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記者問馮勝平

1983年時海外只有一個民運組織，就是剛創立的中國民聯，下面有一個雜志《中國之春》。馮勝平成了這個最多時擁有數千成員的組織的七名常委之一，甚至一度被醞釀着要推上主席的位置。他成了一個“職業革命家”，儘管從民運沒有拿到一分錢，但是心中鼓盪着“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激情，他全身心地投入民運，廢寢忘食，奔走呼號。那時的馮勝平風頭甚健，英文報刊刊發他的大幅照片和專訪，在CNN電視屏幕上露面暢談，被美國政壇上諸多政要和智庫重量級學者約見„„

“六四”槍響，中國的民主事業受到重挫，海外民運在引領所有華人一道五內俱焚地憤怒抗議之後，也逐漸陷於低潮。而這時的馮勝平，家中添了男丁，賺錢養家成為他的當務之急。他從1991年到華爾街工作，當了十年經紀人。2001年9月1日離開華爾街，轉行到當時熱火朝天的房地產，做得頗為成功。“也真巧，我離開華爾街十天之後，爆發了舉世震驚的‘9·11’。”

生計已徹底解決，又無須朝九晚五，馮勝平大量的時間，除了讀書，就是會友。他什麼人都接觸交往，不管左派右派，在朝在野；他也什麼書都讀，博聞強記，各種理論觀點和史實例證信手拈來。

“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調查》記者問馮勝平：你為什麼參加民運，又為什麼淡出民運？

馮勝平應聲而答：我之所以參加民運，現在反思，還是受了共產黨的運動文化的影響。我們這代人都是在運動文化中長大的，從小就熟悉了中共搞的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從“三反”“五反”“肅反”“反右”，到“大躍進”“四清”“文革”，尤其是“文革”爆發以後，大運動中套小運動，沒完沒了，我們或多或少參加過。厭倦了才到海外來，沒想到陷入另外一個誤區：以為可以用運動的方式，結束中共的專制統治。當時我們民運積極分子將民運看得非常崇高啊，認定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孫中山沒有完成的事業，我們要來完成！

不過——馮勝平澄清說——民運並不是一開始就要推翻中共。“我與王炳章第一次見面，談了四個小時，就是‘反革命’——反對革命。我認為，革命產生的問題，比它解決的問題多得多。我在我的畢業論文中已經寫過這句話：如果說權力使人腐敗的話，革命則使人墮落。這句話據說何新在國內很欣賞，還寫進了他的微博。我的意思是，權力使享有權力的人腐敗，革命使追求權力的人墮落。中國民聯最早的參加者，幾乎沒有要推翻中共的，我們的訴求只是要在中國推行民主。丁楚有一篇文章：‘支持改革，超越改革’，這是當時的主調。”

馮勝平說：老民聯的人，基本上他都認識，他們到現在基本上還是保持這個初衷。這就是為什麼許多老民聯戰友對他最近的文章都很認同。

民運喊出激進口號，是在1989年中共“六四”屠殺之後。馮勝平回憶，人人肝膽俱裂，我在CNN上甚至講：鑒於昨天發生的事，以前我們所期望的事情（指和平民主轉型），已經不再可能了。對這樣一個政權，我們唯一應該做的事就是結束它，如果可能的話，和平結束；如果必要的話，就暴力結束！

馮勝平展示了他們當時模仿美國FBI的傳單製作的英文“鄧小平通緝令”，鄧的罪名是“謀殺”，通緝令上還警告：此人“有武器而且危險”。他們複印了幾千份，到處張貼散發——這當然只是為了發泄心中的狂怒而已。

為什麼離開民運？馮勝平回答：首要的原因是謀生的壓力；其次，也是對民運有了反思。在民運中打滾幾年，感覺民運的思路錯了。

馮勝平介紹：20多年來，我的思想確實變化不小。對我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有兩位：余英時與蘆笛。余英時是1988年到普林斯頓任教的，我寫博士論文時，請他、林培瑞和黎安友三位教授做我的論文答辯委員會的成員。我沒有寫完論文，但1989年之後，與他有了很多來往，他從為人到學問，全面影響了我。2006年之後，又認識了旅居英國的學者蘆笛。前者教會了我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後者教給我逆向思維，形成自己獨特的見解。他們兩人是我的良師益友。

在他們影響下，馮勝平領悟到，民主是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不是運動出來的，不是鬥爭爭得的。用共產黨的運動方式、用鬥爭哲學去爭取民主，只會越運動離民主越遠，越鬥爭離共產黨越近。

談起對民運的看法，馮勝平念了一段他去年寫的文字：

「民國（民主中國）是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理想，也是中國政治轉型的最後階段。民國的擁護者以普世價值為基礎，憲政民主為目標，從而得到西方國家的認可和支持。可惜的是，他們的理想太超前，遠離了中國的政治現實。中國今天的自由派，恰如上世紀40年代末被西方視為“第三種力量”並加以扶植的民主人士，是一群政治上的邊緣人。他們根在西方，政治上先天不足，經濟上缺乏獨立，喜歡抱在一起取暖，又常常被自己的崇高所感動。由於對話語權的控制，他們經常陷入自我欺騙，以為自己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並代表民意。他們熟讀西方經典，忽視中國現實。他們從西方請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卻忘了考察兩位先生生長的土壤。他們不知道，中國老百姓希望的公平不是他們設想的起點的公平，而是打土豪後終點的公平；中國老百姓理解的正義也不是他們熱衷的程序正義，而是造反有理的道德正義。自由派最不願意承認的是：在權利和金錢之間，中國人寧願選擇金錢；在腐敗與道德之間，人性本能趨向腐敗；在奴役（太平犬）與自由（亂世人）之間，人民無疑會選擇奴役。」

他說，至於海外民運，更走向極端：搶占道德制高點，主張以包括暴力在內的一切手段結束中共一黨專政。他們試圖在中國推動“茉莉花革命”，不顧革命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有人主張：我們應不惜一切代價把中共搞亂，讓它一夕三驚，舉止失措；有人更為極端，主張為了人類的和平安寧，為了孩子為了母親，中共這個血腥帝國必須分裂。所有這些話，不禁使人想起拿破侖的一句話：“政治上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干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這里且不說他們有沒有能力把中共推翻，就算有，必須回答的問題也是，推翻之後誰來收拾殘局？他們有能力收拾局面嗎？如果有，靠什麼？如果沒有，怎麼辦？“也許我是錯的：沒有中共的中國，會比中共領導的中國好。但是如果不是這樣呢？這是一個太大的賭注，誰也賭不起。”

馮勝平說，我很早就參加、並長期關注民運，眼看着民運從幾千人，擴展到三萬人，到縮小到幾百人，分裂成幾十個組織，有至少四個總統、一個皇帝，幾十個主席。不是熱衷於“清理階級隊伍”“抓特務”，就是為新移民服務辦政治庇護賺錢。其中也有比較專業和敬業的：每個星期五在家裡開“總統記者招待會”，眼下已經開了251次了。

海外民運的使命，除了啟蒙，就是為未來中國的民主提供一個小型的“試驗場”。但迄今為止，這是一個失敗的試驗。那麼，我們與其鼓動在13億人口的世界大國再做一次民主的大試驗，不如好好研究一下海外民運這幾百幾千人的試驗走到哪兒了？民運中，人人在指認人人是特務，魏京生說徐文利是特務，徐文利說王軍濤是特務，王軍濤又說„„“幸虧他們沒有政治保衛局和8341部隊啊，要有的話，海外民運的‘肅反’一定是很血腥的！不用共產黨來殺，自己早就殺光了！”

馮勝平說：“如果要我總結民運，就是一句話：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敵進我退，敵退我進？！

這樣的經歷和見聞，讓馮勝平確信，民運這條路，不是中國未來應該走的路。他之所以在致習近平的信中提出“黨內民主”的建議，某種程度上是對民運失望的結果。“我們那一代人捲入民運所持的鬥爭哲學，是受到共產黨教育，又是受到包括方勵之等人影響的結果。方先生有個很重要的說法：民主不是賜予的。當時的我，深信這是像萬有引力一樣不容置疑的定理。後來經過很多反思，尤其是認識蘆笛之後，才認識到這種說法站不住。妥協是比鬥爭更重要的、更基本的社會進步的動力。中國人太懂鬥爭，太不懂妥協了。媳婦的鬥爭不能結束婆婆的專制，要結束婆媳之間的天敵關係，只有改變家庭結構。同樣，被迫害者的鬥爭並不能結束中國的政治迫害，鬥爭的結果，只是翻了一個個兒，取得了勝利之後又去迫害別人。”

《調查》記者問：不少人認為，民主力量的激進，是被中共逼出來的。你剛才也說，民運剛開始並沒有想推翻中共，是到“六四”鎮壓之後才轉為激進。

馮勝平說，民主力量轉為激進，當然有中共頑固、暴虐的原因；但中共在很多時候也表示了妥協退讓啊，中國人的“鬥爭哲學”卻導致只要中共一退讓，反對派馬上得寸進尺。

他講起從台灣來的洪哲勝對他的啟發：

洪哲勝來美國已45年了。當時他們成立台灣革命黨——就是後來搞民進黨的那幫人，密謀刺殺蔣經國。洪哲勝是革命黨的總書記，彭明敏是秘書長一類。蔣經國1985年提出考慮開放黨禁的設想，洪哲勝他們很快就解散了革命黨。這就給了蔣經國非常良性的反饋！昨天要推翻你，要暗殺你，今天可以主動解散以暴力為基礎的台灣革命黨，這就鼓勵了蔣經國後來做出開放黨禁的決策。相反，大陸人士的民運走的是另外一條路，是毛澤東說的敵進我退，敵退我進，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中共專制，民運說你必須改革；中共改革，民運說你必須立憲；中共立憲，民運說你必須下台；現在中共還沒有下台，民運已經在討論如何清算了。每當中共有所退讓，民運就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永遠不會滿足！

馮勝平說，搞民主法治，必須雙方有共識。如果在朝的人想的是“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打江山、坐江山”，“四個堅持”“五個絕不”；在野的一方，想的是“將相寧有種乎”“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大丈夫當如是”“彼可取而代之”——這都是中國人幾千年來思路的延續，無非披上了維權與維穩的現代外衣而已。

台灣民進黨在圓山飯店吃飯，突然宣布組黨，向一黨專政發難。當局怎麼辦？是否取締、鎮壓、抓人？蔣經國考慮了三天，最後說了三個字：“算了吧”。

旁邊的人提醒他，這樣下去國民黨是要下台的，他講了那句深思熟慮的名言：“天下沒有永久的執政黨”。

這段經過，已經永載史冊。馮勝平聽阮銘介紹過，蔣經國這個認識，不是閉門自己悟出的。在這三天之中和三天之前，民進黨、國民黨有過大量私下的、良性的互動。而在後來台灣政權易手時，國軍真正是“國”軍，不再是黨軍。台灣的轉型儘管有議會爭吵甚至肢體衝突，也有街頭抗爭，但沒有動用槍炮坦克，基本上是和平的。

《調查》記者問：世界上有很多這樣的先例，起初挑戰體制的力量是理性的，目標也是有限的，但是只要社會積怨甚多，捲入者一多，規模一大，激進者就總是占上風，排擠掉相對理性的人。法國大革命、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運動，無不如此。

馮勝平不假思索：你講的是革命運動的情況。我剛才講的恰恰就是要避免革命運動！韓寒寫過《論革命》說，他要做一棵牆頭草——逆向的牆頭草，哪邊強，我就倒向弱的一面。他認為，只有支持弱者，才能實現平衡，使得不會贏者通吃。“寫的不錯，但太天真，沒有真正經歷過、真正認識革命。革命來臨之際，哪能容你選這邊那邊？革命就像‘571工程紀要’所說的就是絞肉機，你選哪一邊，最後都變成同一形式出來。”

馮勝平旁徵博引：一個法國歷史學家說過，有人問他，“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你在幹什麼？”他說，“我活過來了。”別人又問：“再來一次呢？”回答更簡單：“run（跑）！”

吳法憲也說過類似的話，有人問他，“文革你跟着林彪後不後悔？”他說，“不後悔。在那個時代，跟誰都一樣。跟劉少奇，1966年就完了；跟林彪，1971年就完了；跟江青呢？1976年也還是完了。真正的革命來了，個人哪有選擇？”

《調查》記者再問：就算民主挑戰者與老的專制者之間，可以通過互動博弈，彼此做出一定承諾，減少實現民主的阻力。但是民主力量一旦執政之後，如果民意強烈要求他們清算專制者呢？——通過議會、通過媒體、通過社會團體，強烈發出這種要求，不就讓民主執政者陷於兩難境地了嗎：是遵守與老的專制者之間的承諾，從而違背民意？還是作為民主踐行者，遵從民意，卻背信毀棄與老的專制者的協議？

馮勝平想了想，沒有正面回答我，又講起台灣的例證：蔣經國選李登輝為接班人——李登輝是介乎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人物，可以說他骨子裡就是民進黨。蔣經國當時完全有條件選一個國民黨的鐵杆自己人接班，李登輝就不可能有機會掌權。但蔣經國不僅選了他，自己在開放黨禁之後也採取過一些舉措，可以說，不光容忍了民進黨，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有意無意地扶植了民進黨。李登輝執政12年期間，又進一步延續了這一思路。所以當2000年民進黨上台時，台灣社會的傷痕已經撫平了很多，社會抗爭的能量已經被釋放了相當大一部分，到國民黨下台，不至於再驚人爆發。“這非常需要政治智慧啊：國民黨半個世紀以來欠了多大的債，積累多大仇恨，一旦要其還債，不可能是不充滿血腥。但是最後呢，沒有用血來還，而是用國家賠償的方式，對‘2•28’受害者包括死者遺屬、對多年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做了償還。”（每個‘2•28’遇難者賠償六百萬新台幣。）

不懈探索中國民主之路

馮勝平在近兩年來參加的許多研討會上都不假辭色地批評民運，激起過好幾場波瀾。記者提起這一點，馮勝平解釋說：因為我在民運中干的年頭太久了，人頭太熟了，跟胡平、王軍濤他們，彼此非常了解，我批評他們也就沒有什麼顧忌——爭論問題麼，他們也不會往心裡去。有時我對一些人還擺擺“老資格”：我搞民運時，你還在搞共運呢！對方也不會見怪。他們對我說話也沒有顧忌，王軍濤有一次就在我家裡指着我說：你馮勝平是“三個自絕”——先自絕於黨，然後自絕於民運，後來跟着蘆笛也批評中國人，自絕於人民！

《調查》記者問馮勝平：你認為“黨內民主”是最可行的思路，除了跟民運相比，還跟其它思路比較過嗎？此前你還有過哪些嘗試？

馮勝平回答：我曾設想過其它的途徑。例如，幾年前想過推動第三次“國共合作”，用國共兩黨的力量，來實現中國的民主轉型。國民黨是百年老黨，中共也有90年，恩恩怨怨近一個世紀，有過兩次合作。如果由這兩個黨形成兩黨政治，似乎比較現成、簡捷。當時與一些朋友討論過，也開過幾次會，後來發現不具現實性和可操作性。國民黨已經失去了參與大陸政治的興趣，兩次國共合作，最後都翻臉告終，令他們失去了中國大陸，同時島內政黨政治的現實是它也受到民進黨嚴重的牽制，弄不好連台灣也丟失。從中共這一邊來看，也絕不願意與老對手來分享政權。

馮勝平還考慮過促成國內反對派力量與當局互動。“劉曉波、張祖樺我很早就認識，談過多次，我也考慮推動國內的維權人士與中共合作，實現憲政。但我很快也發現，國內維權和海外民運，從其總體思路而言，實際上是一樣的，只不過所處的環境不一樣，所以重點不一樣，在國內是維權人士，出來就是民運人士，甚至比民運還要激進。他們與我過去一樣，太執着於鬥爭，也過於迷信西方政治制度，以為只要結束一黨專政，普及普世價值，中國就能實現民主。恰恰是我們這些在海外搞過民運又退出民運的人，對這個問題有更深切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