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丘田之爭，稱為丘、北大之爭更為合適一些。北大校方前一陣做出了回應，主要有兩點：一個是田剛立即回北大做全職的話，反而不利於他做出更好的成果，因為目前國內的科研環境不如在國外更好。第二個是建議大家去看看《New Yorker》的文章。這個回應的兩點，我都覺得不是那麼好。
首先是第二點，《New Yorker》的文章確實把丘損的夠嗆（不過丘如此被動，與國內媒體不負責任的報道有關，在此再表達一下對於國內惡俗媒體的憎惡），儘管如此，這似乎不能成為北大為自己辯解的理由。我們假設一個場景，假定某甲指責某乙有某方面的問題，某乙要辯解的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講事實，擺道理”，說明自己沒有該問題，而不是說，“你也有什麼什麼問題”，那就成了誰也攪不清的對罵了。

關於第一點，確實是有些道理的。但在這個時候我想起了另外一個科學家----黃昆。黃昆為老百姓了解，恐怕還是因為幾年前他得國家最高科技獎。其是他的工作在三、四十年代就達到了相當的成就，其著作也成為經典。關於黃昆，聽說過幾件軼事，一個是文革末期，我國一個科技代表團訪問法國，人家很熱情，說我們這裡有一個“H組”，專門研究你們的Huang，代表團面面相覷，不知Huang何許人也，回來一查，才知是黃昆。另外一個是文革後期黃昆在北大不太受重視，還是鄧小平的親自過問，才調到中科院。

黃昆在科學研究上所達到的高度，比起現在的田剛來，恐怕只會高不會低。關於黃昆的回國，當有記者採訪他時，他說：就個人而言，也許我不回國，能夠做出更高的科研成就；但是回國，卻教育培養了一大批這方面的人才，從總體上帶動了該領域（固體物理）的發展，因此我認為我回國是值得的。

與黃昆相比，恐怕田剛的境界就差了一些。一個大學，或者更廣地講，一個組織結構，要獲得聲譽（所謂“世界一流大學”），從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達到的，而是需要一代甚至幾代人的努力。在這個過程的初期，往往需要人們做出更多的付出，而其回報卻相對較少。當然，一段時間後（也許10年，也許20年），建立了聲譽，各種環境也相對規範和完備後，其回報和付出才有可能相稱。比如我現在所在的Merced加大，因為是一個新校，可以說沒有多少學術聲譽（有的教授申請項目失敗，就因為被認為學校太小、條件不夠），但是還是有很多著名的教授來此，他們在為學校創造聲譽的同時，無疑也在做出犧牲。

再舉個簡單的比方，一塊貧瘠的土地，可能種什麼都長不好，有兩種做法，一種是先下力氣去改善土壤，一種是乾脆在別的地方種。顯然，對於後者，這塊土地永遠是貧瘠的。我們現在的科研環境，也許就像這塊土地，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做出上述哪個選擇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對于田剛而言，因為我們已經給了他“院士”，“政協委員”等稱號，這時候再置身度外，恐怕並不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