的“人生”。

正因為在認知領域最原初也最根本，哲人們早就盯上它了。《墨子·經上》說：“慮，求也”，《墨子·經說上》解釋說：“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雖然只是點到為止，卻已經把有“困惑”意思的“慮”當成了人們追求知識的一種動念。

亞里士多德說得就更細了。他的代表作《形而上學》，開篇一點不高大上，反倒相當接地氣，頭一句就是“求知是人的本性”，把“求知的意欲”（不是“理性的能力”）提升到“人性”的高度來考察，等於認可了剛才說的人性邏輯。

接下來大師又說了，儘管許多聰明人發明了各種技藝，供人們實用和娛樂，但像哲學和數學這樣的科學知識，“既不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世俗的快樂為目的”，總是出現在人們有閒暇的地方，因為“哲理思索來自驚詫好奇。……困惑驚詫的人總認為自己無知；既然探索哲理只是為了擺脫無知，人們研究科學，也就只是為了知識，沒有實用的目的了。”

大概覺得這樣說有點抽象，他還舉了個例：“人們總是獲得了幾乎全部的生活必需品、舒適品和娛樂品後，才去追求科學。所以，我們追求知識，不是為了其他利益。就像我們把一個只為自己存在，不為別人存在的人叫作‘自由人’一樣，我們也把這樣的知識當成唯一的‘自由科學’來追求，因為它只為自己存在。”

看得出來，在這個問題上，亞里士多德也是從需要入手的，甚至還自發區分了鄙人說的兩類不同需要：聰明人發明實用和娛樂的技藝，既出於求知慾，也會訴諸實利和炫美的非認知考慮，才能為人們提供必需品、舒適品和娛樂品。

尤其值得歌頌的是，談到哲學和數學的時候，老先生還人情味十足，宣稱人們只有吃飽喝好玩夠了，閒着發慌沒事幹，才會想到搞科研。唯二的遺憾是，第一，這樣說明顯和咱們的名言唱反調，居然鼓吹“飽暖思舒服，閒了搞科研”。第二，這樣說儘管符合古希臘許多人搞科研的實際，尤其符合亞里士多德自己搞科研的實際，卻不怎麼符合今天許多人搞科研的實際——其中不幸也包括淺人。

不過，雖然把吃飽了撐的當基礎，該哲學家並沒有主張“食色性也”的“吃飯哲學”，而是更看重“求知性也”的“心靈哲學”，甚至還有點過河拆橋的意思，認為求知的動機既然是擺脫無知的困惑，像哲學和數學這樣的科學，就不應當夾雜實用和娛樂的目的，必須是一門心思“為知識而知識”。

這樣子看，這個說法已經潛含着“非認知價值中立”的定位了，並且還歸結到“好奇”的“人性”那裡：既然人們是為了免於無知的束縛，才形成求知慾的，他們去認知的時候，就不應當拈花惹草，把非認知的需要引進來，而必須感情專一，僅僅把“知識”當成了唯一的目的。

也因此，要是亞里士多德一以貫之地說下去，沒有說着說着突然跑了調，今天也就沒鄙人啥事了，因為他已經主張，搞學術研究的時候，要把非認知的需要括起來，純粹基於好奇心，得出來的成果才算“科學”。既然基本的意思到了，按照學術上的規範，這個理念的發明權就得歸他。

但有兩點對他老人家很不幸，卻讓俺老漢很走運。頭一點是：他只是在《形而上學》的開頭處順口那麼一說，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再不見提起，更沒有想到從反面強化一下論證，讓它延伸到天荒地老：假如不把所有的非認知需要統統清除出去，學術研究就難以保住科學的身份。對於學術上的立論來說，這種反面的強化論證很重要；缺少了它，結論也許就不是徹底或普遍的了。

第二點更要命了：他接着主張“第一哲學（第一科學）”研究“存在”的時候，雖然撇開了實用和炫美的需要，卻又引進了信仰的需要，於是立馬讓“第一科學”轉型成了“神學”，後來還對西方的“形而上學”產生了很大影響，讓它在歧途上越走越遠，竟然研究起全能的上帝，不朽的靈魂，和因果關聯是死對頭的自由意志去了，結果變得莫名其妙，無可理喻。

可能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就連韋伯後來想糾正這類錯誤，都沒有提到亞里士多德的精闢說法，只好籠而統之地鼓吹“價值中立”，既沒有看到事情的要害在於如何對待“非認知”的價值，又同樣沒有將這個寶貴的理念堅持到底，反倒還在神不知鬼不覺中，被亞里士多德發明的“神學”帶到邏輯理性的溝里了。

從這裡看，對於學術研究來說，既不自覺，又不徹底，就是個嚴重的缺陷了，不然不會連亞里士多德也在這上面栽了大跟頭：由於他主要是基於個人的體驗談論求知的人性，沒有從學理上自覺地追究普遍的根源，結果只是剔除了實利和炫美的考慮，沒想到還有個信仰的因素躲在那裡，最後一不留神，成了失足老年。

俺老漢正是汲取了這類教訓，才在搞學術研究的時候，一方面從學理上自覺追究事情的普遍性根源（沒有普遍性的問題就懶得操心了），另一方面又堅持將自己的理念一根筋地貫徹到底，不讓它半途而廢。討論了求晰欲後會發現，這兩點實際上也是理性邏輯的內在訴求。

話說到這份上，“談學論術”終於能貢獻兩點乾貨了：第一，你想讓學術研究維繫科學的身份，就要把所有的非認知需要懸置起來，保持價值中立。第二，你不想讓學術研究錯失了原創的機會，就要做到既自覺又徹底，拒絕拖泥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