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亦樂書院為何可稱“旅日學堂之首”？
——專訪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日本法政大學名譽教授王敏
中新社記者 朱晨曦

　　書院起始於唐代。日本承襲了中國書院文化，先後創立過百餘所書院。
　　清末，隨着留學日本的風潮興起，日本教育家嘉納治五郎創立亦樂書院，以接納
中國留學生。亦樂書院為何可稱為“旅日學堂之首”？創辦者嘉納治五郎有何教育
觀？亦樂書院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近日，中新社“東西問”就此專
訪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日本法政大學名譽教授王敏。
　　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書院在日本發展有何歷史？
　　王敏：書院起始於唐代，是中國古代士人開展藏書、讀書、教書、講書、著書、
刻書等各種活動，進行文化積累、研究、創造與傳播的文化教育組織。中國的書院制
度傳入日本，則是江戶時代的事情。江戶時期，隨着朱子學、陽明學等的影響，日本
開始仿照中國創建書院。日本最早建立的有跡可查的書院，可推中江藤樹的藤樹書
院。清末，隨着留學日本的風潮興起，有些書院又作為教育機構起到了接納中國留學
生的作用。如今，古老的書院大都已轉型為紀念館、資料館，也有的運營出版業，唯
有書院的建築沒有發生變化。
　　中新社記者：亦樂書院的創立有何歷史背景？
　　王敏：隋唐時期，日本派遣大批遣隋使、遣唐使、留學生、留學僧赴華，學習中
國的先進文化。明治維新以後，中國開始將學習的目光投向日本。甲午戰爭的失敗，
讓中國意識到，在近代化發展上，日本值得借鑑，且兩國情勢風俗相近、文字相通，
與其遠赴歐美，不如就近留學日本，通過日本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文化。
　　1896年，清政府派遣十三名留學生赴日，由此開啟了中國青年留學日本的序幕。
同年，清政府駐日公使裕庚與日本外相西園寺公望交涉，希望日本接收中國官費派遣
的留學生。當時積極響應的是時任東京高等師範學院校長的嘉納治五郎。
　　嘉納治五郎於1896年創立亦樂書院，這是日本最早專門接受中國公派留學生的學
校。“亦樂”取自《論語》中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由清政府駐橫濱領事
呂賢笙帶領的十三名留學生同年抵達日本後，就在亦樂書院學習數學、外語、地理、
歷史及理科等諸學。1902年，亦樂書院成為日本官方指定的大學預科學校，並更名為
弘文學院，迎來了中國早期的留學先驅魯迅、黃興、陳天華、陳獨秀、李書城等人。
弘文學院的辦學目的，一是為清朝近代化培養有為人才，二是幫助留日學生進入日本
高等教育機構繼續深造。之後，為避乾隆帝御諱，亦樂書院再次改名為宏文學院。
　　宏文學院於1909年停課關閉，該學校共接收了七千多名學生。1923年發生關東大
地震，致使當年的宏文學院在大火中化為灰燼。
　　中新社記者：亦樂書院的創辦者嘉納治五郎有何教育觀？
　　王敏：嘉納治五郎是日本柔道的創始人，也是第一位出任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的
亞洲人。嘉納治五郎自幼學習四書五經。大學時代，他一邊在東京大學學習政治學、
哲學等，一邊在漢學塾二松學舍(現二松學舍大學)學習漢學。
　　作為教育家，嘉納治五郎於1893年出任日本最早的國立師範教育機構東京高等教
育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以《論語》中的“三達德”(智、仁、勇)為鑑，結合17
世紀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和德國教育家約翰·伯恩哈德·巴澤多
(Johann Bernhard Basedow)的主張，提出了“智、德、體”三育主義。1916年，嘉納
治五郎發表貫穿自身教育生涯的教育觀：“教育之事，天下莫偉焉，一人德育廣加萬
人，一世化育遠及百世；教育之事，天下莫樂焉，陶鑄英才兼善天下，其身雖亡余薰
永存。”可以說，儒家思想和漢學是形成嘉納治五郎思想和人格的核心，同時貫通他
的教育理念。
　　中新社記者：亦樂書院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王敏：亦樂書院是中國近代留學日本熱潮中創辦較早、接收留學生人數最多、影
響最大的一個特設教育機構。在回顧百年留日學生們的歷史時，亦樂書院是一個很重
要的起點，它是留日學生們抵達日本後接觸到西方新知識的搖籃之地，造就了辛亥革
命與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領軍人物，為近代中國的覺醒填充了不可或缺的新質力量。旅
日學堂之首，莫過於亦樂書院(宏文學院)。在此留學的學生們是早期踐行東西方文明
互鑒的人才，畢業之後投身於中國政界、文化界、教育界等，為推進中國近代化作出
了重要貢獻。(完)

　　受訪者簡介：
　　王敏，旅日學者。現任法政大學名譽教授、日本周恩來和平研究所所長、日本亞
洲共同體文化合作機構顧問、奈良文化振興戰略委員會委員、中國大阪總領館公共外
交顧問、北京大鸞翔宇慈善基金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等。主要著作有
《宮澤賢治與中國》《周恩來與日本》《禹王和日本人》《周恩來的日本留學》《嵐
山的周恩來》《穿越日本的“大同”》《漢魂與和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