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命科學的聖地
岳陽路320號
作者:程新國

中央研究所醫學研究所一個所，怎麼變成中國科學院生理研究所、生化研究所、細胞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所、昆蟲研究所、藥物研究所、有機化學研究所。

岳陽路上，有一透着大團綠色的院落，終年蔥鬱而靜謐。幾年來，我不止一次將目
光投向這裡，因為它異乎尋常地引人入勝。
我找到了資料，這座大院始建於1929年12月，那時日本出於路人皆知的目的，從其
握有的中國的“庚子賠款”中拿出一筆資金，以每畝白銀一千五百兩的地價，在法租界
購得這塊位於徐家匯路和祁齊路交叉點處的五十五畝土地，後又補購若干，於1931年4月
建成一座“自然科學研究所”，打着與我國進行學術研究和交流的幌子，從事中草藥、
長江魚類、地質和磁學、中國發酵製品等方面的研究，為侵占中國的寶貴資源作準備。

日本政府對該所非常重視，經費逐年增加，到四十年代每年撥款都在七十萬元以上
。經過十幾年的苦心經營，這兒不僅有耗資二百四十餘萬元的實驗大樓，價值八十五萬
余元的儀器設備，六點四萬餘冊圖書，還有輔助研究的動物舍、植物溫室、磁氣室、子
午儀室、重力測量器室、藥品庫、車庫、宿舍等，可謂一應俱全。戰後，即被國立中央
研究院所接收。
當時，前來接收這座大院的是中研院物理所代理所長施汝為，他是我國磁學的奠基
人，他留美時完成的博士論文“鐵鈷單晶體的磁性”，即被國際上譽為鐵磁學研究中基
礎性文獻。回滬接收，對他來說，可謂重拾金甌。1934年他歸國加盟物理所，在亞爾培
路（今陝西南路）建起了中國第一個磁學研究室。他和夫人顧靜徽教授在這裡開始了中
國最早的磁學研究，夫婦倆並在1936年為愛徒、後被稱為“中國的居里夫人”的吳健雄
女士爭取到留學費用，送她揮別了黃浦江。不久，他便帶着物理所轉徙西南，艱苦備嘗
，現在終於回來了。雖然，原所址已破損不堪，但能接收這樣一座大院重建家園，則又
是不幸而幸了。由於這邊的基礎條件比原來好得多，物理所很快便安頓下來，磁學研究
室也很快得以恢復，成為我國一個具有國際水平的研究領域。
但是，這方寶地，卻又被我國另一位著名科學家看中，他就是我國生理科學奠基者
，曾任協和醫學院執行院長、戰時軍醫署署長、被美國政府授予英雄勳章的中將醫學家
林可勝教授。早在重慶時，林可勝便在考慮戰後的醫學建設，打算將各軍醫學校和戰時
衛生人員訓練所合併，在上海成立國防醫學院，這便是後來的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同時
，徵得中央研究院的同意，籌備成立醫學研究所，也設在上海，而最理想的所址，莫過
於曾被日本人作為醫藥和生物研究基地的這座大院了。這樣，中央研究院便在南京九華
山為物理所重建新的大樓，1948年竣工後物理所喬遷新居，而醫學研究所籌備處則進駐
開張。
為建成一座有國際影響的研究所，林可勝招來了三員大將，即馮德培、王應睞、汪
猷。馮德培是林可勝在協和醫學院帶的研究生，1933年獲倫敦大學博士學位後，又在劍
橋和牛津作研究，發現了神經肌肉接頭的電傳導現象，被國際公認為該研究領域的先驅
者。王應睞是劍橋大學生化系博士後，該系的研究課題大都處於國際前沿，曾接受過李
約瑟、李大雯夫婦的指導，歸國前便是國際知名的血紅蛋白和酶學專家。汪猷則留學德
國，師從諾貝爾獎獲得者R·庫恩教授從事有機物化合研究，獲博士學位後於1940年回國
，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合成出新生抗生素——桔黴素，受到世界關注，也使我國首次有
了國產的抗菌素藥品。他們三人按專業自然分工，分別負責生理、生化、有機合成三個
研究室的籌備。
那時，醫學所雖剛走出襁褓，但蔣家王朝卻已日落西山。為收拾殘局，時任中央研
究院院長的朱家驊，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前來“視察”，要醫學所（籌）將所有人馬和物
資一律遷往台灣。當時，實驗大樓的會議室里，氣氛緊張，雙方頗有些僵持不下。會後
，還是在這會議室里，林可勝教授堅決地對大家說：“我因歷史的原因不得不走，但你
們不要走，跟蔣介石跑是沒有前途的！”就這樣，醫學所完整地保留下來，解放後建制
改組為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由馮德培任所長，王應睞任副所長。從此，這座重
新掛牌為“岳陽路320號”的大院，便成為發展新中國科學事業的重要一翼。
可以說，整個五十年代，這兒充滿了激動、喜悅和優雅，因為那是一個號召科學人
才歸國和科研機構快速擴張的年代。在引進人才方面，王應睞最為成功，連馮德培也羨
慕地說：“建設研究所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爭取和培養好的研究人員，在這一點上，
王應睞先生要比我幸運得多，他在解放初期就已經從外國請回來曹天欽、鄒承魯、張友
端、王德寶等生化學家，而我直至1956年才請到一位神經生理學家即張香桐先生。”
不過，馮德培也該自豪，從1952年起他領導的這個所便開始發生“裂變”，先是汪
猷分出去成立了有機化學研究所；再是王應睞分出去，成立了生物化學研究所；再是張
香桐分出去，成立了腦研究所；而馮德培自己的一塊，則單獨保留為生理研究所。這樣
，一個所就變成了四個所，僅從這個意義上說，便可告慰晚年寄居牙買加的林可勝先生
了。
另外，早年與陳毅市長一道在法國勤工儉學，後來成為著名細胞學家的朱洗，也領
命進入這座大院，籌備成立了實驗生物研究所，即後來的細胞研究所。這樣一來，這座
大院可謂精英薈萃，八面來風，只待聞雞起舞了。
去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李載平，是1956年考入的首屆研究生，他說，那時的
320號大院還沒有如今這麼多的房子，大片的草坪，無數的花木，春天真是綠草如茵，繁
花似錦，老大樓內（現生理所大樓）三樓西北角有了個書報亭，師生們在實驗間隙，常
去那裡坐坐，拿杯茶交談手頭的工作，往往對實驗很有啟發，這個也許就是科學的象牙
之塔。
生活情調更濃的還是那些歸國的留學生們，我曾採訪過曹天欽先生的夫人謝希德院
士，她很留戀那段美好的時光，她說，那時我們都住在大院後面的專家宿舍樓里，我和
天欽住樓上，李林（李四光先生女兒）和承魯住樓下，一到周末，我們就聚在李林家的
客廳里，我和天欽或鋼琴伴奏或四手聯彈，承魯口琴吹得很好，李林歌唱得好，舞也跳
得好，大家就這麼樂呀樂的，一直到深夜。他們這些人，包括馮德培、王應睞在內，大
都有留學劍橋的背景，故有人將這兒稱為“小劍橋”，這本無不可，但“文革”中卻成
了他們天大的罪名。
不過，這些沾滿“洋”味，被視為“小布爾喬亞”的年輕學者，在科學研究上卻個
個是勇士和猛將。朱洗，於1961年3月得到了第一批沒有外祖父的小蟾蜍，解決了幾十年
來世界生物學界一直爭議的有關人工單性生殖的個體是否有生殖能力這一大難題。
接着，由王應睞組織汪猷、邢其毅、鈕經義、鄒承魯、曹天欽等人聯合攻關，於19
65年首次人工合成胰島素成功，轟動了世界，連瑞典諾貝爾獎委員會化學組組長泰司魯
斯教授也前來北京“刺探軍情”，他對這項工作的評價是：“你們可以從教科書中學會
製造原子彈，但不可能從教科書中學會合成胰島素。”惜乎“文革”開始，這項成果也
就失去了獲獎的可能。而由王德寶領銜的另一個攻關組，經過多年努力，又於1981年11
月，再次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轉移核糖核酸成功，標誌着我國生命體的基因研究已達
到國際領先水平。同時，在世界上第一個描述大腦樹突上突觸連結重要性的張香桐，則
去開啟人類自身最隱秘的“黑廂”——大腦，對腦震盪、腦水腫、腦細胞變形一一作出
理論上回答，開創了腦科學研究用於醫學臨床的成功範例，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1972年8月，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李約瑟應邀來華訪問，提出要見兩個人，周恩來總理
批准了，他要見的便是王應睞和曹天欽。而這時，兩人皆被“打倒”，王應睞被放到實
驗室當化驗員，曹天欽則被趕到煙灰瀰漫的車間裡打煤磚。出於禮節，他們被通知換上
乾淨的衣服，又文質彬彬地出現在李約瑟面前，依然以“科學家”的身份參加會見，但
就他們的心境而言，恍如隔世一般。當年，王應睞是劍橋生化系接納的第一位中國研究
生，正是在王應睞、魯桂珍的影響下，李約瑟成了“中國通”，並萌生了編撰《中國科
學技術史》這一巨著的心願。而曹天欽則是李約瑟在重慶創建中英科學合作館時的助手
，曾陪同李約瑟北上渭水、終南山，南下滇黔浙贛，了解中國的古文化和科學現狀，結
下了深厚友誼。李約瑟原名約瑟夫·尼達姆，因醉心於中國的道學思想，才取創始人李
耳之姓為己姓。臨別時，李約瑟又送給他們一張自己的名片，上面又多了一個別名“十
宿道人”，表示他依然堅守着自己皈依的信仰。
李約瑟確給他們帶來了好運，他走後，王、曹便被“解放”，這也就意味着這座大
院已開始“解凍”。果然，不久便讓王應睞出來收拾局面，而曹天欽則被派往湖南，用
他高超的技藝，去破譯長沙馬王堆出土女屍的保存之謎。
在王應睞先生九十高齡之際，我曾拜訪過他。在這兒，他整整工作了五十年，看得
出，他對這兒的一草一木都充滿了感情，對這兒的每一步歷程，在記憶中都像昨天一樣
清晰。他說：“這麼多年，我最高興的，就是看着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們不斷地出成果，
我感覺這比我一個人單純地搞實驗要好得多。”是的，他所帶的學生，不僅有像彭加木
這樣在領導崗位上以身殉職的科學家，有劉新垣這樣在中科院首位“下海”的院士，有
張友尚、李載平這樣的眾多的兩院院士。但是，由他領導的多項榮獲國家重大科學成果
獎的獲獎名單上，惟獨沒有他自己的名字。
如今，這座大院裡的樹還是那樣綠，草還是那樣青，可那些最初的創業者們，不少
人已陸續帶着他們的榮譽和光榮離我們而去，雖然，多數人尚沒能像朱洗先生那樣在這
里豎起紀念的雕像，但是，他們所留下的豐厚的文化遺產，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