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造假迷局

自《IT時代周刊》

一 個個歷經寒窗苦讀的莘莘學子，功成名就之後，竟然搖身一變成為剽竊造假的科技蛀蟲。究竟是什麼樣的學術環境，讓他們禁不住拋棄、踐踏嚴謹的治學態度和人生 觀，投身科研圈錢的黑色遊戲之中？究竟是誰撐開了無形的保護傘，放任、姑息他們的造假行為？在痛斥造假學者的同時，中國的科研體系又該作怎樣的自省？

陳進，這個早年以在校園裡販賣賀卡、望遠鏡為耀的年輕人，終於為自己禁不住利益誘惑而撒下的彌天大謊付出了應有的代價。
2006年5月12日下午4時，漢芯造 假事件調查終於宣布處理結果。上海交大決定，撤銷陳進上海交大微電子學院院長等一切職務，同時科技部也向陳進追繳相關經費。上海交通大學的網站上，長江學 者陳進的名字從此消失。但隨之烙下的是陳進和他的漢芯在中國芯片業發展史乃至科技史上最為沉重的劣跡。這與3年前漢芯1號“橫空出世”時的榮光形成了極大 的反差。
漢芯造假給整個中國科技界帶來的震憾 是史無前例的，如同它當初給國人的驚喜一樣。中國科技界上演了一場《皇帝新裝》的大鬧劇。儘管鬧劇最終被拆穿，但過程卻更發人深省。漢芯造假之於科技界、 學術界的後果和反思絕非“陳進事件”那麼簡單，它給中國科技界帶來的不僅是恥辱，更是警醒。
然而，漢芯並不是中國科技界唯一的痛。科技造假案例近幾年來一直呈不斷上升的趨勢。有人驚呼，難道造假會成為科技界的“非典”？高科技造假頻現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漢芯造假與其他造假有驚人的共性，讓我們不得不對科技界、學術界現有的生存狀態作更深層次的審視和反省。
第一章 為什麼要造假----—名利誘惑下的皮諾曹們
2006年3月底的一天，一場題為“聚焦手機產業鏈融合”的媒體對話活動正在舉行。一位韓國記者突然毫不客氣地向參會的TD-SCDMA產業聯盟秘書長楊驊發問，TD-SCDMA聯盟有多少家會員在自主開發3G芯片？會場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這位記者質疑的理由十分簡單，他認為聯盟中的一家國內公司（展訊通訊）開發的3G芯片的產權來自一家美國企業，進而懷疑國內其他企業自主開發芯片的能力。
楊驊當即對韓國記者的說法予以否認，並表示堅信3G商用以後，未來TD-SCDMA芯片的主體將會在國內目前開發TD-SCDMA基帶芯片的6家企業中產生。
事實上，作為一家新興企業，展訊通訊采 取僅僅是國際上通用的標準做法，通過合法使用一家美國公司的DSP內核技術授權，進而加快產品開發速度。包括 IBM、英飛凌在內的國際巨頭同樣有使用DSP內核技術授權開發產品的行為。然而，遠道而來的韓國同行，為何偏偏向中國企業發難？
國產芯片遭遇質疑，或許不應僅僅歸結為地區性行業偏見，溯其根源，它還是中國IC設計企業陷入信任危機的一個縮影。引發這場危機的，是不得不提的“漢芯造假案”。
在對漢芯案的調查過程中，《IT時代周 刊》記者曾經聽到這樣的抱怨，“漢芯不是唯一，國內有太多芯片‘通過專家鑑定和填補空白，最後量產和商用卻悄無聲息’的事例，都快讓人審美疲勞了。當再聽 到某芯片設計取得‘重大突破’時，不禁令人習慣性地懷疑這其中是否有所謂的‘貓膩’。”
形成這樣的慣性思維，反映的行業現狀不得不令人擔憂。實際上，不僅國內芯片業如此，國內科技界造假的案例也正層出不窮。
2006年1月，四川大學海歸教授丘小慶在國際一流的著名學術期刊《自然》雜誌上刊登的一篇學術論文，其中涉及的相關學術成果的真實性遭受質疑。
也是在2006年1月，天津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天津外國語學院沈履偉教授在其出版的專著《求是集》中收錄的涉案13篇文章構成了對他人作品的剽竊。
2006年3月，清華大學宣布撤銷劉輝清華大學教授職務，解除與劉輝的聘任合同。這位原清華大學醫學院院長助理、海歸教授，在個人網站上，不僅將他人論文攬為己有，還在其履歷中存有多處疑點。
2006年“5•1”黃金周前夕，與漢芯同列為國家863成果的麒麟操作軟件涉嫌抄襲，這個原本宣稱擁有完全獨創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被披露抄襲了國外的開放源代碼，創新程度僅為10%！
象牙塔充斥銅臭　急功近利者造假為晉升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在談及日趨頻發的造假事件時指出，學術腐敗問題確實是中國當前非常嚴重的問題，由於搞市場經濟，學術界有些人追求短期效應，不惜弄虛作假以達到個人目的。
漢芯舉報人曾經向《IT時代周刊》動情 地回憶過一次與陳進一同在電梯裡的經歷，“那是漢芯還沒有發布之前，我們一起去吃飯。在電梯裡我們遇到了一位教授。陳進在那位教授走出電梯以後，對我說， ‘別看這傢伙其貌不揚，很牛啊，手裡握有上百萬元的項目。’我看着陳進臉上的羨慕又激動的表情，半天沒說出話來。我很清楚地意識到他對這些東西的看重。這 幾句話讓我印象太深刻，至今言猶在耳。”
陳進的言談所袒露出的想法在國內科技 界、學術界並不鮮見。對項目資金覬覦的大有人在。2006年3月底，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監督委員會發布的2006年第一期簡報中，通報的20個造假案 例中，有兩個案例被確認為“被舉報涉嫌抄襲剽竊他人論文”，其餘的18個案例均是“被舉報涉嫌在申請書中弄虛作假”。
造假者的伎倆不一而足,如從剽竊到申 報科研基金虛高身份。後者與前者相比，是更直接、更快捷地“名利雙收”。年輕的海歸、清華大學教授劉輝就曾因他“漂亮”的履歷為自己謀得高等學府醫學院院 長助理的職務和教授的聘任。然而，假冒偽劣無法真正換來劉輝的光明前程。劉輝履歷中宣稱已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100餘篇。在他列出的17篇代表性論 文中，一篇發表於美國《普通病毒學雜誌》上的論文的實際作者是紐約賽奈山醫學院病理系的劉宏，而不是劉輝。別出心裁地利用在英文署名上“LiuH”的一 致，劉輝竟然將他人的勞動成果歸為己有。不僅如此，劉輝還在自己的個人履歷中添上了“1999~2004美國紐約大學醫學院外科研究中心主任”的虛假紀 錄，這個紀錄與劉同期發表的論文所顯示的美國紐約賽奈山醫學院外科系異常器官移植中心Richard J. Knight實驗室普通科研人員的身份存在極大的差異。
長於粉飾個人履歷，造假者深諳其中玄 機。一位在高校工作多年的教師直言，“學校有的項目是規定了只能由教授級別的人承擔。如果你是一個講師，無論你實際水平多高，不虛報職稱的話，你就承擔不 了該項目。而要想提高職稱，就只能弄虛作假了。” 而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公布的造假案例中，就有一位沒有任何職稱的博士研究生為了申報項目，在申報表中職稱一欄公然寫上了“博士生導師”的字樣。
更可悲的是，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公布的簡報中，造假者以中青年為甚。 不少學術界的教授哀嘆，過去誠實和執着的學術氛圍蕩然無存，浮躁之風盛行。學術造假讓過去為真理獻身的一代蛻變為為金錢名譽而獻身的一群。
在市場經濟衝擊下，象牙塔里的人們也生活在現實的指揮棒下。科技評價就成為了這根嚴酷的指揮棒。職稱晉升、獎項榮譽、推薦院士、提工資、分住房、享受待遇，各個環節無不與此掛鈎，也無不彼此環環相連。
中科院院士張澤就直言不諱地指出，“很多跡象表明，中國科技界不是在淡化名利，而是在強化名利。一些科研單位人員的部分收入直接和科研經費掛鈎。”
前不久，國務院有關部門對全國180個博士的調查結果顯示，60%的博士生有花錢買論文的情況，還有60%的論文有不同程度的數據“勾兌”現象。
為迎合學術界、科技界的種種心理和潛行 規則，市場上也開始出現一些新的所謂服務。如專門負責為國家863計劃申報全程代理的公司，竟公開承諾能夠幫助申報人項目順利獲批。再如專門承辦一些所謂 的國際學術會議，會議通過註明會議期間收錄的論文會被SCI（《科學引文索引》----目前國際上公認的最具權威的科技文獻檢索工具之一）機構收錄，來吸 引學術界的參與，國內的不少博士會因為這樣的條件，選擇花上幾千元去參加會議。
在學言商的的指揮棒下，驅使被象牙塔里的銅臭熏昏的莘莘學子，尋求捷徑極盡能事，以種種造假為自己打造晉升之階，為的正是晉升的名和由此而來滾滾的利。大白於天下的漢芯造假僅僅是冰山之一角。
利益薰心造假者大玩圈錢遊戲
對於我國近1個億的各類項目資金的申請，陳進早已熟諳其中的規律。必要的榮譽、專家的鑑定意見、申請的專利、填補的國內空白等等，漢芯的項目申報竟擁有專門的團隊，項目申報也有其固有的捷徑格式。
難以抵擋巨大的現實誘惑，造假者尋求的是更簡捷的利益通道。2006年國家對科技總投入將達到716億元。還提出了今後5年重點發展的領域。巨大的資金投入表明了國家“科技興國”的決心，然而，這筆投入也成為心懷叵測者爭奪的對象，其中，經不住誘惑的科研人員大有人在。
“我總會猶豫。憑良心說，我真的沒有把 握能夠做出真正創新性的成果來。我現在哪裡有創新的能力、激情和勇氣，所以我想，最好不要這筆錢吧，要了會對不起國家的。但是，再想想，反正通常是5年以 後才交賬，錢用不好又沒有人追究我的責任，而且總能找到交賬的辦法或藉口，比干別的風險小得多，最終還是會去拿。”一位學者曾這樣坦承自己在科研經費上 “拿還是不拿”的矛盾心理。
“不拿白不拿”的心態在科技界中非常普遍。“先拿下科研項目經費再說”的哲學導致很多項目資金的投入落地無聲。
漢芯造假案發生後不久，就有人感嘆 863計劃中真正將項目資金用於後期開發的有幾個？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某高校碩士畢業生張先生，就向本刊記者回憶他研究生的幾年時光：“在剛聽說能夠成為 那個教授弟子的時候，我十分激動。這是我在本科階段就十分崇拜的一位教授。她在業務上獲得的成績令我欽佩。但是當我真正成為她的學生一年多後，我發現事實 並非如此。她手裡握有很多的項目，其中也有863項目。但是她主要的工作不是呆在實驗室里與她的學生一同攻克項目，而是每日忙於應酬。回到實驗室，聽取學 生們研究出來的成果，然後拿着這些現成的東西向上級匯報項目的實施情況。在我的師兄中，就有因為不願完成她布置的項目工作，而最終未能畢業的。我們很多人 都清楚，她拿到的項目資金能有百分之幾用於項目開發？”每次提到自己研究生的經歷，小張都十分氣憤，“3年，我沒有從她那裡學到什麼東西，看到的卻是如何 打通上上下下的關節，如何獲得一個又一個的科研項目。不過，我的這位導師現在已經是副市長了。”張先生十分無奈地說。
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如何才能守住象牙塔下這一方學術淨土？
據舉報人回憶，2002年，陳進還騎的是一輛28寸的自行車，漢芯發布之後，2003年4、5月間，陳進就花30萬買了一輛別克君威，到了2004年，陳進的坐騎已經換成了寶馬。買“馬”的錢自然是取之不竭的科研經費了！
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唐安國 教授研究指出，一段時間以來，國家科研經費被轉出境外涉嫌“洗錢”的事件也大為增多。科研經費用於洗錢的方式有多種，第一，購買設備，例如國家下撥700 萬元，只購買500萬元設備，大筆回扣進了小金庫；第二，大量購買汽車房子，最後納為私產。第三，購買保險，例如，“我今年55歲，買5年養老保險，每月 2000元，5年就是12萬元，等我退休後，這筆錢我可以取回，至少可以拿回本金，將來可以獲得更多的收益。” 買保險還有發票可以報賬；第四，合作研究，例如，“一個億的總課題，我說需要別人合作研究，跟對方私下約定，讓他開個高價，把錢打過去，再地下分贓吃回 扣。”第五，產業化，自己建立公司，拿科研經費作股份；第六，旅遊消費，滿世界“考察”。
漢芯案中閃現的Ensoc公司，該公司的法人和公司賬戶所有人都是陳 進，中飽私囊，導致的不再是國家科研經費的落地無聲，而是國家資產、國家經費的大量流失。在國家極力打造“創新型社會”的今天，造假者如科技蛀蟲不停地侵 吞國家資產。漢芯造假事件的警示，敦促着國家必須採取有效措施阻擊這場“圈錢運動”。
特權開路“學官”成為造假高發區
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上海硅知識產權交易中心CEO、長江學者、上海市十大傑出青年……所有的頭銜和榮譽，來自於他發明了漢芯，也成就了他獲取更多的頭銜、榮譽和利益。
不止陳進，從近來曝光的眾多學術造假案例中，一頭挑着官位、一頭挑着學術職稱的“雙肩挑”人群，正在成為學術醜聞的高發區中的主角。
這群人被人們戲稱為“科研老闆”，或者 “學官”。他們是科研人員，卻擔負着項目公關任務；他們幾乎不在一線搞科研，可往往比任何專家更能拿到大的科研項目。之所以稱其為老闆，是因為他們將科研 變成了經營。中國工程院院士黃尚廉歸結這個人群的主要工作是“跑部錢進”----從國家各科研領導機關拉關係中飽私囊。
黃尚廉表示，這些科研老闆，大都相當 年輕，30、40歲的年紀，有一部分是從國外回來的，也曾在科研第一線作出過成績。由於提拔到領導崗位，逐步脫離科研第一線。榮譽和頭銜成為這部分人公關 的工具和資本。通過不同渠道積累各種關係，以自己名義拿到大把的項目。可這些項目自己並不參與研究，而是層層發放，有的給了自己的同事，有的給了自己的學 生。但是項目的成果統統要掛上他的大名，並以此作為其拿到更大項目的資本。
與“舉國辦體育”一樣，打造“創新型 國家”，國內依靠的同樣是集中資源，“舉國辦科研”。在這樣的體制下，科研投入模式存在濃重的計劃色彩。科研經費的申報和撥給，被牢牢地嵌入封閉的信息管 道中。沒有相當名望和地位的人通常都拿不到經費。有實際能力創新的人與有能力拿到經費的人之間沒有合理的實質性競爭。
而正是這樣的絕對集中體制，導致了資源的掌控者更願意將前景寄予少數的“拔尖人才”，以求短期內獲得回報。因而，功成名就的學術界名流、聲名顯赫的研究機構，成為大項目的長期壟斷者。而這樣的體制缺限，也給聚斂了相當榮譽和頭銜的陳進們，大開方便之門。
據科技部、國家統計局等部門的資料顯示，國內每年大約有1000億元的科技經費投入，其中約150億元由科技部來支配。
在科技經費的分配即科技計劃的申請、批准諸環節中，官員的“行政干預”最為科學家所詬病。官員的個人偏好，有時甚至決定了科技經費的流向。
層層的官員，都有自己的偏好，各方形成的合力也就決定了經費的最終流向。善於跟官員打交道的人就可以得到資金，不善公關的可能就拿不到。擁有一定行政職務的學官們順理成章地成為科技經費的第一受益人。
無論是陳進、劉輝，還是張先生的導師，學官們早年無不經歷10年寒窗苦讀，也曾學有專攻，然而，科研是清苦的，有時候甚至需要忍受孤獨。疲於公關和鑽營，卻能獲得更為直觀的利益。這令科學鑽研的精神早已蕩然無存。
第二章 為什麼能造假----—為造假壯行的畸形科研生態
魏於全，1959年出生的他是迄今為止 最年輕的四川籍中國科學院院士，也是四川大學的副校長。可謂年少得志。但是，一封公開信打破了這位青年英雄的神話。2006年3月26日，西安交通大學生 命科學與技術學院司履生教授在新語絲網站發出《就魏於全院士發表假論文問題致中國科學院的公開信》。該信指出，中科院院士、四川大學副校長魏於全發表在 《中華腫瘤雜誌》和《NatureMedicine》雜誌上的兩篇論文涉嫌“學術造假”。司履生還在公開信中稱，2003年，魏於全曾5次飛赴西安向他求 情，甚至以100萬元的科研經費作為不發稿不曝光的交換條件等等。
此事一經媒體公布，整個學術界都在看 四川大學校方有何動作。然而，校方的反應也出乎大家的意料。4月15日，四川大學舉辦新聞發布會，宣布學校初步調查結果：認為司履生教授反映的問題屬於不 同學術觀點的爭議，司教授據此作出“學術造假”的指控，目前缺乏事實依據，“魏於全院士不存在造假行為。”在4月15日川大黨委辦公室發出的情況反映中， 仍在稱這一事件為“一個正在進行、尚未得出結論的學術爭論問題”。而每次有人請魏於全出示實驗原始數據來證明自己的清白時，四川校方總是以各種各樣的理由 來幫魏搪塞、拖延。
對此，打假鬥士方舟子憤怒地指出：“校方的做法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在進行危機公關！”在他看來，校方先把這次事件定位為“學術爭議”而非“學術造假”，有先設定答案再尋求專家論證的嫌疑，迴避了問題的核心。
事件的新發展引發了大家對於層出不窮的造假事件的深層思考，究竟是誰為造假行為提供了適宜生長的溫床？
互依互靠的生存鏈“一損俱損”的保護傘
去年，震驚國際學術界的韓國“黃禹錫事 件”曝光之後，黃所在的首爾大學立即組建了專門委員會進行造假調查。但與四川大學的做法不同的是，首爾大學的委員會並不是一個封閉的機構，而是呈開放式， 比如他們表示願意同匹茲堡大學調查署等國外機構開展合作，同時可以考慮向外國專家進行諮詢。除了這種內部調查，還有平行的外部調查，韓國檢察機關、監察院 以及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也陸續公布調查結果。
首爾大學的這種做法，有效地使學術監督機構互相制衡，防止了“二次腐敗”的發生。
近幾年來，為了懲治學術不端行為，教育部和高校都出台了不少規定和條例。“雖然各種懲處條例是有聲有勢，但給人的感覺是高高舉起，輕輕落下，欠缺實際可操作可監督的東西。“清華大學教授肖紅一直呼籲重視學術造假中的“二次腐敗”問題。
為什麼學術不端行為懲處不下去？華東理工大學應用物理研究所所長張鑒祖委員指出：“導致現在學術不端行為很難治理，很大一個原因就是領導袒護。”
張鑒祖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曾經有個年 輕的學者在一所學校擔任一定級別的領導，可後來這位學者被人揭發論文造假並被證實。學術同行紛紛要求處罰這名學者，可上級主管機關的領導不同意，還在公開 場合表示不要再討論這件事情，並給揭發此事的人穿小鞋，逼得揭發者辭職。而這位造假的學者則被調到另一所學校，繼續擔任領導職務。
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北京教授一語道破天機----“學術不端行為的背後牽扯領導人的政績。不少造假者都是在某位領導人在任期間內被當作人才引進的，如果造假者被公開處理，就會讓領導人下不了台。”
由於造假者的背後往往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利益共同體，這就造成發生造假事件的單位也不願擴大事態。在現今制度下，很難把個人的學術成績與整個學校的名望聲譽剝離開來。
值得憂慮的是，現在學術單位的評價體系 非常急功近利。一個單位的方方面面都有指標考核。所有這些考核指標匯總到最後，就成了學校的綜合實力。學校要憑藉這些指標與其他學校競爭，去獲得認可並獲 得資源優勢，比如說，重點學科的審批，進入“211”學校。結果形成壓力逐層下移。學校把壓力轉移到學院，學院轉移到老師，老師轉移到學生。
學生、老師、院系、學校，完全是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生態鏈，是“綁在一起的蚱蜢”。對學術單位來說，發生學術不端行為的事件是對全體成員利益和聲譽的一個致命打擊。
朱清時院士指出，“一些曾作為典型被扶持起來的學者，背後往往有人把他與當地的聲譽和自己的政績聯繫在一起，而且那個領導還在掌權，這樣的學者造假事件，就很難受到處理。”
“如果學者受到處理，就會使單位的榮譽受損。那單位就會受到上級領導的批評。 ”人大代錶王子鎬表示，“所以學者造假是校方最不願看到的事，許多領導對此的反應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朱清時院士認為，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許多“得獎專業戶”是含水分的。“這種高產違背科學精神，其實只要問問他們的實驗周期有多長，就可以知道他們到底真正搞了多少東西。”
專家不“專”項目管理萌生黑哨
高教授所在的高校位於北京市海淀區，他不僅在該校學生和老師中享有很好口碑，而且在所研究的新材料領域裡也是蜚聲學術界的一流學者。但即使是這樣，高教授也“已經兩年沒有拿到國家基金資助的項目了，2004年和2005年都走了空。”
雖然今年元旦剛過幾天，高教授就把申請自然基金資助的材料送到了該基金會的相關部門，但鑑於連續兩年申請“走空”的事實，高教授的心裡很沒有底。
一天，該校一位名不見經傳的老師便找到高教授說：“高老師，我們可以搞一些科研合作，我負責跑經費，你只管搞研究就行了。包括你申報的基金會在內都行，但要有一個分成協議。”
這是一個三七分成的協議，高教授拿三成做科研及支付發生的與科研相關的一切費用，而跑經費的老師則要提走七成。“這七成他也不能夠完全拿到手，其中直接返回5個點到15個點，學校抽走10個點到30個點或者更多。這是兩筆直接費用。”高教授告訴本刊記者。
高教授說，跟他提合作的這位老師就是在 科研領域非常活躍的一類人----他們本身並不參與科研或學術，但他們非常有門路，跟學校領導或能夠提供科研經費方有着非同尋常的關係，“或者什麼都不 是，但卻可以拿着你的項目去申請到經費。”正因為如此，學術界把這類人冠之以一個時髦名詞----科技經紀人。
最終，高教授婉言拒絕了該老師的合作，而他申請項目經費果然也再一次落了空！
據了解，這些被圈內稱之為“科技經紀人”的群體，對每年的各種科研項目已經形成蠶食之勢，真正以項目或學術“論成敗”的科技工作者正在逐漸減少。
而“科技經紀人”之所以能夠有生存的空間，與科技項目管理過程中一些鑑定專家們的失語與失職緊密相關。
在交大關於“漢芯”系列芯片涉嫌造假的調查結論與處理意見中，居然有這麼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話----“……以虛假科研成果欺騙了鑑定專家。”要知道，漢芯一號“在問世的3年時間裡，向國家各部門成功申報項目40多次，這就意味着鑑定專家們被“騙”高達40餘次之多。
青島一家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告訴本刊記 者，項目實施中，上級部門會派專家進行中期審核，了解項目資金的使用情況、課題進度等，要是審核不過關，下一批的資金就不再撥付了。所以研究所一般都要請 前來考評的專家吃喝玩樂，每人再送紀念品，有的乾脆直接送上千元的所謂“辛苦費”，這些人就被哄得很高興了，審核自然也就沒有通不過的了。
這位科研人員向本刊記者嘆氣說：“我國的科研賽場也存在着‘黑哨’，即科研項目評審不公平、不透明，完全背離了科學精神和公平競爭原則。你想，連下來審核的專家都被收買了，還有誰會來真正關心科研項目本身呢。”
時下，在某些高校中，有些所謂的教授可 以通過拉關係、買選票等違背正常學術規範的手段，獲得省、市，甚至更高一級科研經費的資助。他們在課題申報、結題或評獎前，將自己的課題標書，所謂的科研 成果，當然還有不菲的勞務費，一起送到事先已知的專家評委家中，請其給予“指導”，而一些所謂的評委在課題評審中自會心照不宣。收下勞務費後，這些專家在 評定會議中便讓該課題一路綠燈。
目前，我國學術單位的評審體系是自下而上的申報，沒有獨立的監測機構，這都造成了院校和學術誠信的不斷下降。
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鄧正來說，一些國家 項目在結項之後，便沒有人去管，對這類項目並沒有專人進行核實、複查。對其中是否存在學術剽竊、抄襲，甚至存在其他的腐敗都沒有嚴格調查和確切答案。到目 前為止，已經結項的國家重點項目或者省部級項目中是否存在着剽竊、抄襲或其他腐敗？答案顯然是不言自明的。
難以量刑“造假犯罪”無法可罰
今年３月，因涉嫌學術造假，原清華大學醫學院院長助理劉輝被清華大學撤銷教授職務並被解聘，而首先捅破劉輝造假黑幕的方舟子對此結果仍很不滿意。
“清華大學對劉輝作出開除處分，這種勇氣可嘉值得讚許。但是光開除就可以了嗎，我認為劉輝侵犯了原作者的知識產權，完全應該被判刑。”方舟子表示。
反觀黃禹錫案，韓國首爾地方檢察廳5月12日發表了黃禹錫幹細胞造假事件的最終調查結果，決定以欺詐罪、挪用公款罪以及違反《生命倫理法》的罪名起訴黃禹錫。
“韓國學者黃禹錫造假，按照韓國的法律，這個學者不單學術前途沒有了，還要面對牢獄之災，而我國目前對學術造假的法律約束力卻幾乎不存在。”中國工程院院士旭日干委員告訴《IT時代周刊》記者。
針對學術腐敗頻發但處理乏力的現狀，在去年的“兩會”上，有政協委員提交提案，建議在《著作權法》和《刑法》中增加“剽竊罪”。提案稱，盜竊達到一定數額就構成犯罪，而剽竊他人作品，既騙取稿費，又賺取名譽和提升的機會，比偷錢還嚴重，應該用“重典”打擊學術腐敗的痼疾。
對此，朱清時院士認為，學術腐敗問題列入《刑法》難度較大。因為很多時候還是一個道德範疇的問題。這就好比一個人，靠說假話騙取了名譽和地位，可以說他不誠信不道德，但要說他觸犯了《刑法》，恐怕還夠不上。“如何為這樣的行為量刑，我覺得很難。”
“法律認定是一個難題，在目前的法規條律中，對剽竊、抄襲、學術腐敗等範圍沒有具體的確定，完全還是一個空白點。”《法學研究》責任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教授謝海定指出。“針對學術腐敗，我國應當儘早設立相應的法律認定標準，如學術欺詐罪。”
除此之外，由於法官並不了解學術內情，直接影響了其對相關案件的理解，這就為本已艱難的法律認定又雪上加霜。
到目前為止，由於造假而被撤職的學術人士所聞頗多，但因此而鋃鐺入獄的，還沒有一個人。“大不了就是一無所有，由零開始！”這成了許多造假學者有恃無恐的普遍心態。缺乏法律重手管制的學術界，還處於一個“人治”的狀態。
第三章 如何杜絕造假----—給科研一個自然成長的生態
摒棄浮躁還科學純潔的本來面目
有人問過科技部長徐冠華，中國人什麼時候會贏得諾貝爾獎？徐冠華面有難色，答：“目前政府還沒有時間表。”
但是學術界有觀點認為，之所以國家會將越來越多的科技資金砸向各大科研院校，並制定以論文和成果論英雄的遊戲規則，與國家對諾貝爾獎的渴望不無關係。
“經濟已經騰飛了，科技也應該拿點東西出來了吧！”上海一位大學學者這樣分析科技部的心理。“但是多如牛毛般的論文和科技成就之下，真正有含金量的項目又有幾個。靠這樣華而不實的學術界，怎麼可能拿得到諾貝爾獎？”
004年，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在49個主要國家（占世界GDP的92%）中僅列第24位，處於中等水平。也是在這一年，我國明確提出，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推動力量，把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面向未來的重大戰略。
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科技長足的進步。然而，科技造假的增多正好與這個既定目標背道而馳。
1994年，中國科學技術國際競爭力排 名就已經是第23位了。除去1995年的第27位和1996年的第28位的徘徊下降之外，2000年以來，中國的科技競爭力一直在第24～26位之間徘徊 ----10年間，競爭力曲線基本沒有多大的變化，甚至稱科技競爭力不升反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成立的。
近年來的國家自然科學獎獲獎情況也不 讓人樂觀。國家自然科學獎的前身，是1955年國務院設立的“中國科學院獎金”。以前每兩年評選一次，1999年《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頒布之後，改為 每年評審一次。這一獎項以其科學性、公正性和權威性在我國科學界享有崇高地位，基本反映了中國基礎科學研究的最高水平。以往的一等獎獲獎者包括李四光、陳 景潤、唐敖慶、王淦昌、梁思成等大師級人物。
在1986年科技經費管理體制改革之後，中國科學界的獲獎能力不是上升，反而大大降低了。而象徵國家技術發明創新能力的國家技術發明獎，一等獎從1997年到2003年，竟出現了連續6年空缺的現象。
諾貝爾獎之所以榮耀，是因為國際科學界 為了獎勵那些像諾貝爾一樣對待科學事業，誠信執著一絲不苟的科學家。而當今的科學界，研究人員卻像普通人一樣急於獲得財富和名望。然而，科學的神聖不容許 那些急功近利、沽名釣譽者用粉飾或是偽造去褻瀆。因為，學術造假的真正危害在於它腐蝕了人們對於科學的信任。
擺脫行政束縛設立第三方鑒審機構
反思科研體制，並不是今天的專利。最早 可以追溯到文革前的1957年，錢偉長、曾昭倫等科學家，曾向當時的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提交了《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提出由“科學家 來領導科學”。但這篇文章卻被批判為“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錢偉長等科學家也被打為“右派分子”。
站在不同的歷史節點，促進科技的發展仍須改變行政管理占主導地位的局面。
長久以來，科技行政部門掌管大量科研經費，資金分配不透明，引發眾多非議。由政府部門直接進行科研經費的投入和管理，其工作程序、經費配置、課題評價以及成果鑑定等方面仍然存在較多問題，尤其是在一些科研領域中出現了以人際關係為主導的“小圈子”。
有專家指出，科技部實際上已經演化成一 個控制大量科技經費的部門，中國每年大約有1000億元的科技經費投入，其中約150億由科技部來支配。由於行政官員對科技經費分配很難按項目本身優秀程 度來確定，使得科技經費浪費與貪污情況無法避免。與此同時，大量科技人才為了爭取科技經費，不得不繞着行政人員轉。因此他們建議，將科技部管理科技資金的 功能轉移到相對較為獨立、所受行政干擾較少、評審較為公正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等部門。
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何士剛研究 員在接受《IT時代周刊》記者採訪時表示：“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研究經費分配機制，最大程度地減少行政管理人員對研究項目是否入選的干預，是吸引 研究人員的最重要因素。在這方面，國家科學自然基金委近年來的努力得到了大多數研究人員的支持和好評。但自然基金委只掌握整個研究經費中很少的一部分。增 加自然基金委經費的比重，或要求其他管理部門向自然科學基金委學習，在項目評審時採取引進國際評委、嚴格區分申請人員和評審人員等措施，將會有效改善中國 的科技環境，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
加強自清學者重回嚴謹治學軌道
國家審計署不久前公布的審計公告可謂給 有關部門迎頭一盆冷水----2005年度的審計發現，科研系統2個部門和45個科研單位轉移、擠占、挪用科研經費 6.69億元，另外還有13個單位把3.27億元的科研經費違規出借、對外投資甚至投入股市。國家為了催生諾貝爾獎的投入，卻只養肥了一批又一批的科研蛀 蟲。
浮躁像“科技界流行的瘟疫”。自身道德滑坡導致科學精神的決堤。鄧正來教授說：“早日建立學術界的自清體制，是當務之急。”
黃禹錫案讓整個韓國科技界陷入反思，這個曾經被韓國人稱為“民族英雄”的造假者，不得不等待韓國法律嚴厲的制裁。這位昔日的韓國“最高科學家”被斥責為“嚴重侵犯人類尊嚴”的罪人。從英雄到敗類，只有一步之遙。
學術造假不僅需要我們反思體制的根源， 更需要科學從業者的自省。2004年6月北京市科協成立40周年座談會上，何祚庥院士曾經公開這樣一件事，有幾位院士，聯名向國家打了一份報告，想要國家 撥款40億元，發展一個新項目。可是結果發現，報告中的一些基本數據都算錯了，其中一個關鍵技術指標算錯了100 倍，產量算錯了60多倍！後來幸虧有人發現，才及時制止了這個錯誤。
何祚庥院士指出，人們普遍認為院士治學嚴謹，說話可信度高，但如果科學家不是靠嚴謹的治學精神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而是靠自己的影響力給決策部門施加影響，一旦國家按照這些缺乏嚴格評審的錯誤計算進行投入，豈不要出大錯？
為科學正身，不僅需要科技界自上而下的道德自省。更需要法律的威懾力，那些利用科學的外衣去尋個人之私的造假者們應受到應有的制裁。
在中國人自古以來觀念中，讀書人原本一向是“清高”的代名詞。令人痛心的是，在層出不窮的造假事件人，一些所謂的高級知識份子、為人師表的教授，道德淪喪，隨金錢和名利而起舞。
不要讓國人等待太久了，讓我們把對知識的尊嚴，對學人的尊敬，對科學知識的信任早日尋找回來！
《IT時代周刊》記者/王琦玲 任彩玲（發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