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節明：理學導致中國三次亡國
宋明理學問世以來，導致中國三次亡國：第一次是南宋亡國於蒙古，第二次是明朝亡
國於滿韃，第三次是民國亡國於匪共。但奇怪的是，理學的亡國作用，迄今卻沒引起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視。
何為理學？理學舊稱“道學”。廣義的理學，指汲取了佛、道思想的儒學派別，肇始
於北宋，俠義的理學，指以朱熹和程頤及其弟子陸九淵為代表的“程朱理學”，因為
只有他們的理學流傳了下來，對後世的影響最大。
其實，把理學稱之為“儒家理學”是不準確的，因為理學既沒有孟子的民本思想，也
沒有孔子的華夏民族主義（華夷之辨），而是完全脫離國家和社會追求個人“名節”
的學說，發展到明朝王陽明的階段，理學成了完全脫離原儒經典和社會現實，空談心
性的學說。
眾所周知，儒家是入世之學，因此脫離現實和儒家經典的理學，嚴格地說不能算作儒
家：儒家是儒家，理學是理學。
理學一誕生就帶上了虛偽的文化基因：理學汲取了佛教的禁欲主義和道教的周易陰陽
哲學，卻又極力否定佛、道，否認佛、道是其思想來源。周所周知，包括朱熹、程
頤、陸九淵、王陽明、錢謙益在內，理學家的共同特點就是虛偽，這是由理學的文化
基因決定的。
由於虛偽，理學宗教不像宗教，哲學不像哲學，學術不像學術：把它當宗教，它卻缺
乏彼岸世界；把它當哲學，它則缺乏思辯體系；把它當學術，它又虛幻無法驗證。
理學之所以帶有亡國的劇毒，是因為作為一種“治國平天下”的入世之學，它卻是原
子化個人主義和極端反功利主義的屬性：
理學由於缺乏彼岸世界的精神體系，於是就炮製極端的面子文化，來約束人的行為，
體現於實踐中的，就是個人“名節”觀念和牌坊文化，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
觀念。理學只注重個人名節，並不注重個人的成功，以及國家和社會大局，由此形成
原子化個人主義的“名節”觀念，極大地助長了自尋短見的社會風氣，所以南宋和明
朝末年中國社會，以動輒自殺為榮耀，所謂“殉主”、“殉國”，也不管這種自尋短
見有沒有意義。
也因此，“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顧炎武語）成為理學信徒的人生最
高境界。所以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在攻占北京後感慨中國人“打仗沒本事，自殺起
來卻又不怕死”„。
所謂自殺可以報答君王之恩，當然是理學家的胡說八道，因為自殺並不能幫君王打退
來犯之敵。
極端的面子文化還衍生出極端反功利主義的精神：寧可失利，也不能失面子；到了朱
崇禎和蔣介石那裡，就是“寧可亡國，也不能失面子。”
所以崖山海戰中，南宋的腐儒陸秀夫會在張世傑派小船來接皇帝突圍時，會愚不可及
地拒絕上船，而背着小皇帝跳海自殺——難道面子就那麼重要嗎？因為不信任張世傑。
為了杜絕被俘受辱，就該自尋短見嗎？
腐儒陸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的死要面子蠢舉，就和崇禎帝在完全可以化裝逃走的情況
下，死要面子上煤山“殉國”的後果是一樣的，就是加速了本朝的滅亡。
同樣，理學信徒、東林黨人史可法的死要面子選擇，也起了同樣的效果：
1645年正月，南明江北四鎮中兵力最強的軍閥高傑遭叛徒漢奸許定國暗殺，許定國叛
逃清軍多鐸部，恰逢史可法巡視江北四鎮，高傑之子高元照有意認史可法為義父，並
率10萬軍隊聽從史可法調遣，卻遭史可法斷然拒絕，史可法拒絕的理由竟然是高傑
“做過賊”（高傑曾是李自成農民軍將將領），史可法的死要面子，導致高元照的10
萬精兵投向了滿清，也導致史可法本人隨後在守衛揚州時，兵力嚴重不足，誠可謂愚
不可及。
1645年4月，滿清多鐸大軍兵圍揚州，時連日大雨，南明總兵劉肇基建議乘夜掘開運河
河堤，水淹清軍，再遭史可法斷然拒絕，理由是水淹清軍會殃及揚州百姓，為了這個
高大尚的理由，他堅持坐困危城待斃——而且這個理由也明顯是虛偽的，因為一旦城
破，滿韃的屠刀就不會殃及百姓？說白了，史可法顧慮的是他個人的清名罷。
4月25日，清軍攻入揚州，史可法的親兵簇擁着他殊死巷戰，突圍出了小東門，在完全
可以逃走的情況下，史可法卻高喊：“我史公也！”招致清軍大隊人馬返身一擁而上
圍攻，而奮勇護衛史可法的參將、副將戰死者達27人，史可法也被俘虜。
顯而易見，史可法只求個人“名節”，並不在乎同僚戰友們的性命。
被俘後，在滿清偽豫親王承諾只要投降，就不屠城的情況下，史可法斷然拒絕，再次
反映出他真正在意的，並非揚州城的百姓，而是他自己的清名。
與史可法同時代的另一理學家大V劉宗周，在杭州城破後，拒絕剃髮易服，在家絕食二
十天而死，他的門生勸他不要自尋短見，應該逃出杭州，領導義軍抗清，被他拒絕。
諷刺的是，韃清多鐸一夥對劉宗周的舉動，竟頗為欣賞，不僅沒有干涉，在劉死後，
還進行了表彰。
多鐸的心機，無非是鼓勵不順從滿清的漢人，都來效法劉宗周，消極反抗，自尋短
見，這樣連鎮壓的成本都省了。
滿清推崇劉宗周，是必然的。作為征服者，蒙元和滿清都極端推崇理學：蒙元第一次
把理學定為官學，滿清則對理學的推崇，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雖則偽康熙、偽乾隆
私下裡都對理學充滿鄙視，滿清統治者從不喝理學這副毒汁，但並不影響他們鼓勵漢
人飲毒）。
滿清和蒙元為什麼都推崇理學？一則因為理學沒有儒家的漢民族主義，於己沒有威
脅；二則因為脫離實際、空談心性、死要面子、自尋短見的理學使漢人病態、虛弱。
理學這兩個特點，能夠大幅減小統治漢人的難度。
理學的信條其實是很難做到的，這不單純是因為它要求太高，而是因為理學的信條根
本是荒謬的，比如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把人慾和天理完全對立起來，這顯然
大錯特錯，因為人慾本身就是“天理”，人除非死了，否則不可能沒有欲望。
因為理學的信條是荒謬的，所以凡人不可能做到，於是，虛偽就成了理學信徒的共同
之處，於是，理學盛行的社會，就出現普遍的虛偽和人格分裂——出現了兩個極端：
一是死要面子，自尋短見，像南宋理宗之後，以及明朝崇禎朝那樣，以任何議和為
恥；
二是無恥之尤，叛國投敵，認賊作父，范文程、金之俊、及滿嘴忠孝節烈，清軍兵臨
城下卻帶頭降清的理學大 V 錢謙益都是典型。滿清入關之後，南明文武官員當漢奸者
如過江之鯽，遠遠超過北宋滅亡時，理學“功”不可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