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究竟在爭論什麼？——２０世紀經濟學理論演義

賈斯汀·福克斯

　　經濟學家的地位

　　1935年，凱恩斯在他所著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寫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論正確還是錯誤，都比人們通常認為的更具影響力。其實，統治世界的，除了這些人的思想之外，幾乎別無其他。講究實際的人自以為完全不受知識界的影響，其實他們通常是某位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世界上後來發生的情況證明凱恩斯的說法是正確的：在他逝世後的幾十年中，他的這本《通論》成了美國和歐洲經濟決策的基礎。

　　如今，凱恩斯主義的無可爭議的統治地位早已成為歷史，但是一些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仍居統治地位。當我們談論新興市場貨幣危機、日本經濟停滯、歐洲的失業以及美國的繁榮的時候，我們使用的字眼和決定我們思維的框架，無不來自亞當·斯密、凱恩斯、米爾頓·弗里德曼或我們從未聽說過的其他學者。

　　美國財長薩默斯坐在他那俯瞰華盛頓商業區的辦公室內，如數家珍般提到坎布里奇經濟學傳統培育出的其他頗有影響的人物的名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斯坦利·費希爾、墨西哥前財長佩德羅·阿斯佩和阿根廷前財長多明戈·卡瓦略內、智利現任財政部長愛德華多·阿尼納特、日本大藏省財務官木神原英資（此人勉強可以列入其中，因為他在80年代曾在哈佛大學任教一年）以及週遊世界為各國政府出謀劃策的傑弗里·薩克斯。薩默斯認為，這不是黨派政治的問題，如果下一任總統仍是共和黨人的話，他很可能向其導師——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請教治國之策。薩默斯得出結論說，這一切都“證明一種更加注重分析的態度取得了勝利”。

　　無休無止的爭論

　　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學，至少是宏觀經濟學領域一直存在着十分公開的鬥爭。如今，世界經濟陷入了可怕的狀態。政客們不知道該拿它怎麼辦，兩年前看起來叱咤風雲的對沖基金的經理們也無計可施。

　　數十年的激戰過去了，實際上誰也沒能獲勝。經濟學家們統治着世界，但他們拿不準該怎樣來統治它。

　　當然，以前並不總是這樣的。在60年代，大多數人都確信對經濟的運作必有一種解釋是明顯正確的。再早一些時候，正統的經濟理論認為，如果讓供求法則自己去施展魔術，到頭來一切都會恰到好處——然而這種理論卻被大蕭條的混亂現實否定了。

　　於是，為病態時代設計一種經濟學的任務就落到了凱恩斯的頭上。以前，凱恩斯也與他那個時代的所有經濟學家一樣，認為供求法則相互作用，使價格保持在恰當的水平上，節省下來的每一分錢都會自動轉變成投資。而他在30年代中期提出的另一種經濟學理論則認為，節省下來的錢有時會被塞在床墊內；價格和工資並不總能做出調整，以適應不斷下降的需求；一個國家的經濟完全可能陷入停滯，除非政府採取行動刺激需求。

　　到50年代，凱恩斯經濟學已變成新的正統理論。它最初的殿堂是英國的劍橋大學，後來則是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坎布里奇大學以及與它相隔不遠的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這一理論的泰斗是保羅·薩繆爾森，他在1948年出版的暢銷教科書《經濟學》中把凱恩斯的思想推介給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學生。到60年代初期，薩繆爾森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另一位明星、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獎的羅伯特·索羅又以肯尼迪總統顧問的身份把他們的思想付諸了實踐，使美國經濟出現了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增長。多年以後，經濟學家羅伯特·盧卡斯和托馬斯·薩金特寫道：“人們對於這個果實該如何分配可能有爭論，但反對這個果實本身看來是違背邏輯的。”

　　有些經濟學家卻不以為然。芝加哥大學的米爾頓·弗里德曼是最突出的一個持異議的人。當薩繆爾森在芝大讀本科時，弗里德曼已是該校的研究生。不過，他從不同意薩繆爾森認為他們所學的芝大經濟學已經失敗了的看法。在《美國貨幣史》一書中，他論證說，對大蕭條的最佳解釋不是市場處於病態，而是聯邦儲備委員會在30年代初期沒能防止貨幣供應的減少。

　　弗里德曼對貨幣政策的強調對經濟理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在開始時，大多數經濟學家是把貨幣政策當作一種使經濟在高就業基礎上保持運轉的辦法來實行的。薩繆爾森和索羅把一位英國經濟學家的下述理論介紹到美國：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一種交換關係，也就是說，通貨膨脹率上升就意味着失業率下降。弗里德曼則認為，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的交換關係是暫時的。他還指出，用財政和貨幣政策來扭轉衰退趨勢比看起來要困難得多。

　　但他的這些論點沒有受到重視。

　　到70年代中東石油危機給美國造成了高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的雙重打擊之後，情況便發生了變化。弗里德曼榮獲了諾貝爾獎，他的著作一時洛陽紙貴，他常常應邀到電視節目中發表高見，世界各地的自由市場派政客也紛紛向他討教。然而，在經濟學家的圈子裡，給以往的老辦法帶來致命打擊的卻是弗里德曼在芝大的學生羅伯特·盧卡斯。盧卡斯在70年代寫了一系列文章，深入探討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基礎。他論證說，如果人們有理性的話，他們就能夠對可預料的未來事件作出合理的預測。因此，如果政府養成每當經濟看來走下坡路時便增加開支或擴大貨幣供應量的習慣，所有的人最終都會認清這一點，並據此調整自己的行動。這就是說，政府經常採取控制經濟周期的行動是不會奏效的。

　　到80年代，盧卡斯已經可以宣稱：“40歲以下的優秀的經濟學家中沒有一個人自稱是‘凱恩斯主義者’了。”一時間，盧卡斯主義似乎成了未來潮流的代表，他所在的芝大也超越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成了世界經濟思想的中心。但是，盧卡斯和其他“新古典經濟學家”得出的政府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對現實經濟毫無影響的結論事實上連盧卡斯自己也不相信。80年代初期的兩次衰退使大多數經濟學家確信，貨幣政策事實上是能夠產生實際影響的。

　　盧卡斯因批判凱恩斯主義而榮獲了1995年的諾貝爾獎，但他從未提出過另外一種能站得住腳的宏觀經濟理論。因此，受到貶損的凱恩斯正統理論的發祥地坎布里奇大學便有機會提出一種可信的替代理論，而且它也確實這樣做了。

　　這個過程是在斯坦利·費希爾回到麻省理工學院工作時開始的。費希爾在60年代末是薩繆爾森的得意門生，但麻省理工學院有一條不聘用本校剛畢業的博士生的規定，所以他便到了芝加哥大學。幾年後，當麻省理工學院請他回來時，他帶來了另一位芝大人士——國際經濟學家魯迪格·多恩布什。從那時起，這兩個人雄霸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圈子達20多年。費希爾在麻省理工學院最早的學生之一、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回憶說：“他們帶來了最新的思想。他們吸取了芝大學派的許多觀點，但他們的思想非常開放。”

　　在與麻省理工學院同處一座城市的哈佛大學內，牛津大學博士馬丁·費爾德斯坦成了變革的動力。費爾德斯坦專門研究政府在稅收和開支方面的刺激措施會怎樣改變個人與公司的行為方式。這個領域後來成了里根時代供應學派經濟學的核心。不過，他對經濟學研究最大的影響或許是他對美國經濟研究所的改組。這個研究所是在1920年由當時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哥倫比亞大學的韋斯利·米切爾建立的。費爾德斯坦在1977年就任該所所長之後，把它的總部由紐約遷到馬省的坎布里奇，還請來了像費希爾和多恩布什這樣的頂尖學者和他們的一些學生，用先進的經濟理論來研究現實世界的各種難題。這種氛圍產生了不少世界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們通常對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和政府結束資本主義的努力均持懷疑態度。他們同意凱恩斯關於市場可能出現偏差的看法（其中有些比較年輕的人甚至自稱為凱恩斯主義者），但他們也贊同弗里德曼和盧卡斯對凱恩斯學說的批評。當這些經濟學家彼此間進行交流的時候，他們使用的行話都源自18世紀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著作。亞當·斯密提出的一個在當時是很激進的觀點是：如果大體上不加節制地任憑自私而貪婪的個人去追逐自己的利益，他們相互作用的結果會使社會更加富裕，就好像他們被一隻“無形的手”所指引一樣。

　　經濟學的裂變

　　事實上，在凱恩斯之後，經濟學分裂成了兩個部分。宏觀經濟學以大而化之的方式討論凱恩斯所關注的那些大的事情：失業、通貨膨脹和商業周期；微觀經濟學則研究富有理性的個人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導致市場後果的。宏觀經濟學講的是經濟怎麼會發生故障，微觀經濟學講的是經濟如何正常運轉。

　　不過，微觀經濟學開始發生變化了。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獎的肯尼思·阿羅和傑勒德·德布勒在1954年發表了一篇文章，該文實質上是以數學方法證明了亞當·斯密所說的“無形的手”的存在。

　　進行這種分析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是博弈論，也就是像下棋或打牌那樣分析形勢：每個人都根據自己對對方下一步會怎樣出牌或走棋所作的判斷來作出決定。

　　1963年，阿羅最先用博弈論分析了在參與交易的各方掌握的信息有所不同時會出現什麼情況。但是，“信息不對稱”論作為解釋金融市場行為的一種辦法是在70年代開始盛行的。這一理論的代表人物大概要算1966年畢業的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生、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等人在70年代開始研究的微觀經濟學的另一個方面是收益遞增。

　　70年代末、80年代初，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年輕學子們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學習經濟學的。當時凱恩斯微觀經濟學已經消亡，還沒有別的東西來取代它。克魯格曼說：“那可以說是提出經濟理論的黃金時代。”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看待當時的環境。拉里·薩默斯成了批判大師，專門用理論和數據尋找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漏洞。保羅·羅默使宏觀經濟學不再以商業周期為出發點，而提出了一種經濟長期增長的新理論。克魯格曼則創立了許多解釋現實世界中的經濟現象的數學模式。

　　克魯格曼說，這些模式是建立在兩個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的，這就是“利己行為和相互作用——把百元鈔票扔到大街上很快就會被人拿走；你的貨沒人買你就不會長期出售它”。

　　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明顯的法則。

　　使克魯格曼在70年代末成為大名鼎鼎的人物的兩個模式都與國際經濟學有關。一個模式認定貨幣危機是對政府採取的難以推行的政策所作的合理的、不可避免的反應。另一個模式則推翻了下述通常的看法：一個國家只有擁有更好的技術或更多的資源才能在貿易中占據優勢。

　　後來，克魯格曼又逐漸形成了這樣的看法：貨幣崩潰也有可能是由於投資者自我應驗的恐慌引起的，這種恐慌甚至可能波及那些實行明智的經濟政策的國家。由此，他得出這樣的結論：對資本流動實行控制有時還是有道理的。不過他不贊成限制貿易。

　　現代經濟學的尷尬

　　這就是現代經濟學的尷尬處境之所在。分析技巧越來越複雜，而這些技巧加在一起形成一種連貫的、可靠的經濟科學的可能性卻似乎越來越小。米德爾伯里學院的經濟思想史學家戴維·科蘭德說：“如果你提出有關經濟理論的大問題，那答案只能是一堆垃圾。”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同意這種看法。因此他們都避開大問題，只關注範圍比較狹窄的問題。

　　這倒不是說經濟學家們不能就任何大的問題取得一致意見。問題出在發生麻煩的時候：在處理金融危機對現實經濟的影響的時候；在處理商業周期中的下降趨勢的時候；在處理國與國之間的相互影響的時候，現代經濟學的數學模式就不再需要了。於是，經濟學家們便用一些東西來替代這種模式，那就是：猜測、判斷、經驗和意識形態。

　　這就導致了意見上的很大分歧。請看人們對新興市場經濟危機所作的反應。採用同樣的方法、篤信同樣的原則、曾經從師於同一些人的經濟學家們作出的反應卻大相徑庭。薩默斯和費希爾支持剛柔相濟的政策，既向發生危機的國家提供IMF 貸款，又要求那些國家關閉不計後果的銀行、提高利率和削減政府開支；薩克斯主張制定一項國際破產法，使陷入麻煩的國家可以據以尋求保護；克魯格曼敦促各國實行資本控制；教過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的多恩布什則說克魯格曼的主張是胡鬧。

　　這些經濟學家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克魯格曼說：“拉里·薩默斯統治着世界。”薩默斯說：“歸根到底，沒有什麼能取代判斷——你是永遠不能從某種模式中得到答案的。但是，之所以有許許多多優秀的經濟學家在世界上具有影響，是因為他們對問題的理解更加透徹明晰，能指出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並能在一種明確的分析框架之內作出比較準確的判斷。”

　　然而，這遠不等於說經濟學能解決所有問題。任何經濟學家自稱能做到的，也就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