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向後人“學習”
對於上面的幾個小例子，有人也許會說，那說明胡適善於向別人學習。但是，向人學習而不道出學習來源，就難免有抄襲之譏。確實，胡適的“學習方法”是比較巧妙的，他不學習人家的形式，而專學人家的“精神”，並且將人家的“精神”加以發展和引伸。因此，別人是很難抓住他抄襲剽竊的確鑿證據的──除非他自己承認。無論如何，站在別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而不向腳下的人致謝，不公開承認人家的功勞，實際上自己的功勞也要大打折扣。下面，請繼續看看胡適作學問的方法。
1919年3月，傅斯年曾說：“清代的學問很有點科學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學的方法；不過西洋人曾經用在窺探自然界上，我們的先輩曾經用在整理古事物上；彼此的研究不同，雖然方法近似，也就不能得近似的效果了”。(轉引自：羅志田：《從治病到打鬼：整理國故運動的一條內在理路》)。而胡適在1918年夏天完稿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說：“清代的訓詁學，所以超過前代，正因為戴震以下的漢學家，注釋古書，都有法度，都用客觀的佐證，不用主觀的猜測。”(第20頁)。也就是說，在1919年之前，胡適尚不認為清代的考據學方法是科學方法。(胡適只說清代校勘學是“合科學的方法”，見第19頁)。
但是，從1919年8月起，胡適就研究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結果對它們的評價逐步升級，說清人懂得運用“歸納的方法”，“演繹的方法”，能夠提出“假設”，知道通過尋求“證據”來證明假設。最後，胡適把音韻學說成是“有系統有價值的科學”，之所以如此，“正因為那些研究音韻的人，自顧炎武直到章太炎都能用這種科學的方法。”“凡成一種科學的學問，必有一個系統……清代的校勘學卻真有條理系統，故成一種科學。”總之，胡適的結論就是，清代學者的研究方法就是“科學家常用的方法”。
其實，比胡適早十五年，梁啓超就已經指出清儒使用的邏輯方法：“考證之學，其價值固有不可誣者。何也？以其由演繹的而進於歸納的也。”(梁啓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近世之學術》)。不論胡適的觀點是不是來自傅斯年或梁啓超，他都毫無疑問地知道這些觀點的存在，但他卻都沒有把這些說出來。另外，傅斯年說的中西學術，西洋人用科學方法窺探自然界，中國人則用來整理古事物，因此造成結果不同。這個觀點被胡適在作於1928年9月的《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毫無保留地採用。
1919年5月，北大學生毛子水在《新潮》上發表《國故和科學的精神》一文，認為對國故的研究，應該用“科學的精神”對之加以“整理”。在這篇文章的末尾，傅斯年附了一個“識”：“研究國故有兩種手段，一，整理國故；二，追摹國故。由前一說是我所最佩服的：把我中國已往的學術，政治，社會，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統的事物來”。1919年12月，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正式提出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雖然胡適對傅斯年和毛子水的觀點有所發展，但誰都知道，一個觀點的最先提出，其價值要比這個觀點的完善和充實要高得多。但是，由於胡適的地位，“整理國故”這個口號一直都被當作胡適的專利品。
確實，有人說，胡適的一生學術事業都是“整理國故”。本來，“整理國故”的口號是針對北大教授劉師培等人創辦的《國故》月刊才提出來的，那麼，胡適的“整理國故”和劉師培的“國故研究”有什麼區別呢？胡適雖然在《新思潮的意義》中說是要“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但具體到底應該怎麼辦呢？應該說，在當時，連胡適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到了1921年，胡適好象突然間開了竅。這年夏天，胡適在東南大學講演《研究國故的方法》，其中說：
“整理國故的條件，可分形式內容二方面講：(一) 形式方面：加上標點和符號，替它分開段落來。(二) 內容方面：加上新的注釋，折中舊的註解。並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證，還要講明書底歷史和價值。”(胡適：《研究國故的方法》，原載1921年8月4日《民國日報覺悟》，轉引自：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冊93頁) 。
在此之前的7月21日，胡適曾到商務印書館“考察”。他無意間看到了一篇《改革編譯所芻議》，於是把它抄到了日記本中：
“到編譯所。……華超君做了一篇《改革編譯所芻議》，內分：
(1) 設備。……
(2) 時間。……
(3) 人才。……
(4) 審定。……
(5) 整理舊書。‘照原書印成，沒加上整理、考訂、校誤和說明，不能算作大貢獻。以後印行舊書，宜聘專家來整理。可另置舊書整理部以統其事。’
(6) 擴充圖書。……
(7) 編輯詞典。……
(8) 提高生活程度。……。”(《胡適日記全編》第三冊387-388頁)。
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陳以愛女士在她的博士論文中寫到：“這可以說是胡適談到整理舊書時，第一次有比較切實的主張；至其內容，則明顯以華超的建議為底本而發展出來的。”(陳以愛：《學術與時代：整理國故運動的興起、發展與流行》41頁)。
實際上，胡適從商務印書館“學”來的東西不止這一處。看他同年7月25日的日記：
“到編譯所。與方叔遠、馬涯民(瀛) 兩先生談論他們現在編纂《大字典》的計劃。方先生擬有《商榷書》，內有一段說：
字典辭典者，當以結賬為主義，舉數千年來一切事物訓故，為之歸納，為之斷制，不可偏舉一家之說及為游移兩可之詞，俾檢查者如習算數，得其答數，無煩更為之覆核。(《胡適日記全編》第三冊397頁)。
這實際上就是胡適在他那著名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所講的“系統的整理”的三大方法之二，──“結賬式的整理”──的來源。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發表於1923年1月。在相當程度上，這篇文章奠定了胡適在“整理國故”運動中的領袖地位。在這篇文章中，胡適為國學研究指點古人，謀劃未來，實在是繼往開來之作。它指出“整理國故”的三種方法：甲、索引式的整理；乙、結賬式的整理；丙、專史式的整理。
胡適的“結賬式的整理”顯然來自商務印書館方叔遠的《商榷書》。他的“索引式的整理”是怎麼來的呢？1917年7月，胡適在留學歸國途中，到達日本東京，買到《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胡適在日記中寫到：
“又有日本人桑原氬夭┦恐噸泄а芯空咧撾瘛芬晃模浯蠼訹旨]以為治中國學宜採用科學的方法，其言極是。……末段言中國籍未經‘整理’，不適於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也。其所舉例，如《說文解字》之不便於檢查，如《圖書集成》之不合用，皆極當，吾在美洲曾發願‘整理’《說文》一書，若自己不能成之，當教人為之。”(《胡適留學日記》下冊393-394頁)。
這就是“索引式的整理”的來源。根據胡適自己的說法，他要對《說文解字》和《圖書集成》做“索引式的整理” 早在讀桑原氬氐奈惱輪埃虼宋頤薔桶顏庀睢骯汀憊櫚膠實拿隆５牽實摹白ㄊ肥降惱懟崩醋閱睦錟兀
胡適在1948年底逃離北平，留下了大批來往書信。這其中，有一篇顧頡剛在1920年5月5日給羅家倫的信。在信中，顧頡剛談了自己的學術計劃，即要寫三部書：《世界文明史》、《中國文明史》、《中國書籍目錄》。如何達到這個宏偉的目標呢？顧頡剛說：
“我再想，第一件着手的事業，應是《中國書籍目錄》。這書目裡頭，用學術上的分類分，再用國故上的分類分，大概用學、派、時、地、人等來分，可以成二、三百卷的光景。……我想有了這部《書目》，才可以成一部《中國文明史》，有了一部完備的《中國文明史》，才可以做‘中西學術溝通’的事業。──這也是整理國故的具體計劃。” (《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520頁)。
看看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怎麼說：
“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用；結賬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讀：這兩項都只是提倡國學的設備。但我們在上文曾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
十分明顯，胡適上面這段話的中心思想都已經包含在兩年多以前顧頡剛的信中。那麼，這封信是怎麼到了胡適的手中的呢？原來，1920年5月31日，羅家倫給胡適寫信，請求胡適給顧頡剛找一份工作。在信中，羅家倫說：
“頡剛的舊學根底，和他的忍耐心與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極佩服的。所以使他有個做書的機會，其結果決不只完成他個人求學的志願，而且可以為中國的舊學找出一部分條理來。”(《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97頁)。
顧頡剛的那封信，很可能就是羅家倫在這時轉給胡適的。難怪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還莫名其妙地說了這麼幾句話：
“歷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歷史家須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象。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工夫；沒有高遠的想象力，不能構造歷史的系統。況且中國這麼大，歷史這麼長，材料這麼多，除了分功合作之外，更無他種方法可以達到這個大目的。”
這實際上就是在敲打顧頡剛呢：不要不自量力！
也許有人會說，當時胡適剛剛成名，學識不足，搞一點“順手牽羊”的小花樣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比如，唐德剛就為胡適假冒了十年洋博士的事這麼開脫：“當年的北京大學──這個擠滿了全國鴻儒碩彥的太學，豈可隨便插足？以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伙子，標新立異，傲視士林，胡適多少有點膽怯。‘夜行吹口哨’，壯膽嚇鬼”。(唐德剛：《胡適雜憶》75頁)。但是，進入二十年代之後，胡適不僅已經“名滿天下”，而且有“一言九鼎”之勢，我們還能用“夜行吹口哨，壯膽嚇鬼”這個理由來為他開脫嗎？實際上，胡適“向學生學習”的活動一直持續到二十年代的後半部分。
1926年，胡適與傅斯年在巴黎會面時，在交談中，傅斯年向胡適闡述了自己的文學發展觀，這就是，文學的生命最初來自民間，後來被文人借用了，而有的文人將之修改、完善，最終雖然形式完美了，生命力卻逐漸喪失。就在這次見面的十天之後，胡適為自己編撰的《詞選》作序，其中有這麼一段話：
“但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於民間的。久而久之，文人學士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採用這種新體裁來做他們的文藝作品。文人的參加自有他的好處：淺薄的內容變豐富了，幼稚的技術變高明了，平凡的意境變高超了。但文人把這種新體裁到手之後，劣等的文人便來模仿；模仿的結果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術，而丟掉了創作的精神。”
如果用胡適“歷史的態度”來判斷胡適這個文藝觀點的形成，人們很容易得出結論說，它來自傅斯年。看看胡適1926年的日記(《胡適日記全編》第四冊)：
9月1日。“傅孟真來，我們暢談。……晚上還是大談。在吃飯時背後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頭看時，乃是梅迪生。他自美洲來。別後兩年，迪生還是那樣一個頑固！”(273頁)。
9月2日。“這兩天肚子很不好，今天沒有吃飯，但孟真來了，我們還是大談。孟真今天談的極好，可惜太多了，我不能詳細記下來。”(273頁)。
9月30日。“十點將睡了，忽然想起《詞選》將出版，應有小序。就趕作一序，共寫了十三頁，校畢已是兩點鐘了。近年作文，此文要算最快的了。客中無書，竟不能作好文字。”(《胡適日記全編》第四冊367)。
胡適1926年7月赴歐洲，年底赴美，1927年4月回國。在歐洲的半年時間裡，胡適寫成的唯一一篇有份量的文章就是《〈詞選〉自序》。(見：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編：《胡適著譯系年目錄與分類索引》47頁)。在“客中無書”的情況下，能夠以“近年最快的”的速度作成此文，真似得到了神助。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先生說：“就在胡適與傅斯年見面大約十天后，當胡適為自己所編《詞選》寫《序》時，便沿用了這個說法”，“胡適《白話文學史》基本上發揮這一想法。”(王汎森：《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所謂“沿用”、“發揮”，本文稱為“學習”。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去世的消息傳到美國的當天，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做學問，功力不同，而見解往往相接近。如我作《詞選》序，指出中國文學的新形式，新格調，往往來自民間，遇着高才的文人，採用這種新方式，加上高超的內容，才有第一流文學產生。後來低能的文人只能模仿，不能創造，這新方式又往往僵化，成為死文學。孟真有‘生老病死’的議論，與我很相同。”(《胡適日記全編》第八冊85頁)。胡適與傅斯年交往三十多年，共同經歷的大事何止千萬，而在對方去世的當天，胡適卻單單記起了這件小事，可見對胡適來說，它並不是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