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網上看到北大準備公布引進人才的數據，覺得該發言了。第一感覺是北大真的沒出息。一位哈佛大學教授以“莫須有”的方式認為北大引進海外人才大部分是假的，竟然引起網上如此多的討論和北大準備公布數據，有點像麥卡錫時代的鬧劇。北大怎會如此毫無擔當和毫無大學風範？試想如果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或者校長或者諾貝爾獎獲得者或者美國總統攻擊哈佛大學近十年招的教授大部分都不夠資格，哈佛大學會不會為了證明自己而公開公布所有教授的資歷、工作時間、成果、工資、等等？

北京大學竟然選擇了公開回應毫無根據的指責而且還準備公布數據，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北大的正確回應方式應該是：(1a)根本不必要公開回應（想一想哈佛大學校長或者蔡元培會不會回應）；或(1b)如果公開回應，應該是：“謝謝丘成桐教授關心北大的發展。如果丘教授有具體證據，歡迎提供給北大。如果沒有，我們也會注意這個問題。”(2)可以內部統計引進人才的的工作時間、成果、工資和科研經費。如果覺得確實付出的和得到的不相稱，直接與該引進教授交流。以及(3)必要時與監察機構（如教育部）聯繫；歡迎派人來調查。

我是北大引進的長江學者講座教授之一，並幫助北大吸引另一位國際頂尖學者到北大當講座教授。雖然我不怕北大公布我的數據，但也不願數據被公布。這也算是小小的隱私。儘管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絲絲想知道別人的工作時間和收入，但還是壓下這種欲望吧。而且誰能保證以後不會越演越烈並擴展到科學院和其它大學？

我敢肯定丘成桐教授的心意是好的，而且我也聽說過一些長江學者工作時間不夠的小道消息（也聽到過相反的消息：有的大學對長江學者講座教授不提供支持，但要求很多），但這樣不拿出具體事實而攻擊一大片的說法既不負責任又有欠厚道。打假當然重要，但最好有具體事實。打擊一大片不會幫忙，甚至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比如說以後國外學者們會更猶豫到國內短期或長期工作；北大和國內其它單位引進人才將會更困難。以我自己為例，下面舉出一些隱私來說明在北大當長江學者講座教授並沒有特別多的吸引人之處。

（１）作為長江講座教授，北大每個月給我的“工資”（即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的“獎勵”）比起我在美國的工資少了許多，甚至還低於我作為密西根大學教授出差的per-diem的旅館和生活費用：即如果我以科研出差為由到北大，每個月從密西根大學（即自己的課題經費）不需要收據（但住房需要收據）拿回的報銷費用要多於我從北大拿到的“工資”。這筆報銷費用屬於直接開支，不需要交稅。因此當我與密西根大學協商我到北大擔任講座教授時，密西根大學認為我在北大的“工資”屬於生活費，不屬於額外收入或額外工資。

（２）北大的住房無法恭維。用自己的有限“工資”通過北大租來的房子（號稱是“人才樓”）破舊不堪，走進房子給我的感覺和走進貧民窟差不多。

（３）北大的學術氛圍和科研環境都比密西根大學差一截。我的試圖改善學術氛圍的努力也無濟於事。用一位朋友的話講，在北大短期工作不是“充電”，而是“放血”。

（４）北大許諾的實驗室建設也到不了位。

（５）要求的產出（如教課與論文數）與提供的經費(科研費＋“工資”)的比值遠大於美國的該比值。

在國內工作的吸引力有兩點。（１）因為是華人，國內飲食確實比美國要好得多。（２）在北大工作有助於吸引北大最優秀的本科生到密西根大學上研究生。但這兩點不足以吸引我每年在北大工作兩到三個月。（教育部對講座教授的要求是每年工作三個月以上，特殊情況下不少於兩個月。如果沒有這半句“特殊情況下不少於兩個月”，我大概不會接受北京大學講座教授的位置。講座教授是按實際工作月支付工資，多領的可能性不大。）我之所以還繼續在北大打臨時工而且還幫北大吸引人才，只不過是有一個希望北大和中國興起的夢。如果內鬥烘烘，被人議論紛紛，也許我會激流勇退，提早結束在北大的工作。對我而言，除了浪費了一些時間之外，失去的並不多。但對於已經放棄了國外職位的特聘教授（如北大地空學院地球物理所的一位教授），就沒有如此容易勇退了。

國內用於吸引人才的錢不是太多（當然有浪費也有不誠實者應聘因此需要打假者），而是太少。例如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的工資還不如密西根大學地質系的研究生，甚至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的月工資也僅相當於研究生。如果不是有回國工作的願望，長江學者待遇對美國大學的tenure-track的助理教授沒有任何吸引力，更不用說tenured的副教授或正教授。（國內雖然有一些工資之外的收入，但有些國外回去的學者常常不願爭取。）即使有些人拿的工資高一些，大概還是趕不上在美國的工資，但大概比在美國更嘔心瀝血。因此我建議國外學者多向國內相關部門呼籲，提高吸引人才的力度（包括工資和學校提供的條件）。少數學者的工資高了，也會逐漸把大部分學者的工資帶起來。有了多方面的人才，中國的教育和科學才有可能興起，與中國的國力相稱，確保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