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胡適博士與神會和尚
　　
　　(1) “最具原始性的學術貢獻”
　　
　　1954年，“中國科學院”和“全國作家協會”為開展批判胡適思想運動(正式名稱是“清算胡適思想運動”)，擬定了重點批判的九個方面，它們是：一、哲學思想，二、政治思想，三、歷史觀點，四、文學思想，五、哲學史觀點，六、文學史觀點，七、考據學，八、紅學的藝術性，九、紅學的人民性。據此，唐德剛稱胡適為“一位九項全能的學人”，並要再加上一項，湊成“十項全能”。唐德剛加上了什麼呢？“批判胡適對佛教禪宗的偏見”。(唐德剛：《胡適的歷史地位與歷史作用》)。當然，唐德剛說“批判”，說“偏見”，那都是在嘲笑那些批判胡適的人，他真心要說的，是胡適對佛教禪宗研究所做出的學術貢獻。實際上，胡適自己也認為，這第十項是他的“原始性的貢獻”。(《胡適口述自傳》237頁)。
　　
　　那麼，胡適的禪宗研究有什麼突破呢？他的主要突破就是弄清了一個名叫神會的和尚在禪宗歷史上的作用。在胡適1927年發表的《海外讀書雜記》中，胡適寫道：
　　
　　“在禪宗的歷史上，神會和尚（荷澤大師）是一個極重要的人物。六祖（惠能）死後，神會出來明目張胆地和舊派挑戰，一面攻擊舊派，一面建立他的新宗教，──‘南宗’。那時舊派的勢焰熏天，仇恨神會，把他謫貶三次。御史盧奕說他‘聚徒，疑萌不利’，初貶到弋陽，移到武當，又移到荊州。然而他奮鬥的結果居然得到最後的勝利。他死後近四十年，政府居然承認他為‘正宗’，下敕立神會為禪門第七祖。（貞元十二年，公曆七九六）從此以後，南宗便成了‘正統’。”
　　
　　“這樣一個重要的人物，後來研究禪宗史的人都往往忽略了他；卻是兩個無名的和尚（行思與懷讓），依靠後輩的勢力，成為禪宗的正統！這是歷史上一件最不公平的事。”(胡適：《海外讀書雜記》)。
　　
　　也就是說，胡適把中國佛教史上一個重要人物的作用搞清楚了。那麼胡適是怎麼做出這樣的重大發現的呢？
　　

作者：馬兒00　回復日期：2005-11-13　00:42:24　
　　我們每一個人的學問是從哪裡來的?敬問樓主.
　　嘿嘿,樓主呀,別逼瘋了自己!

作者：馬兒00　回復日期：2005-11-13　00:43:54　
　　看來學問是不是都是"胡學"來的?

作者：胡學博士　回復日期：2005-11-14　14:11:07　
　　馬兒00女士：
　　本來想和你探討探討你提出的問題，但審查了一下你的言行記錄，你說話太粗，說明不宜與你討論問題。
　　
　　再看看你的跟帖記錄，都是屬於短句連串型，說明你的腦筋屬於跳躍性的，不擅長理性思維。所以，還是把你的問題留給你自己吧。
　　
　　至於我是否會逼瘋自己，我會小心的，謝謝你的關心。

作者：梁由之　回復日期：2005-11-14　23:54:18　
　　讀。

作者：張思德　回復日期：2005-11-19　02:56:39　
　　胡適一生好像是和佛教有仇，臨死還和佛教徒吵得天翻地覆。

作者：瀟灑的痛苦　回復日期：2005-11-19　4:58:18　
　　胡適的佛學修養連金庸都不如，而金庸基本沒什麼高深佛學修養。

作者：胡學博士　回復日期：2005-11-20　03:17:02　
　　1930年，胡適回憶道：
　　
　　“民國十三年，我試作中國禪學史稿，寫到了慧能，我已很懷疑了；寫到了神會，我不能不擱筆了。我在《宋高僧傳》裡發現了神會和北宗奮鬥的記載，又在宗密的書裡發現了貞元十二年敕立神會為第七祖的記載，便決心要搜求關於神會的史料。但中國和日本所保存的禪宗材料不夠滿足我的希望。我當時因此得一感想：今日所存禪宗材料，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北宋和尚道原、贊寧、契嵩以後的材料，往往經過種種妄改和偽造的手續故不可深信。我們若要作一部禪宗的信史，必須先搜求唐朝的原料，必不可輕信五代以後改造過的材料。
　　
　　“但是，我們向何處去尋唐朝的原料呢﹖當時我假定一個計劃，就是向敦煌的寫本里去搜求。敦煌的寫本，上起南北朝，下訖宋初，包括公曆五百年到一千年的材料，正是我要尋求的時代。況且敦煌在唐朝並非僻造的地方，兩京和各地禪宗大師的著作也許會流傳到那邊去。
　　
　　“恰好民國十五年我有機會到歐洲去，便帶了一些參考材料，準備去看倫敦巴黎兩地所藏的敦煌卷子。九月我在巴黎發現了三種神會的語錄，十一月中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此外還有一些極重要的禪宗史料。我假定的計劃居然有這樣大的靈驗，已超過我出國之前的最大奢望了。
　　
　　“十六年歸國時，路過東京，見着高楠順次郎先生、常盤大定先生、矢吹慶輝先生，始知矢吹慶輝先生從倫敦影得敦煌本壇經，這也是禪宗史最重要的材料。”(胡適：《〈神會和尚遺集〉序》)。
　　
　　把上面那些話說得簡單點兒，其大意是這樣的：胡適在寫那本從來就沒有人看見過的《中國禪學史》時，對禪門第六祖慧能發生了疑問，寫到第七祖神會，疑問大得使他停筆了。什麼疑問呢？那就是，神會到底因為什麼被立為禪祖的？胡適因此決定將這個問題查個水落石出。他認為，他想要找的材料很可能存在敦煌的經卷之中。1926年，他恰好到歐洲開會，於是在巴黎圖書館的敦煌資料中找到了三種神會語錄，在大英博物館找到了神會的《顯宗記》。1927年回國途中，在日本與三位禪宗史專家進行了交流。
　　

作者：胡學博士　回復日期：2005-11-21　01:59:34　
　　(2) 丟失的環節
　　
　　對於搞“真正科學”的人來說，胡適的這個“原始性的貢獻”似乎太簡單、太容易了點兒，他不過是在故紙堆中發現了有價值的材料而已。但是，讀者如果知道傅斯年曾說過“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本是史料學，史學只是史料學”這句名言，就會懂得胡適的貢獻確實是不小。要知道，敦煌文獻上萬卷，在那裡找東西與大海里撈針差不多。但更為重要的是，胡適知道自己要找什麼東西。他是怎麼知道的呢？
　　
　　台灣大學博士江燦騰對此發生了懷疑。根據江博士的分析，胡適在1925年1月發表第一篇關於禪學的研究論文，《從譯本里研究佛教的禪法》，但該文“並未涉及禪宗史的任何重要問題。何以接着下一年(1926)，他會到巴黎國立圖書館和倫敦大英博物館去查敦煌的禪宗的資料﹖並且因而發現了他生平學術最重大收穫之一的神會資料﹖難道說，只是一件意外的收穫嗎﹖”(江燦騰：《從胡適博士到印順導師》)。
　　是啊，胡適說他“很懷疑”，他“很懷疑”什麼呢？他又為什麼“不能不擱筆”呢？在《海外讀書雜記》中，胡適說：
　　
　　“神會的語錄與著作都散失了；世間流傳的只有《景德傳燈錄》(卷三十)里載的一篇《顯宗記》，轉載在《全唐文》(卷九一六。)里。我當時看《顯宗記》裡有這幾句話：‘自世尊滅度後，西天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至於達摩，屆此為初，遞代相承，於今不絕。’我很疑心‘二十八祖’之說不應該起的這樣早，所以我疑心這篇《顯宗記》不是神會的著作。”
　　
　　也就是說，胡適最初對禪宗歷史的關注只是以為“‘二十八祖’之說不應該起的這樣早”，他對神會的認識也只不過是懷疑“這篇《顯宗記》不是神會的著作”。這和他在去了一趟歐洲之後，就把神會確定為禪宗歷史上“一個極重要的人物”，顯然存在着不連貫性。
　　　據江燦騰博士說，
　　
　　“在《景德傳燈錄》裡，對於神會的對抗北宗，只有如下的交代：
　　
　　‘唐景龍中卻歸曹溪。祖（惠能）滅後二十年間，曹溪宗旨沉廢於荊吳，嵩岳漸門盛行於秦洛，乃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方着《顯宗記》行於世。’
　　
　　“假如沒有其它參考資料的話，誰也無法明白其中存在着神會和北宗之間的激烈對抗。《顯宗記》也只說明自宗的禪法和‘西天二十八祖’的法系罷了，同樣沒有出現和北宗對抗的字樣。可是胡適說他在《宋高僧傳》看到神會和北宗奮鬥的記載，又說在宗密的書裡發現了貞元十二年(796)敕立神會為第七祖的記載。這是屬實嗎﹖”(江燦騰：《從胡適博士到印順導師》)。
　　
　　江博士的推理是這樣的：胡適的第一篇禪學論文水平相當一般，其中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胡適對禪宗史上的重要問題有所了解，但他一年之後他卻到歐洲單刀直入地查找關於神會的資料，好象他手中拿着一張登堂入室的地圖，直搗金庫中的保險柜。如果沒有高人指點胡適，這幾乎是等於發生了奇蹟。更為令人“訝異”的是，在《海外讀書雜記》一文中，“何以胡適對神會在禪宗史上的關鍵性地位，會看得那樣清楚﹖甚至可以說，當他對神會的生平都未見詳考之前，他已道盡了日後他對神會其人的主要評價內涵！為什麼他可以做到這一點﹖”(引文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