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賈植芳先生

王一敏

1977年新春，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我和幾位同學分配到上海歷史博物館，作為畢業成果，要編寫一本名為《上海近代革命歷史遺址遺跡》的書籍，並已列入197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計劃。

但是，當時大家心中完全沒底，如何選定遺址遺跡，如何考究史實依據，如何落筆行文，這可不是拍拍腦袋就可以炮製的文章。

1977年的三月，天穹春光乍瀉，風向開始轉了，學業上要來真的了，是驢是馬，誰敢出來遛遛？

說來我只正式讀過一年初中，卻不知天高地厚地自詡“大學生”，還自以為自己是愛學習的人。其實，在那時的大學裡，與真正有學問的名師大家沒有真真切切見面求教的機會，我也不知道這些權威大佬都在哪兒。當然，我也從來沒去尋找過他們。

至於渴求的時候，我會跑到資料室裡面的小閱覽室，找書瞎看，但看完後，腦子仍覺空空。以後又經常到圖書館的外國文學參考室，惡狠狠地閱讀市面上禁看的西方小說。

現在，學校分配我去歷史博物館寫書，無知者無畏，我就真的開路去了。

上海歷史博物館地處延安東路河南路口，舊租界的巡捕房，卻雄偉得叫人心虛。接待我們的是位非常漂亮的女青年，姓周，去年剛分配過來的上一屆師姐。周師姐曾是系花，能歌善舞，兩條芳菲長辮，不知打動過多少男生的春心。

周師姐把我們領進一個小會議室，看見裡面已坐着一位老者。半舊的對襟灰色中式罩衫，花白的頭髮，清瘦的臉型，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老式眼鏡。看見我們進來，他稍稍欠了欠身，沒有表情。同學小曹突然朝老者大聲喊：老師好！我們也連忙跟着喊。

幾乎是同時，門口又出現了一位年齡相仿的長者，也是灰白頭髮加眼鏡，也是相同的衣着，只是臉龐微圓，兩個手臂上多了兩隻袖套。

“這位是我們館的楊嘉佑先生，你們編寫組的指導老師。”周師姐指着袖套老者，滿懷敬意。卻沒有介紹先到場的那位清瘦老者。

楊嘉佑先生除了戴袖套，還有滿臉真誠的笑容，慈祥可親。我們立即轉向他，齊聲高喊老師好。

大家坐下後，楊先生拿着我們幾個人的名單，一一相認，然後很慎重地說道：“這次我徵得館里領導同意，還請來一位老師幫忙，請大家歡迎。”

只見清瘦老者站起身，昂首走到黑板前，揮舞起粉筆，很瀟灑地寫了三個字：“賈植芳”。

好有趣，像女人的名字！我一下子記住了。

當時，賈植芳這個姓名，以我和同學們的知識儲備，在腦海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我們以為，眼前的老者不過是個沒有學術名分的老人。這樣的老人，在那個時代的大學校園裡，比比皆是。

面對我們這些自以為是的無知之人，賈先生的態度並不含蓄。他負責向我們介紹鴉片戰爭之後上海重要歷史文物遺跡的掌故。他操着濃重的方言，一邊說，一邊眼睛盯着大家，神情專注，目光銳利，不讓我們不懂裝懂。

而楊先生主要負責帶領我們到實地考證。楊先生是南方人，說話風趣，點點滴滴，很仔細，重要的地方說兩遍，等着我們做筆記，很受大家歡迎。

不過，當我們回到博物館的時候，賈先生不知從哪裡找來了許多參考書，還在書中的重點處夾上紙條，令人喜出望外。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我們已基本把握重點，然後由楊先生分配每個人的寫作任務。記得，我主要寫兩個章節：一是陳化成和吳淞炮台，二是民國領袖與張園。於是，我一個人曾多次到泰興路與寶山收集素材。

對於我的這兩個選題，賈先生表現出興趣，尤其是張園的提綱，他曾多次過目並給予建議，令我受益匪淺。

但當時的我，急於完成自己的寫作任務，根本沒有心思與老先生們攀情操，或進行更深入的交流。而賈先生也從來沒有說過自己的事情，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原來的工作單位在哪裡，他的專業是什麼。

也許是知青時代在大興安嶺報社有過三個月的通訊員培訓，我下筆較快，文字描述也基本到位，所以作為學員代表，我被選入參加第一次統稿。

這真是一次艱難的歷程，同學們的文字基礎實在太差了，可有的人還擺着譜拉着功架。統稿——我實在無能為力，除非重寫。於是，把楊先生和賈先生推到了前面，成了統稿主力，他們不但像改小學生的作文那樣，一字一句琢磨，還要顧及“大學生”的面子，在畫滿紅槓的紙上小心地添上文字。

在大家謄清了第一次統稿之後，三個月已一晃而過。那時，我和同學匆匆忙忙趕回學校，甚至走的時候，都來不及向兩位老先生致謝或打招呼，因為系裡的畢業生分配已拉開帷幕。

1978年秋，書按時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到手的時候，封面上的作者欄寫着：上海近代革命歷史遺址遺跡編寫組。次頁的序言也着編寫組的名，但不知是誰寫的。文中提到了指導老師楊嘉佑，提到了華東師大歷史系77屆的學員，卻不見賈植芳先生的大名。

大概過了十一年，那時，我在上海一所大學的學報編輯部擔任副主任，負責人文社科版。那年，宣傳部的校刊編輯部要出版文學專欄“百草園”的集萃，我是“百草園”的熱心投稿者，中文系的應先生是“百草園”的顧問。

應先生不但自己寫序，還提出要請學界有影響力的名師作首序，從復旦調來的宣傳部部長老焦想了一下說：“那就請復旦中文系的賈植芳吧！我熟。”

賈植芳——一個好熟悉的名字瞬間跳進了我的腦門。

從老焦嘴裡，我這才得知賈先生一生四次入獄的離奇坎坷，而1977年我和賈先生在上海歷史博物館時，他竟然仍處於監管之中，只是賈先生的黎明即將到來，復旦對他寬鬆了一些。

那天，我正好也想去復旦約請校外編審，於是搭車和老焦一同前往。

1988年的賈先生已是國寶級的大師，中國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兩門學科的主要奠基人。然而驚喜的是，見面的時候，老先生居然一眼就認出了我……

不久，學校就收到了賈先生1988年10月26日寫下的序：我的感想和感激——讀《百草園》。

“……我從這里聽到跳動的時代脈搏，呼吸到新鮮的生活氣息，那些閃閃發亮的思想光點，更是照亮了我衰老的心扉……使我感到生命的更新力量，不禁想起了自己已逝的青年時代而深深有回歸之感。”

如今，我已過了當年初見賈先生時他的年紀。當我坐在橫濱的家中，朗讀這些充滿活力的字句，內心五味雜陳：為什麼像賈先生這種真正的知識分子，會成為時代命運的承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