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決心以讀書為終生事業以來，我一直對“知識分子代表社會的良心”這個信念深信不疑，並以此為目標，激勵自己位卑不忘憂國、勞苦不忘民瘼、追求正義和真理。然而，讀了一些史書後，便逐漸產生了懷疑，御用文人和形形色色“刀筆吏”的不絕史書，使我難以釋懷於文人的助紂為虐，仔細思量起來，覺得文人作起惡來其實比武夫更為可恨。武夫殺人，明目張胆，以弱肉強食為理所當然，毫不掩飾；而文人作惡，不露聲色，仁義道德，冠冕堂皇，陰險毒辣又非武夫可比。揆諸古今歷史，使人不能不謂之信然。現今社會已不是帝制時代，文人作孽的方式自然有與從前大不相同，但說假話、幫閒、出賣良心，則古今為一。試看21世紀中國學界不時出現的諸多怪論，則知吾言不謬。

怪論之一：“中國城市環境污染不是由汽車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車造成的”。

據說，這是國內某知名大學交通學院院長2003年發布的“重要研究成果”。實際上，只要稍有思維能力，任何人都可以明白這個結論的荒謬。這個命題涉及三個要素：城市環境污染，自行車，汽車；城市環境污染是果，自行車和汽車是因，因此，只要考慮自行車和汽車兩個方面所涉及的問題即可明了。

自行車是否造成污染，取決於兩個因素：自行車本身是否產生污染？中國大城市中自行車在數量上的增長，是否造成大量排污？汽車是否為污染之源，也取決於兩個因素：汽車本身是否產生污染？汽車交通堵塞是否是由汽車數量的增加造成？

就前一個方面而論，答案是很清楚的：自行車並非以燃料為動力，本身不會製造污染；而且，現在的自行車數量雖有增長，但並沒有超出既定的自行車道而侵奪汽車道。如果說交通堵塞造成汽車大量排污，是由自行車造成，那麼，為何不說交通堵塞是由人口太多造成呢？要知道，人口過多才是中國客觀實在的國情。也許，我們那些可愛的研究者們應該再作進一步推論：人口過多是造成城市污染的根本原因，因為人口眾多造成了汽車行駛不暢，所以消滅人口是根治城市污染的唯一出路。這樣的結論才可稱為絕論呢！

就後一個方面論，答案也是很清楚的：汽車以燃料為動力，是製造污染的源頭；而且，近些年來隨着汽車工業的飛速發展，汽車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之一，公共車輛的增多是明顯的事實，而發展勢頭迅猛的私家車——這在污染問題出現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的增多，更是不爭的事實。公、私車輛的增多所形成的交通堵塞，在目前各城市已達到這樣的程度：即使完全沒有自行車存在，機動車輛也會形成堵塞現象。因此，結論是很顯然的：超限度的機動車輛的存在，才是造成大城市污染的根本原因；根治污染的出路只有一條：限制私人汽車，大力發展公共交通。但在各級政府把私家小汽車的生產和銷售作為重要政績指標，認為私家小汽車增長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情況下，希望限制私家汽車數量無異是痴人說夢。這就是國情。

這項邏輯上狗屁不通的“成果”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它多麼明目張胆地欺人自欺，視全國人民為智力欠缺的“劉阿斗”，也不僅在於它以怎樣的形式顯示一些所謂學者的所謂“學問”墮落到何等可笑的地步，更在於它反映了當代文人在助紂為虐方面的新特點：很顯然，它不再是為專制統治的權力欲所誘惑，希望從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中分得一杯羹，而是完全屈從於滾滾物慾，為更加實際的物質利益抽去了靈魂。在物質誘惑中，一部分所謂“學者”（或者更高雅一點，“文化人”）實際上變成了沒有脊梁的哈巴狗，只要有人扔給他一根帶有些許肉絲的骨頭，他就會感恩戴德地服從施主的意志，失去理智判斷，不分好歹地狂吠亂咬。顯然 “城市環境污染是由自行車造成”這樣的怪論，即屬此類。對於這樣荒謬的結論，任何一個稍有邏輯思維能力的人，都會明白其錯誤所在。它的邪惡在於，它出自被當下社會公眾信賴的打着“社會良心”招牌的學者之口，具有極大的欺騙性。“修辭立其誠”，是每一個正派學者處世立命的起碼道德底限，准此而言，有些所謂學者的行為實在太離譜了。

怪論之二：從傳統文化中借鑑反腐敗經驗。

“傳統文化”是一個模糊概念。客觀地講，“傳統文化”包含豐富的內涵，對於“傳統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任何人似不宜簡單地肯定或否定。但是，“從傳統文化中借鑑反腐敗經驗”這個命題所指向的，似乎不外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諸如“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之類的“重民思想”，一是傳統官僚政治文化中的吏治經驗。如果是從前者，那麼我們不能不指出，“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之類的“重民思想”，在“傳統文化”中從來就處於很微末的地位，歷來都不曾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它所體現的不過是一些具有政治參與意識的書生一相情願的理想而已；而“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懼民觀念”，則是親歷民眾反抗活動的統治者本能的感悟，這種觀念在依靠血統繼承皇位的後繼者那裡是沒有多大分量的。但是，無論是來自具有政治參與意識的書生的“重民思想”，還是來自“打天下”的王朝開創者的“懼民觀念”，從來就沒有對傳統官僚政治形成實質性衝擊，形成相應的“重民制度”，因而也就談不上對中國傳統官僚政治的根本影響。

實際上，盛行於今日政壇的所謂“人民公僕論”——人民是主人翁，官員是人民公僕——在深度上早已超出了傳統的“重民思想”，既然“人民公僕論”無法阻擋滾滾腐敗之流，那麼以歷史上統治集團根本利益為出發點的“重民思想”或“懼民觀念”，焉能在今日的反腐敗鬥爭發揮作用？因此“從傳統文化中借鑑反腐敗經驗”這個命題所要表達的，應是“從傳統官僚政治文化中借鑑反腐敗經驗”這曾含義，但問題是，這可能嗎？

中國傳統官僚政治在本質是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專制集權政治。這種政治文化的根本信條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特徵則是嚴格的等級關係。在這種權力等級結構中，上對下擁有絕對的權力，下對上必須絕對服從。由此造成一個必然結果是，國家政治生活能否正常運轉，廉潔高效，取決於兩個不可或缺的條件：一是以皇權為代表的最高權力是否能保持強大控制力，二是這個最高權力本身能否能保持廉潔。但問題是，最高權力在不受制約的情況下，實際上最易腐敗的，一旦最高權力腐敗，整個官僚政治絕對不可能保持其強大控制力和清潔高效，因此腐敗成為不可避免之事。作為受這個權力體系壓迫的民眾，幾乎沒有對這個體系的任何制約力量。只有當整個腐敗的官僚集團的壓迫達到無法承受時，民眾便揭竿而起，推翻整個權力集團，建立同樣結構的權力系統。王朝雖有更迭，其制度結構卻沒有本質的變化。近代以前的一部中國歷史，其實就是一部王朝更迭史；在這部王朝更迭史中，人們惟見興衰治亂，卻看不到制度上脫胎換骨的更新。

就統治集團的所謂經驗而論，不過是嚴刑峻法，如朱元璋的“剝皮實草”之類，但這嚴刑峻法永遠脫離不了事後懲罰的老套路，因此根本無法杜絕官員腐敗於未萌；而且，一部中國歷史告訴我們，從來沒有哪個王朝將嚴刑峻法貫徹到底，最先破壞法律的往往正是最高權力集團的成員，他們享有的特權是對法律的最嚴重的腐蝕劑。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充其量不過是欺人自欺的遮羞布。傳統官僚政治以及它所造就的“傳統政治文化”所具有的宗法專制特性，決定了它不可能為今日的反腐敗提供借鑑。如果傳統官僚政治及其文化真能為歷代統治者提供跳出治亂興衰循環圈的良策妙方，那麼中國歷史早就不會有王朝更迭了。說到底，宗法專制官僚體制本身的缺陷乃是政治腐敗的根本，因此，從所謂“傳統文化”中學習“反腐敗經驗”，真無異於緣木求魚。如果對這樣的胡言亂語信以為真，其情形無異於一個人想提着自己的頭髮而脫離地面。

怪論之三：“中國死人最多的不在煤礦，在小轎車（交通事故），每年12萬！”“中國煤礦死人沒法避免！因為中國的老百姓太窮了。”“你不該生在中國，你不該做中國人，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了？” 礦難原因“主要是窮，而不是腐敗”。

這是一位自稱集“哲學家”、“科學家”和“學者”於一身的所謂“院士”的高論。這樣的怪論出自一位“院士”之口，似乎說明一些所謂擁有最發達大腦的人，連起碼的邏輯能力都十分低下。我們不妨稍微剖析一下其中的邏輯混亂。

首先，稱“中國死人最多的不在煤礦，在小轎車（交通事故）”，是把兩件沒有可比性的現象生拉硬扯地聯繫在一起，其本身就是邏輯不通的表現。且不說煤礦礦難死者人數是否真的要比小轎車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少，即使果真如此，將這二者放在一起加以比較也是不倫不類。我們知道，交通事故的發生，十之八九是汽車司機違反交通規則造成（如違章強行、超速、疲勞駕駛，酒後駕駛，等等），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由司機個體的錯誤行為造成，因此，對交通事故負責的大多都是個體之人。避免交通事故的發生，是可以由司機本身的主觀上的謹慎駕駛（遵守交通規則）減少到最低程度或避免的；反觀礦難事故，動輒幾十人、上百人被埋在礦井中，這些人的苦難和死亡，是他們可以主宰的嗎？那些黑心礦主勾結號稱“人民公僕”的貪官、惡官，為了攫取最大利潤，漠視礦工的生命，無視安全措施上的漏洞，才是礦難屢屢發生的根本原因；而礦難之所以不能得到遏制，根本上是因為貪官、惡官的存在，以及他們為黑心礦主提供的保護；任何一樁礦難的發生，背後都有一樁樁骯髒的官商勾結的罪惡勾當，因此，任何一樁礦難的發生，都不是礦工個人主觀上的謹慎可以避免的，是根本不應與交通事故相提並論的。

其次，即使礦難死亡人數比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為少，那麼就能證明礦難死人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嗎？在礦難事故中，死難者所面對的是一個強勢力量——礦主，這個強勢力量團體具有以礦工生命為代價攫取最大不義之財的強烈欲望和動機，這是眾所周知的，也是天底人人皆知的秘密。在當今社會，這種以人的生命為代價獲取財富的方式，無論這個代價是多是少，其本身都脫不掉不義性質，都是不能容忍的。我們真的不明白，在一個號稱“以人為本”的社會裡，一個戴着“院士” 桂冠的人，怎能以礦難死亡人數的多少來證明礦工死亡的正當性，為那些無視安全漏洞的礦主開脫罪責呢？否則，這樣的比較又能說明什麼問題？

“中國煤礦死人沒法避免！因為中國的老百姓太窮了。”“你不該生在中國，你不該做中國人，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了？” 礦難“主要是窮，而不是腐敗”。這位大“院士”的這些驚人之論所表現的邏輯混亂真是匪夷所思。首先，“煤礦死人沒法避免”是什麼意思？是的，即使在安全防護措施十分完備的發達國家，礦難死人也無法根絕、完全避免，但是否可以將目前這樣頻繁發生的幾十人、上百人乃至數百人被埋在井下的礦難視為“沒法避免”呢？這樣的礦難如此頻繁地、惡性地發生，難道真的“沒法避免”？我想，如果這位大“院士”的兒子也在礦井中挖煤的話，他頭腦中的邏輯大概就會稍微健全一點，肚子裡就會稍微多一點 “人”的心腸，也就不會從“中國的老百姓太窮，”“生在中國”“做中國人”這樣的事實推出活該死於礦難的結論。在我看來，這種“因為你是貧窮的中國人，所以就該死”的邏輯，真堪與希特勒發明的“因為德意志民族是優等民族，所以就該統治全世界”的邏輯相媲美。

大“院士”很聰明，但聰明反被聰明誤，一句礦難“主要是窮，而不是腐敗”，把自己那根緊藏着的尾巴暴露出來了，使人不免驚嘆一聲“原來如此！”說來說去，“腐敗”不是礦難發生的根本原因，這就是大“院士”所刻意達到的結論。如果人們讀一下1955年這位大“院士”批判梁思成建築思想，說故宮就像一灘污泥濁水一樣擋住北京的交通，建議推倒故宮的的文章，回憶一下他這些年來的種種令人噁心的“幫閒”行為，再回國頭來看看他今天的種種怪行怪論，人們必定會再次發出“原來如此”的驚嘆。

餘論。

“輿論一律”的時代已經過去，書生們可以用自己的大腦考慮問題，用自己的聲音說話了，孰料一些無賴之輩卻自甘墮落起來，難怪人們說“書生不如婊子”，婊子在民族大義面前尚有浩然正氣，而一向標榜“鐵肩擔道義”的書生卻下流地自宮。真使人不免仰天長嘆，唏噓再三。人們常說“樹林大了什麼鳥都有”，難道偌大的中國學界，就該出產此類怪鳥？　

（感謝張緒山教授惠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