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哈佛校長薩默斯被迫辭職,國內媒體普遍強調他一年前失言提出男女在科學上可能有先天不同的假設,無法被遵守政治正確的話語格式的公眾和教授們所容。其實,這僅是一個淺層的原因。有不少人猜測,薩默斯辭職,可能和另一個不太被注意的事情關係更大,那就是薩默斯與Andrei Shleifer 的私交。
這位Andrei Shleifer 非同小可。他是哈佛經濟系明星教授。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Andrei Shleifer 和一位哈佛出身的律師Jonathan Hay 受命設計俄羅斯的私有化計劃,並充任當時的俄羅斯副總理Anatoly Chubais 的顧問。這一俄羅斯計劃,直接受到美國國際發展局支持,因而得以用聯邦政府的資金幫助俄羅斯發展金融市場。Andrei Shleifer 主持這個計劃,實際上就是美國政府的代理。
然而,這兩位設計改革的人,卻想着從改革中撈一把。他們違反了避免利益衝突的原則,竟在俄羅斯投起資來。這就好像美國政府把納稅人的錢交給這位大學教授,讓他在俄羅斯設計一個制度,為自己“改善投資環境”。結果,美國政府為此起訴Andrei Shleifer 、Jonathan Hay 以及哈佛大學。去年夏天,這一訴訟終於達成了協議。兩人雖然都不承認自己犯了法,但Andrei Shleifer 同意支付200萬美元的賠償,Jonathan Hay 則將根據他日後投資的回報來支付罰金。哈佛大概出血最多,同意賠償政府2650萬美元的賠款。
這件事情雖然開始和薩默斯無關,但他當了校長後就另當別論了。因為Shleifer 一直是薩默斯的密友和心腹。Andrei Shleifer 被美國政府起訴,丟盡了哈佛的人,哈佛內部當然也必須討論對他的處理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薩默斯由於和Shleifer太密切,不得不迴避整個過程。不過,薩默斯證實他曾經督促一位院長保護Shleifer。最終,哈佛並沒有給Shleifer任何處分。這裡薩默斯起了多大作用,目前還不得而知。但是,哈佛關鍵時刻放了Shleifer一馬,無疑激怒了許多教授。
今年1月,美國一位調查記者David McClintick在《國際投資者雜誌》上發表了自己對這一事件的調查,題為“哈佛是怎樣在俄國栽倒的”(How Harvard Lost Russia)。據哈佛的計算機教授Harry Lewis說,這篇文章發表後迅速被人送到一些終身教授的信箱裡,許多教授開始給他打電話,一些過去很長時間沒有打過交道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教授,也找他溝通,表示嚴重關注。2月7日,在薩默斯和教授的會議上,有人公開在此事上挑戰薩默斯。一位工程學教授在會上告訴大家如何在網上找到這篇文章,並當眾質問薩默斯對這件事情的看法。薩默斯回答說他由於避嫌而對此事不知情。前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前院長Robert D.Putnam認為,這樣的答覆明顯不誠實。雖然他本人強烈地支持薩默斯的治校主張,但是薩默斯這樣的態度,已經使許多像他這樣的人無法再支持校長。
沒過幾天,薩默斯就決定辭職了。
Shleifer 事件在薩默斯倒台中究竟起多大作用,也許連薩默斯的心腹們也估計不出來。不過,這件事卻是一個抹不掉的污點,遠比在一個會議上對男女科學上的天分漏嘴提出一個假設要厲害得多。同時,這一事件給那些占據領袖地位的人一個很好的教訓:要想無條件、無原則地忠於朋友,就別出來當領袖。因為對朋友的忠誠,就是對公眾的傲慢。同時,Shleifer 事件也給正在陷入信譽危機的中國經濟學家們提出了警告:不管你的理想多麼崇高美妙,不管你的設計多麼充滿智慧,制度的設計者不能直接從自己設計的制度中撈取利益。自己道德上的清白,是自己思想上信譽的基礎。在公益與私利之間,沒有第三條道路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