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邪教父于光遠之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亦明

【提要】

從五十年代初起，于光遠就是中國最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曾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辦“政治經濟學講座”。從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于光遠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是中國最權威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不僅如此，從五十年代起，于光遠就接受了黨中央布置給他的一項使命，即編寫一部中國版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教科書，為此，于光遠率領一個團隊“探索”了將近半個世紀。也就是因為于光遠幾乎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用於研究政治經濟學，所以他的門徒和門客將他捧為“百科全書式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當時，政治經濟學式微，而經濟學則是顯學。本文對于光遠的政治經濟學根底和成就從多個角度進行全方位的考察。

【目錄】

一、奉旨著書

二、三朝元老

1、亦步亦趨

2、拒不商榷

3、權貴心理

三、白卷先生

1、形而上學，冥思玄想

2、目不旁視，專心致志

3、咬文嚼字，甘苦自知

4、於粉粉於，不遺於力

5、畫地為牢，含飴自娛

四、老眼獨到

1、“有計劃（按比例）”vs.“有計劃和按比例”

2、“各取所需”vs.“按需分配”

（1）追根溯源：于光遠的屢次三番

（2）飲水思源：馬克思的真正來源

（3）正本清源：于光遠為什麼要堅持“改回”？

3、于光遠與數學

五、“第一部經濟學的著作”

1、百納成裘

2、捉襟見肘

3、如此調查

4、于光遠的第二次“農村調查”

六、“太學家”

1、斯大林時代的正統

2、後斯大林時代的正統

3、毛澤東時代的二元論

4、遺老心態

七、“改革家”

1、農業體制改革

2、科技體制改革

（1）、解放科學家

（2）、解放生產力

對於絕大多數“50後”和“60後”來說，如果他們聽說過于光遠這個人的話，大概率是把他當作一名“經濟學家”或“政治經濟學家”。這是因為，從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中國最權威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就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這本教科書半年完成，於六十年代出版，以後一直被指定為高等院校的通用教材。”【1】而在這本“教科書”的封面，就署着于光遠的名字。實際上，如果誰在今天到圖書館或網上查找于光遠的著作，他找到的那些書，十有八九會是經濟學方面的：除了他任主編的《經濟大辭典》【2】、《中國理論經濟學史 1949-1989》【3】、《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4】之外，還有他的專著《論社會主義生產中的經濟效果》【5】、《經濟、社會發展戰略》【6】、《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7】、《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論——札記》【8】，等等。除此之外，山西人民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了《于光遠經濟短篇小論集》，199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分別出版了《于光遠選集》和《于光遠經濟近著三十一篇》，其中全部都是經濟學領域的文章。2001年，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于光遠經濟學文選》；2010年，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出版了《于光遠經濟文選》。不僅如此，從1980年起，人民出版社就開始出版于光遠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系列，一直出到1996年。2015年6月，也就是于光遠去世之後不到兩年，知識產權出版社又出版了22卷本的《于光遠經濟論著全集》。所以說，在經濟學領域，于光遠極可能會永遠保持兩項紀錄：第一，碼的字最多；第二，出的書最多。確實，在世紀末，于光遠是中國“高產經濟學家排名”和“高摘用率經濟學家排名”的雙料“冠軍”。【9】最讓人咂舌的是，那個排名遠遠地低估了于光遠的“成果”，因為它說于光遠在1978-1995年間只發表了457篇文章；而根據於粉們的統計，僅在1978-1985年間，于光遠就發表了六百三十多篇文章【10】，即大約每五天發表一篇文章。

也就是因為曾經在經濟學領域產生過巨大影響，所以在于光遠去世後，《三聯生活周刊》發表的悼念文章雖然以《于光遠：“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為標題，但在文章的首頁，卻是一張整頁巨幅照片，下面的注釋文字是：“經濟學家于光遠”。顯然是為了給“經濟學家于光遠”這個身份張目，這篇長文的正文第一頁有這樣一段話：

“幾乎在場每個人的人生都有可圈可點的一筆，與這位老人有關。為了保證會議時間，每人的發言不能超過5分鐘。北大經濟研究所前所長陳德華專門準備了發言稿，對着稿子認真地念起來。他在1977年參與了于光遠召集並指導的編書組，寫成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他回憶：‘光遠同志提出不要基於教科書的體繫結構，應結合當時實際需要，從實際出發安排書的內容、結構。而當時經濟工作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工作上尊重經濟規律，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所以我們編寫組所寫出的第一章就是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然後分別一個個寫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這本有別於傳統教科書體繫結構的書，在當時被諷刺為‘規律排隊’，但在經濟史上留下的評價卻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本從中國經濟建設實際出發，探索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著作’。這本書出版後，僅10個月就印發了520萬冊，修訂版出來以後又大量發行，總銷量接近1000萬冊。”【11】

事實是，那句“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本從中國經濟建設實際出發，探索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著作”並不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評價，而是《光明日報》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的評價。【12】並且，《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這本書與于光遠一點兒關係都沒有——它的作者是薛暮橋。據薛暮橋本人說，他的那本書確實是“在3年時間中總銷量接近1000萬冊。”【13】

其實，即使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也與于光遠沒有多大關係，他對那本書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提出了編寫那本書的“倡議”。【14】在于光遠的一生中，他曾提出過無數個“倡議”，所以他在晚年才會以“發起家”自詡【15】，並且到處說自己的特點之一就是“喜歡發起這事那事”【16】。不僅如此，那本書的不菲印數——該書1982年11月再版時，其《再版說明》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自一九七九年出版以來，人民出版社先後印行六百餘萬冊”——，並不是因為它的內容有多麼好，而是因為它被教育部指定為“高等院校公共政治理論課《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代用教材”。實際上，這本書之所以會在出版三年之後就“再版”，除了“在當時被諷刺為‘規律排隊’”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該書寫得不明不白，所以才會有《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百題解答）》這本書的出現，它被當作這本“代用教材”的“輔助教材”。【17】

胡吹亂捧

從八十年代起，“經濟學”走紅中國社會長達三十餘年，所以，“經濟學家”也都與有榮焉，名氣和身份扶搖直上，成為紅人甚至顯貴。而在這些走紅的經濟學家之中，于光遠一直就是站在第一梯隊的領軍人物之一。所以，在他死後，《三聯生活周刊》一邊把他說成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一邊把他塑造成一名“經濟學家”。實際上，早在八十年代，于光遠的門徒和門客們就已經把他說成是“百科全書式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了。【18】據說于光遠自己的心願是“當一個不悔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19】

一、奉旨著書

如上所述，于光遠一生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著作就是他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這本書首次問世是在1961年，首印二十萬冊；即使是在“四人幫”最為猖獗的1973年，它照樣出版；“四人幫”倒台之後還不到一百天，1977年1月，它又被翻出來重新出版——人民出版社最後一次出版這本書，大約是在1985年。也就是說，這是一本跨越了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三個朝代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是于光遠本人和那位從1977年就給他當秘書的“專家級秘書”【19】胡冀燕對它的稱謂。【20】【21】所以，有人說“它是一部在新中國使用最廣的政治經濟學教材。”【22】國家經貿委經研中心“中外名家系列講座”專項部主任支東升說，“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最初都是從於老主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材中接觸到經濟學的一些基本概念的。”【23】于光遠去世後，“有‘中國期貨業教父’之稱”的田源曾這樣說于光遠：“我們這一代人都是讀他的書開始理性認識世界的。”【24】

問題是，據于光遠的秘書胡冀燕說，于光遠“重點研究政治經濟學”是從1956年開始的。【25】那麼，于光遠憑什麼能夠在短短的五年，一舉變成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權威？

原來，早在五十年代中期，于光遠就接受了“黨組織”交給他的一項任務：編寫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據柳紅說，1955年，中宣部長陸定一向于光遠、孫冶方、薛暮橋三人下達了一個任務，即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們分頭準備，搭班子，研討、探索，歷經數十載，無論在監牢、在幹校，在病榻都念茲在茲。然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始終是一項未完成的任務。”【26】

對於上面這個故事，于光遠本人的說法則前後不一——這是他在1983年說的話：

“1956年黨組織給了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任務。這件工作幾起幾落一直沒有完成，直到現在我還擔負着這樣一個任務。”【27】

一年後，于光遠把自己接受任務的時間說成是1959年：

“1959年黨中央理論工作領導機構布置每個省寫一本《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這件事的組織工作還是由我來擔任。……由於教學需要，同時由於各省、各大區都沒有寫出較為滿意的書，在1960年年底，黨中央決定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組織了一個編寫組進行這個工作，主編這本書的任務還是落在我的身上。”【28】

1985年，于光遠的說法又回到了“1956年”：

“從1956年起，我一直在從事一項工作，那就是寫一部關於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教科書式的專著。”【29】

從九十年代起，于光遠換了一個說法，即他從事“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不是在執行黨組織下達的任務，而是出於他個人的興趣——這是他1993年說的話：

“1952年11月，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譯本出版後，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我決定改變原有的計劃，不再把研究土地問題而把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建立這個學科作為自己主要的努力方向。這是1953年的事，到現在整整四十年。” 【30】

五年後，于光遠又說：

“我打算寫的第一部科學理論著作也是關於土地問題的，那是在延安時讀了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和考茨基的《土地問題》之後萌發出來的念頭，為此，我重讀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中論述‘剩餘利潤轉化為地租’的那第六篇，並搜集了舊中國的解放區有關土地問題的資料和學者們論述舊中國農村問題的書籍，並在中宣部對幾個青年講馬克思的地租論，想把他們培養為我寫這本書的助手。那時我對這件事想得很具體，應該說已經有了初步的研究和著述計劃。1952年看到斯大林的《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之後，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個題目的研究更加重要，決心放棄原先的寫作計劃，改換題目去研究‘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這個題目以後我堅持研究了四十多年，至今仍在繼續。雖然如此，我對研究農村改革問題的興趣卻一直保持了下來。”【31】

于光遠的這個新說法不僅把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時間提前了三、四年，而且還把自己長達三、四十年的“奉命探索”說成是獨立自主的學術研究。事實是，沒有任何資料能夠證明，在接受“黨組織”任務之前，于光遠曾經“研究”過“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這是他在1979年說的話：

“一九五三年在學習了斯大林同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之後，我曾經思考過經濟規律的客觀性質問題，深感斯大林同志那時提出並鮮明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批評了當時蘇聯經濟學界的許多糊塗觀點，的確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當時我寫了一篇題為《關於規律的兩個問題》的文章，發表在《學習》雜誌上。到了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那時我正在研究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在工作過程中發現，即使斯大林這部著作發表之後，在蘇聯和我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中，以及在平時對現實經濟問題的討論中，仍流行一些同正確認識經濟規律的客觀性質相牴觸的說法。”【32】

也就是說，于光遠在1953年的“研究”屬於學習心得、讀書筆記，是自發的、偶然的。事實是，《關於規律的兩個問題》——原文是“關於法則的兩個問題”——只是“抽象”地討論“法則”這個詞的含義，不要說與他三年後“正在研究”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沒有關係，實際上，在那篇文章中，“政治”這個詞根本就不曾出現過。【33】也就是因為如此，在1958年編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這本書時，于光遠覺得有必要對自己“把1953 年的那篇從哲學上探討‘規律’問題的文章做了些刪節也收在這本小冊子裡”做出解釋。【34】同樣，到了1980年，在編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一）》之際，于光遠又將這篇文章以“偏重哲學”為由刪除了。【35】

事實是，1954年，蘇星在《教學與研究》雜誌發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在我國過渡時期的作用問題》一文【36】，它馬上被《學習》雜誌轉載【37】，並且由此引發了一場全國性大討論——《學習》雜誌甚至為此在1954年11月20日出版了一個“專輯”。沒有任何資料顯示于光遠參加了那個大討論：根據那本《于光遠著作目錄1937-1986》，于光遠在1954年只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題為《勝利的總結》【38】，它顯然與經濟學無關；另一篇題為《論勞動者的個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結合》【39】，它在兩年後被收入《學習》雜誌社編輯出版的《關於勞動者的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結合問題的討論》一書，但卻沒有被收入于光遠本人編輯、1958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假如于光遠在1953年就開始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話，我們就無法理解他為什麼要在那場持續了三年之久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大討論”——據王惠德說，那是新中國關於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問題的第一個大討論【40】——中一言不發。其實，僅從于光遠在率領一個寫作班子“探索”了幾十年之後仍舊處於“不斷探索”之中這個事實，我們就能夠知道他單槍匹馬“探索”會是什麼結果，不管是奉命而為還是特立獨行。

實際上，于光遠的所謂“探索”，連“閉門造車”都算不上，因為“造”至少還需要動手勞動，而于光遠卻是“君子動口不動手”，專門在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理論體系這些外圍問題上誇誇其談——直到二十世紀末，他還在為半個世紀前他挑起的“生產力到底包含二要素還是三要素”這個無聊問題喋喋不休。【41】這就像是一個尋寶者在確定了寶庫的位置之後，只是在寶庫外面轉悠，但就是不肯登堂入室。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已經有八年之久”時，于光遠編書的進展仍舊和五十年代沒有什麼兩樣：

“但是當我想到要寫一本這個學科的專著的時候，我仍然認為我的準備工作很不成熟。對有一些問題我的認識比較明確，也還比較豐富，但是也還有一些問題雖然提出來了，卻沒有時間去做系統的調查研究和坐下來寫作。還有一些問題沒有提出，甚至自己也沒有意識到。同時，對這門科學的理論體系，自己也沒有形成什麼比較成熟的意見，寫書的結構更沒有具體地去考慮，原來想做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辭典》的寫作工作，直到現在沒有找到合作者，而自己也沒有時間和力量，仍然處於沒有開始的狀況。”

【28】

如上所述，于光遠從五十年代就帶領着一個“編書組”，一直帶到八十年代；從七十年代就配有專職秘書，一直陪他到死。但是，他卻抱怨自己找不到“合作者”，而其“合作”的項目不過是編寫《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辭典》。如果這樣的理由能夠成立的話，那些單打獨鬥的學者豈不只能靠抄書過活？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大致斷定，于光遠在五、六十年代接受了“中央”下達的任務，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該書應該分成兩個“部分”，即“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對於前者，于光遠飛快地交了差，此即那本讓他聲名遠揚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而對於後者，于光遠則相當於交了白卷。只不過是，就像“文革”中的張鐵生一樣，于光遠也在交白卷之際寫了一番話，這就是他的七卷本《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

二、三朝元老

如上所述，《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是三朝元老，是署名“于光遠”的書籍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本書。之所以這麼說，並不是根據該書的絕對印數——與于光遠早前的“革普”（革命知識普及）書籍以及後來其他人的經濟學著作（如薛暮橋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相比，《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絕對印數很可能並不十分耀眼——，而是根據它的相對低位：在文革期間，新華書店的書架上擺放的那些書，一個人花半個小時即可瀏覽一過，而于光遠的那本書就是那些鳳毛麟角之一。

1、亦步亦趨

讓人大惑不解的是，2005年，在為于光遠競爭“首屆中國經濟學獎”時，于光遠的門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劉世定列舉了乃師的八大學術貢獻，其中包括讀者寥寥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包括鮮為人知的《論社會主義生產中的經濟效果》、包括讓人啼笑皆非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戰略學與地區戰略》，甚至包括了那本根本就上不了台面的《綏德、米脂土地問題初步研究》，但《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卻不在其中。【42】十年後，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了22卷本的《于光遠經濟論著全集》，該書號稱“收錄了于光遠先生自1937年至2013年間涉及經濟問題的全部專著、文集、文章、發言（有文字記錄者）、信件等”，但其中也沒有這本書——連影子都找不到。這又是為什麼呢？看看于光遠在1983年說的這段話：

“寫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如果不想去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那麼寫起來並不特別難。我一直沒有研究當代資本主義並把這種研究寫成教科書的勇氣。因此我和我的同事們只是根據《資本論》和《帝國主義論》寫了一本通俗教材。我沒有把這件事當作一件研究工作來做，它也算不了什麼研究成果。”【27】

一年後，于光遠又說：

“它基本上是抄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等古典著作的。這本書有它的優點，比如在把《資本論》三卷的內容用精煉和比較通俗的語言來表達方面，我覺得還是成功的，但是它的確沒有什麼創見。”【28】

其實，于光遠在八十年代擠牙膏般斷斷續續擠出來的那點兒秘密，蘇星早在六十年代就已經和盤托出了。據蘇星承認，編寫那本書的目的是“正確闡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已經講述過的原理”，而其方法就是：

“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部分主要依據是馬克思的《資本論》，他是闡明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和滅亡規律的書。帝國主義部分主要依據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總危機問題則着重闡明了毛主席關於帝國主義的分析。”【43】

只不過是，這兩個“主編”都沒有把他們的最大秘密透露出來。看看于光遠在1985年寫下的這段話：

“在思索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體系時，有一個現成的體系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就是1954年年初出版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這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我國的影響很大。我國自編的教科書基本上都是照搬蘇聯這部教科書的體系。如果有什麼差別的話，也只是枝節上的，或者次要的地方。”【29】

事實是，當年“在我國的影響很大”的不僅僅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而且還包括該書的“上冊”，它包括第一篇“資本主義前的生產方式”和第二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它們恰恰就是“中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資本主義部分）”所涵蓋的內容。實際上，于光遠們之所以能夠 在“不到半年就完成了” 那本書【28】——據當時參與其事的吳敬璉說，他們實際上“只花了一個月就寫完了”【44】——，並不是因為他們“基本上是抄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等古典著作”，因為那樣做也需要花費相當的勞動，而是“基本上都是照搬”蘇聯現成的教科書——不僅僅是“體系”，而且還包括內容。

最好笑的是，儘管那本書不到13萬字，但參加編寫的人員竟有14人之多，另外還有5人受到點名致謝。【45】也就是說，即使是抄書，他們每人的平均工作量也不足一萬字。按每月26個工作日計算，平均每人每天不足四百字。

2、拒不商榷

毫無疑問，“黨組織”之所以要把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任務交給于光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早在1950年，于光遠就和他的中宣部同事王惠德（1922-1993）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搞了一個“政治經濟學講座”。那個講座的講稿在1951年由三聯書店出版，在該書的《前記》中，他們就承認，“我們只是打算幫助同志們學習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那本書”。【46】而“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恰恰就是毛澤東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到的必須提高“我黨的理論水平”的四本書之一。【47】在當時，于光遠是“東西柏坡黨中央直屬機關總支的學習委員”，所以“總支要我給全體黨員講《社會發展史》和《政治經濟學》，朱德、董必武都坐在下面聽我講課。”【48】也就是說，于光遠的政治經濟學知識幾乎全都來自蘇聯人。據孫冶方說，于光遠後來曾說過“現在西方經濟學有些論文我們有的人看不懂”這樣的話。【49】毫無疑問，在“我們有的人”之中，就包括于光遠本人。事實是，熱衷於、擅長於“哲學評論”的于光遠後來對於西方“（無政治、有數學）經濟學”幾乎是絕口不提，說明他對之確實一竅不通。

其實，最讓人感到大惑不解的是那本書的署名：接受中央任務之人是于光遠，因此他是那本書的“法定主編”。但最終，于光遠卻不得不把主編的位置讓出一半，與蘇星共享——在當時，蘇星年僅35歲，他加入于光遠編書組時，只是中國人大的一位年輕講師，所以《蘇星傳略》一文的作者說他是“參加了這一工作。”【50】可是，也就是幾年的工夫，蘇星就以火箭速度迅速躥升，最終與主帥平分秋色。如何解釋這種極為罕見的現象呢？最合理的解釋就是，蘇星對那本書的貢獻太大，大到“功高震主”的地步——這也可以解釋“于光遠經濟論著全集”為什麼不收這本書。確實，從蘇星在1962年就大模大樣地以主編的身份對“關於編寫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教材的幾個問題”高談闊論來看，他對那本書的貢獻很可能比于光遠要大——大得多——，以致他可以反客為主、喧賓奪主。

前面提到，于光遠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不僅在“文革”前出版，它在“文革”中和“文革”後照樣出版——該書的1977年版是修訂版，領銜修訂之人，根據作者署名排序，就是于光遠。【51】而就在1981年，江西大學的三位教師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該書新版中的諸多值得商榷之處；其中，尤以“第六章對擴大再生產時第二部類追加的不變資本數量決定問題所作的分析，存在着明顯的錯誤”——這是該文的最後一段話：

“社會產品各個部分的增長率為：製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從4450增加到4950（而不是‘從4000增加到4450’）增長11.24%；製造消費資料的生產資料，從1550增加到1600，（而不是‘從2000增加到2100[’]）增長3.22%；（而不是增長5%）消費資料從3000增到3070，增長2.3%，‘增長最快的是製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其次是製造消費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最慢的是消費資料生產。’”【52】

就像對幾乎所有那些不請自來、點名要“與于光遠商榷”的文章一樣，于光遠對這篇文章也沒有給予公開回應。可是，在這本書的1984年版本中，相應部分卻按照上面的計算進行了完整的修改，但卻沒有給出任何說明。也就是說，從五十年代初就面對着全國的聽眾誇誇其談“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實現的條件”【53, pp.319-326】【54】、在六十年代初繼續宣講這個問題【55】、並且還在六十年代認認真真地研究了這個問題【56】【57】的于光遠，當他在七十年代真刀真槍地對普通讀者講解這個問題時，卻連簡單的計算問題都會出錯。事實是，在當時，連一個大學本科生都可以對這個問題長篇大論。【58】

權威犯下的低級錯誤

于光遠從五十年代初就開始給中國大眾講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這個問題，但是，直到七十年代後期，他仍舊能夠在由自己主編的官方、權威《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製造出極為簡單的概念和計算錯誤。上圖上半部分為黎健坤等人1981年在《江西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上發表的文章的標題和結尾部分截圖；下半部分為于光遠、蘇星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相關段落，左側顯示1977年版中的錯誤，右側顯示1984年版完全按照黎健坤等人的“商榷”做出了修改，但卻沒有給出任何說明。注意：于光遠等人用來論證列寧論斷的具體數字全部都是假設的，而他們的假設數字也完全來自列寧——列寧甚至給出了完整的運算過程。【59】但即使如此，由于光遠率領的國家級政治經濟學團隊也能夠鬧出笑話來。

3、權貴心理

說到于光遠“從善如流”，還有一個故事。1963年，于光遠撰寫了一篇關於再生產的讀書筆記。而到了“文革”結束後，這篇長文先是在1978年由《中國經濟問題》雜誌分兩期連載【56】【57】，接着在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60】，1980年又被于光遠本人收入《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一）》一書【61】。也就是說，這篇文章在三年的時間裡發表了至少三次。毫無疑問，雖然于光遠自謙說“這東西是隨手寫的，並沒有想拿出來的意思”、“這個稿子實在極不成熟”，但可以肯定地說，它是于光遠的得意之作。可是，在文章問世後，除了一篇貌似給他抬轎子、吹喇叭的文章之外【62】，至少有四篇文章點名要與于光遠“商榷”。【63】【64】【65】【66】可是，于光遠就像是沒事人一般，對它們全都視若無睹。換句話就是，于光遠根本就不屑於與人“商榷”。

本來，一個人是否願意就自己提出的學術問題與他人進行討論，完全是他的個人自由，一般構不成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可是，“二表人才”于光遠偏偏愛好表白，把自己說成是一個“聞過則喜”之人：

“一個人寫了東西當然希望有人看，有人研究。有人看，有人研究對於一個作者是最大的獎賞。”【27】

“我在不斷‘更新’自己的認識。因此我對別人從科學上對我的觀點進行批評，不但不介意，而且真誠地歡迎。我相信這種批評，可以使我的正確的觀點經過考驗更站得住腳，而對那些站不住腳的觀點自己也否定得更堅決。”【30】

不僅如此，于光遠還在宣稱“歡迎批評”之際，多次抱怨世人對他的文章批評不夠：

“我一直注意到一個現象，我們許多同志對別人寫的東西很少看、很少研究，不是站在別人的肩膀上進行研究，而老是從頭做起。”【27】

“我的這五卷《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的出版，在我國經濟學界是產生了影響的，但是我很不滿足。我不是怕批評，而是感到文章中提出的觀點得不到我希望的反響。”【30】

一面公開邀請“批評”，一面對不請自來的“批評”不屑一顧，就算你不是經濟學家和數學家，你也能夠推導、計算出于光遠邀請的都是什麼樣的“批評”。

1998年，于光遠發表了一篇長文，其中，他這樣嘲笑華國鋒“膽小怯弱”：

“第二個印象是關於他膽小怯弱方面的，這是在‘批鄧’過程中觀察到的。這次匯報後不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來了，鄧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就由他代替，這時他的權力怎麼說是很大的。這時中國科學院有個造反派頭頭叫作柳忠陽，他原先是個小幹部，可是他敢向華國鋒提出問題，說華政治上有問題，在科學院工作上跟着鄧小平走，根據就是在胡耀邦向鄧小平匯報科學院工作時華國鋒的那個發言，而這個發言是有記錄的，白紙黑字。對柳忠陽的攻擊，華國鋒完全可以採取藐視態度，不予理睬，或者找一個藉口整柳忠陽一傢伙。可是華國鋒卻去為自己辯護，說那天國務院開會時他剛從西藏回到北京，《匯報提綱》是到了會場後才看到的，他來不及準備，即席講了些話，而且記錄得很差，記的不都是他講的話。我是那個匯報會的參加者，應該說那個記錄記得是很好的。華在中國科學院針對柳忠陽說這番話時，我雖沒有在場，但是科學院的人直接告訴了我，我認為不會錯。知道這件事後，我有兩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時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連一個小小的造反派頭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個‘厲害’的人，是一個不會‘整人’的人，比較忠厚。”【67】

上面這四百多字的文眼就是“小幹部”、“小小的……頭子”這幾個字，因為它們構成了那個人應該被華國鋒“藐視”、被“不予理睬”的充分理由，至少在于光遠的潛意識中是如此。所以，華國鋒正面對待那個小小不言的小幹部的批評，就被于光遠當作他“膽小怯弱”的唯一證據。與“英明領袖華國鋒”相比，“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于光遠則要“有魄力、有膽量、有高度”得多。

三、白卷先生

現在當然誰都知道，那部理想中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至今都沒有出現。不過，這並不說明于光遠以及孫冶方、薛暮橋等人全都是無能之輩，而是因為那個任務本身就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使命。事實是，早在1960年前後，毛澤東就已經明確地說出這樣的話：

“現在就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之所以沒有系統、不成體系，其客觀原因是“因為社會主義經濟本身還沒有成熟，還在發展中。”【68, p.92】

二十年後，蘇星也說：

“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不成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身不成熟的反映。一個不成熟的制度，是很難寫出成熟的經濟學來的。”【69】

1985年，曾在六十年代參與編寫出新中國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材（社會主義部分）》的蘇紹智也這樣檢討自己當年的失誤：

“根本的問題在於現實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還沒有成熟和定型。”【70】

可是，于光遠似乎始終沒能悟出這個道理，所以才會出現這樣一幕戲：

“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向國務院的領導提出要求，要求來完成1960年中央書記處交給我們的任務。在批准了我的這個請求之後，我就想，這工作怎麼個做法呢？20年過去了，好像離寫出一本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書的目標還是很遠很遠的。”【71】

又過了大約七年，于光遠再次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再花七八年工夫”來“完成”這一宏偉任務。【28】老驥伏櫪、老牛奮蹄，固然令人擊節讚嘆；捨生取義、視死如歸，也會讓人產生一種悲壯的崇高感。可是，于光遠置自己二十餘年的失敗經歷於不顧，固執己見，非要在書齋之中憑空構建出一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卻讓我們大惑不解：難道他不知道自己是在構建一座空中樓閣？果然，在去世前發表的《學術自傳》中，于光遠把自己的失敗主要歸咎於“文革”和“四人幫”：

“……（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編寫則困難得多。這一背景曾促使我嘗試完成比較成系統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著作。當時我組織了一批經濟學家從1961年到1966年工作了5年，完成了幾十萬字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初稿。但在準備修改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爆發，工作因此而中斷。‘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受到批鬥，被剝奪了正常工作的權利……‘四人幫’倒台之後，我組織學術界針對‘四人幫’宣傳的‘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批判“唯生產力論”’等召開了一系列理論討論。這些討論打破了長期形成的思想禁錮，推動了思想解放，同時也深化了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對於按勞分配概念、勞動報酬形式、按勞分配與平等的關係等問題作出了較以往更為深入的闡述。然而，越是深入的研究，越使我放棄了體系化的打算，而寧可圍繞問題展開探索。”【72】

其實，即使中國歷史上從來就不曾出現過“四人幫”，于光遠“探索”的結果也不會有什麼兩樣。

1、形而上學，冥思玄想

雖然于光遠宣稱自己是一個“死不悔改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事實是，于光遠最最相信的東西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他自己的腦袋——所以他在暮年出版了一本文集，題為《靠理性的智慧》，副題則是《于光遠治學方法》。僅從書名，我們就可以知道“于光遠治學方法”的真諦，那就是坐在書齋中苦思冥想——實際上，他本人就是這麼說的：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理論科學。是以歷史和邏輯統一的方法，以抽象的方法研究經濟運動規律。……用抽象法，得出抽象的規律、概念，使規律、概念在實際生活中得到廣泛的利用。”【73】

而于光遠之所以有膽量把這樣的話說出口，就是因為他有尚方寶劍：“毛主席說過，社會科學要搞抽象法。”這是于光遠述說的它的來歷：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羅榮桓同志逝世當天，聶榮臻同志到頤年堂匯報自然科學十年規劃（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二），毛主席講了，要搞哲學社會科學的規劃，也要搞規劃，給點錢，給點外匯。那次話談完後，大家站出來，有位同志問主席：社會科學能不能搞科學實驗？主席想了想說，社會科學還是要搞抽象法。當時我是在場的。”【73】

一般來說，“抽象法包括兩個基本過程：一是從‘感性的具體’到‘抽象的規定’，一是由‘抽象的規定’到‘思維中的具體’。”【74】果然，根據那個故事的另一個版本，毛澤東所說的“抽象法”就是前者：

“……毛主席還說到社會科學也要有一個十年規劃。社會科學落後了，這回沒有提規劃，社會科學也要投一點資。在人們站起來準備散會的時候，范長江問毛主席，三大革命運動中的科學實驗包不包括社會科學。毛主席說：主要是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能完全採用實驗的方法。例如政治經濟學不能用實驗方法，要用抽象法，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裡說的。商品、戰爭、辯證法等，是觀察了千百次現象才能得出理論概括的。”【75】

也就是說，于光遠所說的“抽象法”，與毛澤東所說的“（馬克思在《資本論》裡說的）抽象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思維過程：前者是玄想，後者則是始於具體的歸納、總結、概括的過程。實際上，于光遠明確地知道毛澤東所說的“抽象法”是什麼意思，所以他在1965年才會說“研究的方法可以從具體的例子着手，然後概括”、“要從具體問題着手研究”、“應該從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這樣的話。【76】可是，一旦毛澤東去世、他本人也變成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後，他的“抽象法”就完全變了味兒：

“從抽象到具體， 從最抽象的到最具體的，研究最抽象的東西，正是為了回答最具體的問題。”【77】

“運用抽象法其實就是對客觀事物要進行真正科學的分析，要弄清楚客觀的規律、客觀的範疇和我們主觀上採取的政策怎麼聯繫、怎麼區別的問題。”【71】

換句話說就是，于光遠的所謂“探索”，就是試圖“靠（自己）理性的智慧”來解決自己冥思苦想出來的問題——所謂的“思維的抽象”。【76】可笑的是，到了1985年，于光遠又用“抽象法”來批評“抽象法”：“過去對方法的討論都太一般化了。”【78】

據于光遠說，他崇尚的“治學格言”是“獨立思考，只服從真理。”【79】這個格言，曾把于光遠的擁躉們感動得熱淚盈眶。例如吳敬璉就說，

“我們都知道，對於‘服從真理’、‘熱愛真理’等等，于光遠同志的確是身體力行地做到了的，這一點無可置疑。”【80】

其實，于光遠的“格言”雖然金光閃閃，堂堂正正，但它卻是百分之一百的空話，因為對於于光遠來說，所謂的“真理”，除了“經典作家”的片言隻語之外，其餘的全部都是他運用“抽象法”自己“獨立思考”出來的東西，沒人說得清它們到底是不是真理，因為他的真理標準也全都是“抽象”的。

事實是，早在1950年，于光遠還曾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上諄諄教導聽眾，學習政治經濟學的方法，首要的一條就是“深入鑽研，聯繫實際”。【53, p.18】1956年，在“探索”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第一篇文章中，于光遠還在說“馬克思所採取的這種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研究方法，也是我們研究社會主義經濟時應該採取的方法。”【81】而就是因為有了“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並且它正中于光遠的下懷——，所以，不要說什麼“理論聯繫實際”，他連“具體（法）”都拋到了腦後。因為對於于光遠來說，那句經過他裁剪的毛主席語錄，相當於自己得到了自己可以閉門造車的“皇家特許”。顯然是這個原因，他才會嘲笑陳伯達的“調查研究”是“裝模作樣地走一下”。【82】而于光遠的問題是，他連“裝模作樣”的工夫都不肯花。實際上，早在1868年，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就曾這樣寫道：

“只有拋開互相矛盾的教條，而去觀察構成這些教條的隱蔽背景的各種互相矛盾的事實和實際的對抗，才能把政治經濟學變成一種實證科學。”【83】

顯然是針對這句話，列寧評論道：“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是事實，而不是教條。”【84】而于光遠的所謂“探索”，其實質就是要從“經典著作”中“抽象”出一系列教條或者通過“抽象思維”來炮製出新的教條，以便能夠“規律排隊”。好笑的是，在一篇講解列寧語錄的文章中，于光遠頗有體會地說了這樣一句話：

“真理是具體的，不研究具體事實就不會辨別真理。”【85】

可是，在他的七卷雄文之中，尤其是那些指點江山、高屋建瓴的文章之中，你就是找不到多少“具體事實”——遑論對它們的“研究”了。要說明這一點，更是要展示于光遠“抽象法”的實質，我們不妨拿他於1988年發表的《怎樣分析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為例稍做分析。

按照于光遠的說法，比較兩種社會制度的優劣，首先需要排除非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結果，因為只有那樣，才能“看清社會主義制度是否具有優越性，或者優越到什麼程度”。而于光遠列舉出的七項非制度性因素是：

“①國民經濟與國民文化的水平；②社會的組織程度；③領導者、管理者的能力；④指導工作中是否發生重大失誤；⑤歷史傳統；⑥國際環境；⑦其他不屬於社會制度的條件。”【86】

于光遠沒肯浪費一個字來“具體地”論證一下為什麼“②社會的組織程度；③領導者、管理者的能力；④指導工作中是否發生重大失誤”全都是“制度外的因素”；他只是這樣告訴自己的讀者：“排除這種社會制度外的因素的辦法是靠抽象法，靠分析。設計適合於排除這種社會制度外因素的作用而使由於社會制度帶來的結果能單獨地表現出來的計算方法，是必要的”、“我們要靠分析的方法進行科學的抽象，而不是靠少講些損失多說些成績的方法來加強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的信念。”

可笑的是，在這篇只有兩千字的文章中，“抽象”和“具體”這兩個詞各出現了八次，而每次談到“抽象”，于光遠都非常地“具體”；而每次談到“具體”，于光遠又都非常地“抽象”——例如這句話：

“如果說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對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優越性是穩定不變的話，那麼社會主義具體制度對資本主義具體制度的優越性就是一個可變的東西，我們的研究應該放在對具體制度的研究上面，不能只講基本制度的問題。”

《怎樣分析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發表的第二年，中國就經歷了一場生死攸關的大考驗，而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浴火重生，完全是依靠“②社會的組織程度”和“③領導者、管理者的能力”這兩條“制度外的因素”。再過兩年，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就解體了。在當時，不論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具體制度”，都沒能顯現出它們各自的優越性。

總而言之，于光遠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以失敗告終，固然是他個人的不幸；但是，對於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全體中國人民來說，則實乃萬幸，因為他如果“成功”的話，那就相當於“四人幫”那一套——“唯心主義橫行、形而上學猖獗”——再次復活，重新橫行、重新猖獗。

2、目不旁視，專心致志

其實，就算“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這門學問真的有可能通過“搞抽象法”來完成，那個完成之人也不大可能是于光遠。之所以這麼說，其原因非常簡單：除了他自己承認的“淺”——“不但文字淺，思想也淺”【27】——之外，更是因為他的“窄”：他的眼界所及，僅限於“馬恩列斯毛”，除此之外，幾乎再就一無所有。這是他當年領導“編寫組”編書的場面：

“編寫組的人反覆研讀馬恩列斯毛的原著，也只寫出了一些階段性的篇章。吳敬璉總覺得編寫組的氣氛有些特別：一方面，于光遠骨子裡傾向自由主義，他在編寫組裡培育自由討論的氣氛，幾乎任何問題都能討論；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宣部‘閻王殿’在科學方面的總管，需要貫徹黨中央的政治意圖。”【44】

1999年，于光遠在給自己主編的《論中國經濟50年》一書作序時這樣寫道：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我在1986年就在文章中用過。我也許是最早提出這個名詞概念的人，或者是最早提出這個名詞概念的人中的一個，我沒有查文獻，說不準，也並不重要。” 【87】

熟知于光遠的人都知道，他之所以會把一個既“說不準”又“不重要”的問題鄭重其事地說出來，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這個問題對他“非常重要”。問題是，對於這樣一個僅僅通過“查文獻”即可解決的簡單問題，于光遠為什麼就是不肯查一下文獻呢？

事實是，早在1979年，《經濟研究》雜誌就出版了一份增刊，題為《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問題討論專輯》，其中除了有薛暮橋、孫冶方、駱耕漠、蘇星等大牌人物的文章之外，還有一篇署名“顧紀瑞”的文章，標題就是《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幾個問題》。【88】而據《人民日報》發表的消息，這本專輯乃是“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聯合邀請一部分經濟工作者和經濟理論工作者，在無錫市舉行了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作用問題的學術討論會”的論文集。【89】在當時，“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的所長就是于光遠。你說于光遠鬧了多大的笑話？

事實是，顧紀瑞的文章並不是在于光遠之前提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唯一一篇文章：僅在1979年，就至少還有兩篇文章在標題中提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90】【91】事實是，根據《經濟研究》雜誌社編輯的《建國以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問題爭鳴：1949-1984》一書，那場“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計劃和市場”爭論與于光遠一丁點兒的關係都沒有。【92】而根據後來以“吳市場”聞名的吳敬璉在世紀末對“關於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論爭”的回憶，于光遠對那場論爭的唯一貢獻，就是“在于光遠那裡發現的、鄧小平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閉幕講話所準備的手寫提綱”，其中有“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主要從價值法則、供求關係來調節”這樣的話——它被理解為“這裡已經孕育了市場經濟思想的萌芽”。【93】也就是說，當時中國最得風氣之先的于光遠，拖了整整八年才想起要“報春”，並且，二十年後，他還要爭奪“報春優先權”。

其實，如果“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于光遠的眼界再寬一點兒、再遠一點兒的話，他還會發現，早在四十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相應英文“socialist market economy”就已經出現。【94】而蘇聯經濟學博士艾傑里南特（А. Б. Эйдельнант）在其1958年出版的一本專著【95】中說：

“現在右翼社會黨的刊物(奧地利的《Zukunft》，西德的《Gewerkschaftliche Monatshefte》等等)，開始運用把‘社會的’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加以比較的手法，蠱惑人心地‘論證’資本主義經濟的優越性，‘證明’國家控制措施不會妨礙個人積極性的發揮。”【96】

確實，美國加州大學教授格雷戈里·格羅斯曼（Gregory Grossman, 1921-2014）在1967年就已經將南斯拉夫的經濟體制定性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97】而在1978年訪問過南斯拉夫、並且擔任鄧小平改革高參的于光遠，竟然會認為自己遲至1986年才“提出這個名詞概念”是“最早”，真是不知今夕何夕啊。

作為一個“理論家”，除了思想淺、眼界窄之外，于光遠的另一個致命弱點就是他把自己的職責限於給領袖的著作做詮釋——頗像是兩千年前的那些“漢儒”——，這導致他根本無法提出讓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和見解，遑論自成體系的理論。關於這一點，在他的《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一文中反映最為凸出：這篇“文章”長達十萬言，但其中引用的文獻主要就是毛澤東的著作如《毛澤東選集》，第二層次就是《劉少奇選集》、《周恩來選集》之類，最外圍的文獻也不超過中宣部編輯的《社會主義教育課程閱讀文件匯編》。也就是因為將自己的視野局限在某個特定的區域，于光遠才會對“新民主主義”這個主張（或曰概念）的歷史淵源顯得茫然無知：從江亢虎在二十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義”【98】，到張聞天、陳雲、劉少奇對蘇區《勞動法》的修訂【99】【100】【101】，以及中共統一戰線理論的形成，它們都為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論打下了基礎，但于光遠對它們卻全無提及。因此，于光遠的“探索”更像是一個人坐在書齋中自言自語、自說自話。而“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于光遠將“新民主主義論”分為“革命論”和“社會論”兩部分——的產生和消亡，在相當程度上是由現實因素決定的，其中就包括像于光遠這樣的極左派的存在，所謂“形勢比人強”是也。所以于光遠對之進行純“哲學思考”或“理論分析”，而不是從歷史和現實中去發現線索尋找答案，從實證上進行論證，則他的“探索”即使不能說是緣木求魚，那也完全可以說是隔靴搔癢——自娛綽綽有餘，濟世毫無用處。

3、咬文嚼字，甘苦自知

終其一生，于光遠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所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通過“咬文嚼字”的功夫，把它的名稱改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顯然是將之視為自己的最大成就之一，于光遠曾對這項發明的優先權和所有權反覆宣示：

“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這樣的名稱是我開始使用的。現在這樣使用的人很多，連蘇聯有的教科書也這麼用。”【27】

“這一用語是我發明和最早使用的，後來被不少經濟學家所接受。”【72】

而于光遠做出這項發明的理由和意義，在今天會讓絕大多數人都感到莫名其妙乃至啞然失笑：

“由於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因此我認為把這門學問稱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比較合適。人們還有一種提法，把這門科學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我不贊成這個看法。我認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這兩個名詞是不一樣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一個新名詞。列寧寫的《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科學和技術每向前發展一步，都必不可免地、毫不留情地破壞資本主義社會內的小生產的基而社會主義經濟學的任務是研究這一過程所表現的往往是錯綜複雜的一切形式，是向小生產者證明，他們在資本主義統治下不可能支持下去，農民經濟在資本主義統治下沒有出路，農民必須接受無產者的觀點。’這段話里沒有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是用了社會主義經濟學。我認為列寧在這裡說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就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加上‘政治’兩字不會篡改列寧的原意。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名詞，應該理解為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基礎的政治經濟學。”【28】

顯然是因為于光遠本人的積極提倡，他的門生劉世定在為乃師競爭“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的推薦文章中，把這項發明列在于光遠“主要學術思想”的首位。【42】同樣，給于光遠當了36年秘書的胡冀燕【102】也把于光遠的這項發明排在“于光遠的經濟觀”的第一位。【21】【103】也許只有于光遠的門人和門客才能理解于光遠這項發明的偉大意義。

事實是，儘管于光遠宣稱“連蘇聯有的教科書也這麼用”，但即使在中國，于光遠的這項“發明”也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可。恰恰相反，人們至今仍舊頑固地通過在“政治經濟學”與“社會主義部分”之間加空格、加回車鍵、加破折號、加冒號、加括號，以及通過使用所有格、字體大小、前後倒置等等不同的方式來表達二者之間的偏正關係，而不是如于光遠所說的那樣，這11個字就是一個整體、一個固定的詞組。例如，于光遠的老搭檔蘇星在使用這個詞彙時，就會不由自主地說出“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這樣的話。【69】同樣，在給“于光遠同志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一）》”大唱讚歌之時，有人還會把文章的標題寫成《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這樣的探索》。【104】最好笑的是，即使是在于光遠出任主編的書中，其他人仍舊稱該學科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105】

前面提到，與于光遠同時接受編書任務的還有孫冶方和薛暮橋。儘管這三個人最終都沒能完成任務，但從這三個人的失敗歷程中，後人卻能看出很多東西：

“于光遠不像孫冶方那樣烈士般地悲壯，也不像薛暮橋那種水滴石穿地專注，而是遊刃有餘地在眾多領域裡出來進去，以‘人生何處無樂趣’的心態，過‘豐富多彩、熱熱鬧鬧’的人生。”【44】

這樣的評論，對於以“學者”自許的于光遠來說，與其說是恭維，倒不如說是譏諷，就像把一個“專家”說成是“雜家”、把“鬥士”寫成“逗士”一樣。顯然是這個緣故，于光遠的關門弟子、當時與該文作者柳紅一樣在《經濟觀察報》開專欄、並且與柳紅私交不錯、甚至出頭為之打筆墨官司的方舟子【106】才沒有把這篇文章“新盜”進新語絲。

確實，孫、薛、於三人之中，孫冶方去世最早（1983年）；薛暮橋居中（2005年）；于光遠最晚（2013年）。也就是說，為了完成黨組織交給自己的任務，于光遠擁有的時間，比孫冶方多出整整三十年。但最終，他卻與孫冶方一樣，抱恨而終。事實是，三人之中，孫、薛都以“經濟學家”留名後世：孫冶方去世後，中國的經濟學界馬上建立了一個以“孫冶方”命名的獎項，“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首次頒獎典禮就有當年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胡喬木、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出席捧場。【107】這個大獎後來還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中國‘諾貝爾經濟學獎’”。【108】而薛暮橋則在去世前一年榮獲“中國目前規格最高”、“獎金額也最高”的“中國經濟學獎”。【109】【110】不僅如此，前面提到，薛暮橋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很可能是中國出版史上銷量最高的經濟學類專著。

與孫冶方和薛暮橋相比，于光遠的“經濟學家”身份顯得相當尷尬。事實是，暮年中的于光遠寧肯以“望家”自嘲，也不肯大大方方地說自己是一位“經濟學家”——看看這兩段話：

“我對許多知識領域只是一個‘望家’。即便是我被稱做為專家的領域，如許多人把我叫做‘經濟學家’，我也常常講，對經濟學中的許多領域我也還只是望家。”【111】

“例如，現在人們稱我經濟學家、哲學家，其實在學校里我是學自然科學的，在學校讀書時沒有讀過《資本論》。”【112】

也就是因為如此，有人這樣寫道：

“說于光遠是‘著名經濟學家’，這個稱呼並不確切，于光遠本人也不大喜歡這個稱謂。”【18】

是不是于光遠太過自謙了呢？當然不是。因為于光遠在晚年曾反覆說自己是“二表人才”——即“一是愛表現，二是愛受表揚”——，但他實際上是一個“三表人才”，即不僅“愛受表揚”，他還“（特）愛自我表揚”，如說“我這個人有一些優點，但是謙虛不在其內。”【113】既然如此，一個敢於坦然接受“大玩學家”【114】、“大教育家”【115】、“（大）科學家”【116】桂冠的于光遠，為什麼不肯把“（大）經濟學家”這頂桂冠大大方方地戴在自己的頭上呢？

4、於粉粉於，不遺於力

于光遠“奉旨著書”的標誌性成果後來都以《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為題結集出版，從1958年的第一本小冊子，到2001年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七）》，前前後後歷時四十多年。所以他說：

 “200多萬字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是我的主要經濟學著作。”【117】

事實是，人民出版社在八十年代初出版《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的頭兩卷時，《人民日報》都發了消息。【118】【119】可惜的是，越到後來，這套書的影響越小，不僅《人民日報》不再發消息了，連首印印數也呈斷崖式下跌：頭兩卷的首印印數分別是五萬冊和四萬冊，而第三卷則只印了四千冊。到了第六卷時，首印只有一千一百冊。而到于光遠湊成第七卷時，人民出版社已經不再能夠照顧這個由“中央”下達給于光遠的“任務”了，所以它改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而在倡導“市場經濟主體論”的于光遠看來，自己的心血結晶之所以會遭到冷遇，並不是“市場”在發揮其正常功能，恰恰相反，它是市場機制尚不完善的反映：

“我的一些觀點不被人知或沒有受到我所希望的重視還有一個具體原因. 那就是這套書出版了，但是人們買不到它。”【30】

為了彌補“市場經濟”的這個缺陷，于光遠於是發揮“主體”的作用，大搞“計劃經濟”，即找來了一個“企業家”為加印這套書提供“贊助”。很可能還是在于光遠的“倡議”之下，那位大款繼續又“贊助”人民出版社，讓他們“決定出一本我國經濟學家評論一至五卷《探索》的書籍”。至此，于光遠才感到滿意：“我相信這些文章會給我很大的幫助。”

毫無疑問，那些被拉來“給我很大的幫助”的文章，幾乎全部是給他吹喇叭、抬轎子、捧場子的，因為那本書的“主編”就是頭號於粉——很可能是職業於粉——齊翔延，她本人就帶頭給于光遠喝彩：

“于光遠是個思想豐富、學識淵博的人，僅用幾千字來描繪他，肯定是不全面的。我只能講講他留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些特徵。”【120】

這是于光遠留給齊翔延“印象最深的特徵”：獨立思考，只服從真理；不斷開拓，不斷創新；學識淵博，碩果纍纍；站在改革前；直面人生，一身正氣。齊主編可能從來就不曾想過這樣一個問題：一個“一身正氣”之人，怎麼可能會容忍自己的親信、門徒對自己如此海吹湖捧？

簡言之，那本題為《科學攀登的歷程——評介于光遠〈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1-5卷〉》的評論集，開篇之作就是于光遠的跟班董輔礽的《研究初級階段理論貴在創新——讀于光遠著〈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一文。其實，該文不僅早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並且，該文評論的對象，《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根本就不曾被《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收錄過。顯然，這篇文章是被齊主編拿來給其他人打樣的：

“這本書雖然以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為研究對象，但內容廣博，涉及科學社會主義的一系列理論。由於作者學識淵博，思想敏銳活躍，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素養，本書的許多論述具有開創性，富有獨到的見解，能給讀者以許多啟迪。”【121】

也就是因為前有榜樣，後有推手，所以于光遠的擁躉們對其偶像極盡恭維吹捧之能事。例如，一篇文章是這樣開篇的：

“《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共五卷，221萬字，寫作歷時33年（1953-1989），且沒有完，直到現在，作者還在繼續探索。可謂是一個長長的探索！”【122】

該文的作者曾是于光遠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指導的一名博士生。【123】天知道這位經濟學博士在這篇題為《加法與減法》的文章中到底是運用的什麼“法”，竟然能夠從“1953-1989”這兩個數字中 得出“33年”這個結果。更奇的是，于光遠的這位門徒顯然沒有讀過乃師的那五卷書——第五卷出版於1991年。實際上，他可能連第一卷的《前言》都不曾讀過，因為其中明說那篇作於1953年的《關於法則的兩個問題》“因偏重哲學沒有收入”，因此其中最早的文章是作於1954年的《論勞動者的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結合》。

再看看于光遠的老部下兼親密戰友馮蘭瑞是怎麼開始其評論的：

“一個嚴肅的經濟科學家，他的理論觀點必然是經濟實踐的理論概括，又反過來指導經濟實踐，他不會停留在發展的某一點上，而是把握時代的脈搏，堅持科學方法，堅持學術民主，不斷發展完善自己的理論觀點。于光遠同志正是這樣的科學家。《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1-5 卷以及近年來發表的一系列討論市場經濟的文章就是有力的證明。”【124】

事實是，于光遠一輩子都不曾有過、搞過“經濟實踐”，所以他的理論根本就不可能是“經濟實踐的理論概括”。而用這樣的理論“反過來指導經濟實踐”，其結果十有八九會是一場災難。

最好笑的吹捧來自那位勸導于光遠退出經濟學界、專門撰寫回憶錄的吳敬璉，他對于光遠的“探索”給予了最高的評價——“把崇高的價值觀同實驗科學的求實態度結合起來”：

“光遠同志的理論觀點與日俱新，始終領先我國理論經濟學的潮流，為我國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提供了指導。這對一個從事理論工作數十年的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來說，的確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為什麼光遠同志能夠做到這一點？我以為，除了其他的條件外，最重要的是光遠同志對真理的執着追求和為了尋求真理而採取的正確方法。”【80】

而按照吳敬璉的說法，于光遠“為了尋求真理而採取的正確方法”就是“實事求是的研究方法，用現在通行的說法，就是實證方法。”可想而知，吳敬璉沒有舉出——他也舉不出——一例“實證”來展示于光遠的“實證方法”。他當然也不會提到，自己在文革期間受于光遠指派編寫《大寨政治經濟學》【125】，到底是“為了尋求真理”還是在落實其“實證方法”。其實，我們只需要運用一下我們那並不十分靈光的“理性的智慧”，就能將吳先生的上述文字證偽：既然于光遠採用了正確的方法來追求真理，並且“始終領先我國理論經濟學的潮流”，你吳敬璉憑什麼要勸他改行啊？

其實，於粉們都知道，那些廉價的胡吹亂捧只能起到一個作用，那就是讓“二表人才”于光遠感受到“愛”。他們大概不曾想到，這些文字的另一個功能就是成為一個學術幫派自我標榜、相互標榜的“實證”。事實是，即使是在專業圖書館中，那套七卷本《探索》也仍舊是在坐冷板凳，乏人問津：

“前不久，在經濟所圖書館，花了一天時間，瀏覽于光遠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1-7卷，裡面的文章，跨越近五十年。從書籤上看，有的從未被借閱過。”【44】

5、畫地為牢，自得其樂

于光遠的七卷《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從1980年開始出版，到2001年出完，前後歷時二十多年。通觀這二百八十萬字，最初也是最深的印象就是，畫地為牢，自得其樂——連王惠德都忍不住說它們“有時也會使人感到拖沓，嚕囌”。【40】看看這段話：

“我們知道，客觀規律性，是和物質不可分離的，它是物質運動變化發展的規律性。任何一定的客觀規律性都是一定的物質運動變化發展的規律性。有怎麼樣形態的物質，就會有怎麼樣的客觀規律性，任何科學規律都是一定的物質運動變化發展規律性的反映。這就是說，有自然界就有自然界的規律，有人類社會就有社會的規律。在自然界中有物理世界與生物世界就有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的規律。”【126】

簡言之，在那七本書中，幾乎全部都是于光遠自己的苦思冥想，不要說外國同行的研究成果與他徹底絕緣，即使是同時代國內學人的相關著作，很多與他的領域完成重疊，他也幾乎全都無視。例如，那篇被吳敬璉推崇為“獨立思考，只服從真理”的典範的《關於社會主義再認識的範圍和課題》，該文長約三萬字，其中沒有一個具體數字，沒有一個具體實例，並且，全篇只引用了13個文獻，其中，除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幾個字被註明引自《詩經》外，其餘的引文全部來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也就是說，于光遠所謂的“真理”，就是無產階級領袖說過的話、寫出的字；而他所謂的“獨立思考”，最多不過就是通過“咬文嚼字”的功夫，從中咀嚼出一些與眾不同的味道。而“咬文嚼字”不僅是于光遠最為得意的“治學方法”之一【127】【128】，而且還被他稱作是“治學者的基本素質”之一【79】。但吳敬璉對之頗有些嗤之以鼻，說它不過就是“愛摳句子中的小邏輯”【44】，而已。

最好笑的是，于光遠曾說過這樣的話：

“長期以來，我們的研究工作有那麼一個不太好的‘傳統’，就是對於前人做的工作，沒有人再去研究，對他做過的工作很少有人評論。在文章里除了引證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論述以外，很少引證別的人的著作，如果引證了一個其他的人寫的東西，多半是要批判這個人，而且一批判就上很高的綱，有的就簡直當做‘敵我矛盾’。否則，就沒有人去引證別人的文章，幾乎象是目中無人。由於很少去研究前人的著作，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寫的文章仿佛是說這一類話的第一個人。”【129】

毫無疑問，于光遠這是在批評別人，並且是在批評別人不讀于光遠的著作。他當然不會想到，如果用上面這段話來做自我批評，會更貼切。

實際上，于光遠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探索”過程——不是“探索”本身——中所取得的最大成績，就是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分成“新民主主義革命論”和“新民主主義建設論”。【130】【131】也就是因為對之極為得意，于光遠才會在把它們收入《探索（五）》五年之後，又責令人民出版社出版它的單行本。【132】好笑的是，很可能是被于光遠的“咬文嚼字”搞得昏了頭，人民出版社的編輯竟然在該書單行本的版權頁上把那個繞口令般的書名搞錯了，印成《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到“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更好笑的是，在那個單行本的“（出版）說明”中，該書的編輯明明說出版這個單行本是“遵照作者本人的意見”；可是，于光遠卻在該書的《自序》中說，這是“人民出版社決定把它們從《探索（五）》中抽出來作為專著出單行本。”其實，據于光遠說，那篇長文本來就不屬於《探索》，只是因為原定出單行本的湖南人民出版社被撤銷了，它才被收入《探索（五）》。【30】而在1991年沒肯給于光遠出單行本的人民出版社之所以會在五年後“遵照作者本人的意見”出版它的單行本，最大的可能就是因為那個傻大款又“贊助”了。換句話說就是，經濟學家于光遠對於“搞活經濟”還是滿有一套的。

據于光遠本人說，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析分為“革命論”和“社會論”是他的首創：“‘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我造出來的一個名詞”【72】【133】；而于光遠的擁躉如韓鋼也信誓旦旦地說，“于光遠在中共黨史領域的研究既豐富又深刻，他把新民主主義理論劃分為革命論和社會論，系統考察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形成、發展和展開以及逐步被放棄的歷史，這在理論界和黨史界都是第一次。”【134】顯然是真的相信自己說的話，韓鋼在三年後出版了于光遠這個著作的“詮釋本”。【135】

事實是，早在1983年，就有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這樣的說法。【136】而就在于光遠提出自己的“理論”半年前，1988年第2期《科學社會主義》雜誌還發表了一篇與其內容相似的文章，題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與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137】而于光遠首次公開自己的“發現”，是在1989年第1期的《求索》雜誌。【138】但所有這些事實，對於于光遠一伙人來說，全都一錢不值，因為他們可以說“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與“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其實，于光遠的那個不是“探索”的“探索”，整個思路都與龔育之半年前出版的《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書相平行；並且，這本書還是被于光遠引用的極少數“非經典作家”的作品之一。可以毫不含糊地說，于光遠的這個“首創”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龔育之的“啟發”。

2003年，于光遠提出了一個“四種消費品理論”，其主要內容“即把社會產品按照它們的生產和消費對於社會生產力發展所起的作用分為四種：我說的‘四種消費品’中的‘第一種消費品’，是毒品：鴉片、海洛因、大麻、搖頭丸、冰毒……這種消費品的特點是，生產得越多，消費得越多，社會生產力被破壞得就越多。……”【139】“四種消費品理論”既是于光遠“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的最後一部分——它與《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七）》一起，被收入《于光遠經濟論著全集》第八卷中——，也是于光遠用來競爭“中國經濟學獎”的五項“參評作品”之一。【140】顯然是為了給于光遠造勢，于光遠的馬仔、《自然辯證法研究》雜誌編輯部主任馬惠娣先是召開座談會，然後把座談會的發言以《“四種消費品理論”提示社會發展新規律》為題發表在這份“幫刊”上。【141】這是馬主任的壓軸發言的一部分：

“於老的‘四種消費品’理論告訴我們，社會越發展，國家越富有，社會滿足其成員的物質條件和非物質條件的程度就越高，反映一定社會生產方式的生活方式也就必然發生變化，人的一切活動的本體論意義也將得到彰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新規律就會出現。”【142】

可惜的是，即使如此自吹自擂，這個理論也乏人問津，更不要提獲什麼大獎了。顯然是要給“於老”討個說法，馬惠娣聯合一個叫李昆峰的人起草了一份“關於開展‘于光遠研究’的初步設想”——也就是要建立一門由國家承認並且資助、有專職人員去搞的“於學”——，其內容雖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於老的‘四種消費品’理論”是要被深入研究的一個領域。這個計劃很可能以不了了之收場，所以有人把那份手稿放到網上拍賣，要價25800元人民幣。【143】也就是說，于光遠的始於“計劃經濟”、終於“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最終以拍賣撈錢的方式收場，算得上是“名至實歸”、“死得其所”。

于光遠經濟學

于光遠去世後，他的一些手稿以及一些與他有關的私密文件開始在網上拍賣，而這份“關於建立‘於學’的建議”，就是因此得見天日。注意當時還有個名為“于光遠研究會”的組織，它很可能是局級單位“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下屬的一個處級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