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誕的時代沒有干淨的人(zt)

陳徒手在北京檔案館手抄了幾十萬字檔案，把真相展現給世人。這些檔案，有的人恨不得永遠埋起來，這時，陳徒手就像一個“盜墓者”。

他從檔案中挖出殘酷的真相

挖出來的值錢貨攢了好幾年，放進《故國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這兩部作品中，寫新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當中的種種難堪，講述 11 位大學教授 1949年後“思想改造”的過程。

黃宗英曾經打電話給陳徒手：“馮亦代看了你這本書，看哭了。書中說到的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說的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

1990年代，陳徒手在中國作協檔案室用紙筆抄錄了幾十萬字的檔案。“主要是會議記錄，還有作家來信、交代、檢查。每搞運動就留下一堆。”

1957年“反右”，中國作協開了二十多次大會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會上常常狀況不斷，有人罵，有人哭，有人鬧。一次會議，天津女作家柳溪當眾揭發陳企霞，指認陳曾和自己有“不正當男女關係”，床笫之間的細節也一一抖落。全場愕然。

陳徒手抄到這份會議記錄，大感震撼：“這大概是最殘酷的一次，原本都是老朋友，當着面爭得你死我活，拿最惡心的事情來治你。”

為了整陳企霞，作協黨組書記劉白羽專程去天津動員柳溪來現場。陳企霞任《文藝報》主編，原本“很神氣、很堅持的一個人”，一下垮掉了。

陳徒手總結：“反右是一個戰役套着另一個戰役，一個人套着另一個人，好像都有安排。”先反丁玲，再是馮雪峰，回頭再斗丁玲。最後開會表決是否開除丁玲黨籍，丁玲自己也舉了手。

《人有病，天知否》用到的檔案材料不及他抄錄總數的一半，絕大部分信息是首次公布。

2001年開始，陳徒手“轉移”到北京檔案館開抄，紙筆漸漸由電腦取代。《故國人民有所思》裡涉及的全部史料就來自這些檔案，“沒有隨意的想象，隨意的擴充”。

《梁啓超傳》作者、評論家解璽璋評價：陳徒手的當代知識分子研究，始終依託大量的官方材料和原始檔案，無一字無來歷。

徒手挖檔案連續十餘年

1961年出生的陳徒手自稱“政治化的一代”。初、高中正逢“文革”，讀書的時間極少，上午上幾節課，下午全體上街看大字報。大字報都是爬梯子上去貼，貼得很高，紅紙上抄着斗大的黑字，他仰頭來看，時間一久，紅紙在陽光底下，變作漆黑的一團。

每天早上，老師從全班四十多人中抽查五六個，要求複述。陳徒手被抽中過，大字報上說的不能全懂，只知道是斗這個斗那個，他一字一句學舌：書記廖志高搞修正主義。

後來，大字報上的鬥爭和“運動”，變成了活生生的經歷。1986 年陳徒手從致公黨中央調至中國作協創作聯絡部，發現“雖然撥亂反正很多年，作協還是很復雜，一直沒有太平”。

1987年1月，黨號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協也不斷開展學習和運動。每次開理事會，左右兩派爭相發言，攻擊對方觀點是自由化，火藥味十足。一次文代會，陳徒手做記錄，王蒙說：這里有問題，你們不要動不動給中央報警。“可見當時有人沒完沒了地告狀。”陳徒手回憶。

這年冬天，作協召開青年創作會議，會場設在當時西郊的金豐賓館。白天講文學理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晚上放外國電影。會連續開了八九天，外面下着雪，天色昏暗。

1980年代末作協整頓，書記、副書記免職，黨組成員全部撤換，七十多歲的劉白羽重返作協，擔任《人民文學》主編。

1950年代“人人過關”的局面又出現了，風波過後，作協工作停擺，工作人員每天只好下棋打牌。陳徒手的辦公室旁邊就是檔案室，從幹校運回的檔案，一麻袋一麻袋地堆在牆角。

檔案室同事找他去幫忙，整理完，他就把檔案帶回家去抄。這些“保密”的機關檔案，陳徒手一直抄到 1993年離開作協。

與檔案館鬥智鬥勇

2003年前後，陳徒手和楊奎松都常在北京檔案館查檔。幾年後，楊奎松寫了王芸生和《大公報》1949年後發生的轉變，陳徒手則開始在《中堂閒話》、《炎黃春秋》發文講述俞平伯、馮友蘭等名校教授 1949年後接受思想改造的始末。

檔案管理不規范，查檔需要一點“人品”。陳徒手采訪完汪曾祺的兒子汪朗，還缺單位這邊的說法，想去北京京劇14/69團找人事檔案來看。這天京劇團剛好有老同志去世，領導們都去料理後事，只留下兩個小姑娘，聽說要采訪，很高興，手一指：“你看吧。”

粗麻繩捆着破破爛爛的一堆東西，上面用毛筆寫了“汪曾祺”三字，裡面的紙張質量不好，規格也不一，有簿冊，也有稿紙，有時還用複寫紙一式三份，陳徒手如獲至寶。

抄上以後，檔案處處長無可奈何，也就放任不管。十幾萬字，陳徒手抄了兩三回，只能截取部分。《人有病，天知否》引用了汪曾祺“文革”後寫的檢查等材料，都是從未公布過的全新材料。事後在陳徒手提醒下，汪朗去京劇團索要檔案，以防銷毀，卻遭到檔案處的拒絕：家屬是不能看的。

檔案分類沒有系統性，往往還文不對題，光看檔案目錄，根本查不到想要的內容。

陳徒手有一陣研究梁思成，想查 1960年代梁思成在歷屆北京市人大的發言，根據目錄，什麼也沒查到。檔案館的做法是：把北京市人大的所有會議發言稿，釘成厚厚一本，陳徒手只好從頭至尾翻閱，最後找到了梁思成的部分發言。

陳徒手讀了市面上幾乎所有梁思成的傳記，編排得好看，賣得也好，但是“抄來抄去，沒有新意”，最後強化的都是梁思成“解放後如何跟隨社會主義道路”。陳徒手在檔案和口述中發現梁思成的另外一面，則從未展現在世人面前。

“反右”時期，梁思成被批得很狼狽，到後來，他也開始批別人。他在斗錢偉長的會議上言辭激烈：“用我們的丁字尺，把你打成肉醬”。“打成肉醬”是“反右”時期工農兵的常用語之一。

荒誕的時代沒有干淨的人

不久前，王克明給陳徒手寫郵件，他看了《故國人民有所思》一書中的馮友蘭一章，覺得“比較中肯”。馮友蘭是王克明的遠房姨夫。資中筠向陳徒手轉告了馮友蘭女兒馮鍾璞類似的看法，“馮鍾璞向來眼光很高，看不中別人的文章”。

陳徒手對馮友蘭的評價是：“他的經歷有標本性質，他一直在鬥爭，又一直游離，關鍵時候他能收縮，永遠是喘口氣又活過來了。”

他這樣理解馮友蘭晚年參加“梁效寫作組”：“就是給人家改寫古文注釋，並不是多大罪惡，結果被人說得那麼惡心。”

即使忠厚如老舍，也會本能地規避危險。“‘右派’吳祖光挨斗，老舍會上也頻繁發言附和。但私下他對吳祖光又很關照，吳祖光後來去北大荒勞改，老舍買一些吳祖光的畫回來，送給吳的夫人新鳳霞，用這種方式表達對他們的關心。後來吳祖光寫文章，還感慨老舍先生做人還是挺好的。”陳徒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1964年文化界整風，北京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1966年8月，紅色恐怖，那一個月特別厲害。但其實之後，整個形勢就緩和了。老舍如果不自殺的話，就能扛下去了。”陳徒手對老舍自殺的理解是：“1949年以後他沒吃過什麼苦，突然間這樣他受不了。”

“不能苛求他們，主要是時代很荒誕。”知識分子在特殊年代集體萎縮，陳徒手想展示的卻還是他們美好和善良的一面。

“像沈從文先生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完全是憑着對國家的尊重感寫的。他研究絲綢，一件件過手，那本書才有這麼厚重的感覺。這種職業感我很敬重。還有老舍先生，話劇一部部寫，寫完演幾場，大躍進一過，這個戲也就過了。但他依然保持一種寫作熱情，那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對新時代非常昂揚的熱情。”

陳徒手常自問：換作我，會怎麼樣？“也許我還不如他們，假如不粉碎‘四人幫’，不改革開放，我們接下去都會是這個命運。”

“一定要保自己——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難堪、最令人痛心的地方。當然，在那種政治環境中，人人都有當髒手的可能，這次不髒，下次就要髒，誰都沒有乾乾淨淨的。”陳徒手說。

真相如火，傳播真相者如普羅米修斯。陳徒手這位“盜火者”，幾十年如一日的在檔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記錄49 年之後知識分子的幾聲長長嘆息”，把歷史的灰暗面平鋪給人看。他說，“知識分子有個天職，就是說話，不論用嘴還是用筆，若一聲不吭，是失職；若作假，是瀆職。”

然而 49 年之後，在一連串排山倒海、接踵而來的“運動組合拳”的“洗禮”下，知識分子們已經沒有了這種“硬氣”。

知識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彎曲的？“思想改造”、“洗澡”這些消失於教科書，只會偶爾散落在網絡世界隱秘角落的陌生詞彙，究竟意味着什麼？知識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與“昨日之過”？

吃果讀書誠摯推薦陳徒手老親筆簽名作品：《故國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這是兩部深入解讀“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運用了海量有據可查的檔案資料。

其實，陳老師根據幾十年積累的資料所寫出來的著作還有還有好幾本，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這兩本，並且《人有病，天知否》還頗多波折，屬於“漏網之魚”，最終能與讀者見面，實屬不易。

寫的不少就是不敢涉及“政治運動”的根源、發動者、罪魁禍首。

【跟帖】

【鍾聲讀後】：陳徒手原來是位年輕人。但是他“盜墓”的都是名人。而且是著名的大文人。“1961年出生的陳徒手自稱“政治化的一代”。初、高中正逢“文革”，讀書的時間極少”。他的年齡有誤。“文革”是 1966年，他不可能5歲就上中學了。

書中的政治運動，鍵者都親身經歷過。57年反右運動正讀大二，班上30名同學7個“右派”。鍵者差一點是第八名。文中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老毛的一大發明。“思想改造”名目繁多，除了打“右派”，還有“反右傾”，還有“洗澡”“搓背”“拔白旗”，“向黨交心”運動……。

文中還是不敢暢所欲言，沒有一字“老毛”，或者“毛黨”。這些災難，要知道“毛黨”難辭其咎。

文中提到的“荒誕的時代沒有干淨的人”，也有些片面，陳徒手指的是“黨內”沒有干淨人。像我們“地富反壞右臭”還是非常干淨的。在任何政治運動中只有老老實實做人，不敢亂說亂動的，只有“夾着尾巴做人”。對“老毛”,對“黨”誰敢說三道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