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阿憶說劉胡蘭是被她的鄉親們動手所害，江蘇某校曾經有教授寫文章說
劉胡蘭是“政治童工”，有人據此認為這些教授和記者合夥造謠，通過“惡搞”
歷史細節來解構革命，其實並非一定如此。他們完全有可能是真的不明白，是真
的很無辜。雖然事後解放軍報記者調查證實阿憶的說法沒有經過調查，他們的說
法並沒有事實作為依據，但是這不說明他們是從惡意出發來編排歷史的。精英們
完全可以從自認為是真理的理論起點出發，來表述他們對劉胡蘭的“完全不理解
”，他們確實需要一種事實（無論真假）來證實劉胡蘭的事跡純屬虛假和偶然、
無意義，否則他們所執着的理論信念和真理知識，將受到最嚴峻的挑戰甚至是被
“否定”而不完滿。
還是從國共內戰說起，以前的共產黨宣傳中間，最為理性的分析是認定國民黨代
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與工農的利益相反，而共產黨代表的是人民大眾的
利益，這兩個集團的衝突是階級利益不相容的必然結果。最終，共產黨的勝利被
認為是人民利益的勝利，按照毛澤東在《人民的大聯合》那篇文章中間的說法（
這個早期說法今天的人們可能更容易理解），是人民的大聯合戰勝了地主資本家
的大聯合。在宣傳的另一方面，許多馬屁文人（其中有些是思想並未入黨的共產
黨員），則長期着力宣傳是共產黨高官誰誰誰聰明機智、勇敢頑強對取得勝利起
到了決定性作用，這樣，共產黨的勝利被宣傳為高官們領導有方、道德優越方面
超過了國民黨人。體現其它宣傳傾向的材料也有，但是這兩種宣傳模式占據了大
多數。
在這些宣傳材料之外，還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國共雙方認識世界的“范
式”差別。國共內戰的爆發並越打越大，在操作層面上確實體現了不同的看問題
方法和對力量對比的不同預見。見識過賭博的人都有經驗，對壘雙方的底牌都很
好的時候，賭注會在雙方的共同信心推動下上升到很高。大體上可以認為：國民
黨方面的底牌是有形實力的優勢――人力物力兵器美援等等，這是他們勝利的信
心所在，老蔣和陳誠在內戰爆發初期公開宣布在三到六個月內消滅共產黨；而共
產黨方面也有必勝信念，共產黨的底牌是民心向背――可以把統一戰線劃到敵人
的腳跟前，毛澤東在四六年預言五年左右取得最後勝利。
綜合起來，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差別，不僅僅代表利益的不同，也有一個純粹的看
問題方法的巨大差別：國民黨認為篤定能夠起到決定作用的那些因素，共產黨方
面則持有相反的看法；共產黨方面認定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國民黨方面完全
看不到。如果雙方看問題的方法相同，作出的最後判斷一致，則有可能實現妥協
――甚至存在一方投降另一方的可能。這種狀況其實就是番邦蠻夷托馬斯•庫恩
所說的：在不同的範式之間存在“不可通約性”。國民黨的看問題分析問題的“
範式”，共產黨認定是錯誤的，共產黨運用另外的“範式”來分析問題，國民黨
人也顯然不認同。
這種不可通約性的廣泛存在，由來以久，我們的古人早就發現了。《左傳》記載
，春秋時期有一位曹劌先生就說過“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這個話說的很生動
很具體，意思是說：那些吃肉吃得多的人，思維一定會產生障礙，有很多重大問
題註定是那些人看不到的。孟子也說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意思也很清
楚，在憂患時代可以很自然地起作用的東西，等到了享福過好日子的時候，就不
會再存在了。結合這兩位先賢的說法，可以發現“範式革命”的一個條件：一個
人從貧賤走向富貴、肉吃得多了、日子過得越來越好的時候，他的世界觀和認識
論就會改變，從而導致一場真正的“範式革命”。範式革命帶來認識上衝突――
不可通約性――的產生和對立，甚至嚴重到一個人難以保留他從前知識積累的程
度。一般來說，一個人從被統治階級上升到統治階級地位，範式革命的後果總是
消極的，這一點上，曹劌和孟子有共識；毛澤東有一句話，精英們一聽就要跳起
來，但用於翻譯“曹孟共識”，則顯得很通俗、很徹底，他說得有點赤裸裸：高
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說到底，共產黨革命勝利至今已經接近六○年了，從前有些吃不上肉的人，解放
後都吃上肉了，而且隨着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進步，有肉吃的人越來越多了，特
別是在吃肉特多的精英階層中間，發生“範式革命”就有必然性。不理解共產黨
和革命在精英們中間恐怕不在少，硬要他們明了當初共產黨艱苦奮鬥時期的“范
式”，確實是勉為其難了。阿憶教授四五千塊的月薪還嫌少，吃肉很多，頭腦就
肯定要跟着發生變化；阿憶教授還自己開車，這個事情恐怕也會加速頭腦里的范
式革命，不利於他認識問題，尤其是不利於認識共產黨革命。
共產黨領導革命的時候，無論是抗日戰爭期間還是解放戰爭初期，都是在技術和
兵器劣勢的條件下作戰的，所以，共產黨頭子毛澤東，總是苦口婆心地勸說軍隊
將領：不要去打那種硬碰硬的仗，除了彭德懷等人偶爾違背一次（例如百團大戰
）之外，共產黨在戰爭中間的表現基本上就是毛澤東要求的那個樣子。但是在今
天的精英們看來，沒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的刀槍互戳，那怎麼能夠稱為打仗呢
？所以說共產黨“假抗日”的精英，越來越多了。
我們的老祖宗孫武寫文章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
精英們讀得很熟，至少比參加共產黨革命的那些不識字的農民更熟，但是要他們
把這個運用於分析問題就很困難了。當年革命時代的農民雖然完全不識字，沒有
讀過多少書，但是，在毛澤東這樣的小知識分子指導之下，對孫武的思想倒是能
夠學以致用。我們今天的精英們在對打仗的認識上，基本上局限在孫武認定為第
三等和第四等層次的打法上，由於“肉食者鄙”引發“範式革命”導致認識方面
的障礙，精英們的認識始終難以達到孫武所說的“上等戰爭”的打法層次上。共
產黨在戰爭年代窮得叮噹響，孫武所說的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戰爭打法，除了解放
戰爭後期之外，共產黨往往打不起。共產黨別無出路，只好按照毛澤東的指示，
去打第二等（其次伐交）和第一等（士兵伐謀）的仗。
毛澤東從井岡山時期開始，就要求“政治掛帥”，軍隊必須克服單純軍事主義，
就算是普通士兵也必須在打仗之外，學會“打土豪籌款子”和“做群眾工作”。
在抗戰期間，表現就更為典型了，日本侵略軍把國民黨軍隊就象趕鴨子趕出華北
，但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武器比國民黨還差，卻能夠逆向滲透過去。就是在精
英們認定共產黨沒有怎麼跟日本人真刀真槍打的情況下，硬是把華北的日軍統統
趕進了“炮樓”――那些侵略軍理性地認識到：如果沒有一個堅固的堡壘來保護
自己，晚上就睡不着覺。到了這個地步，日本人如果不是頭腦糊塗，抑或死要面
子，早就應該知道他們的仗已經敗了，應該老老實實捲鋪蓋回老家了。為什麼日
本人不肯回老家、硬要賴在炮樓里不走呢？很顯然，他們欺負共產黨的八路軍窮
得叮噹響，沒有大炮和炸藥可以摧毀炮樓，一時半刻還威脅不到他們的“炮樓生
存模式”，所以還可以繼續在中國賴上些時候。
日本人搞掃蕩，進攻八路軍總部，想要捉住八路軍主力決戰，按照日本人自己的
技術和武器優勢來打仗；但是共產黨人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堅定不移地反對按照
敵人優勢打仗（伐兵、攻城等模式），最終日本人被迫按照八路軍的優勢陷入所
謂的“麻雀戰”，被共產黨發動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所包圍（就是伐交、伐謀
的打法），龜縮在“炮樓”裡面。
當時在敵後戰場，共產黨隊伍很少以大部隊行動，分成很小的分隊和小組（例如
“武工隊”），深入到群眾中間，建立起抗日政權，把群眾組織起來，反抗日本
的侵略，最終的結果是：蘊藏在群眾中間的“戰爭偉力”能夠為共產黨八路軍所
用而不為日本侵略軍所用，使得侵略軍的經濟補給和人力補充成了嚴重問題，而
人民軍隊卻在這個過程中間發展和壯大起來，這其實就是孫武所說的“其次伐交
”――切斷敵人賴以進行人力物力補充的群眾聯繫；最後讓敵人既面臨補給困難
，又面臨着現實零碎的、日常的生存危機。
而且，戰爭原本就是政治，就是通過戰爭謀取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在日本人
看來，最好是能夠建立穩定的傀儡政權，從而低成本地、長期而系統地掠奪中華
民族的經濟剩餘，這樣的戰爭目標，在共產黨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伐交”
）打法之下，就必然地落空了，侵華戰爭不僅未能建立起日本的政治控制和經濟
掠奪系統，反而成為消耗日本國力的泥潭，這樣，日本軍閥所規劃和發動侵華戰
爭的利益目標，已經完全不可能實現了。從宏觀和戰略層次上看，共產黨的伐交
戰法，就升到“伐謀”層次了――根本打消了日本侵華的一切如意算盤。
只要是執行這個宏觀上“伐謀”戰法和操作上“伐交”的戰法，作為參加戰爭的
個人，就一定會常常陷入劉胡蘭所面臨的那種危險。共產黨和八路軍聯繫群眾，
並賴以集中人力物力支持戰爭的巨大地方行政管理網絡中間的每一個人，通常都
是處在毛澤東所稱的那種“犬牙交錯的戰爭”態勢之下，常常缺乏大部隊的保護
，是那種真正的“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革命者――按照劉胡蘭的說法就是“
怕死不當共產黨員”――的意義所在。共產黨革命勝利，犧牲的有名有姓的共產
黨員數量高達370萬人，這些人中間的絕大多數，都不是堂堂正正地死在戰場之上
的，多數都是死於刑場，甚至是死於工作上的失誤和偶然遭遇的敵人――就跟劉
胡蘭一樣。在這種偶然背後，有必然性，因為共產黨人在劣勢下不得不以“伐交
”的方式去替代堂堂之陣，個人與優勢敵人遭遇的情況，就是經常的、大量的，
所以沒有劉胡蘭所說的“不怕死”心理準備，是不可能主動投入風險非常高的共
產黨革命事業的。
精英們不理解革命，有其必然性，這是範式革命跟着吃肉數量上升而必然會發生
的結果。當然，也不排除少數精英很高明，完全理解革命，但是革命時期共產黨
那種打仗方式，從根本上足以顛覆精英們的一切統治優勢，所以他們需要在宣傳
上進行抹黑和歪曲，以免群眾掌握之後對他們構成現實的危險。不過，我個人傾
向於相信，真正足以突破範式革命障礙認清共產黨革命奧妙的精英，是極少數和
個別的。
最後，做一點總結髮言，一般說來，愚蠢不總是由於文化知識或者技術性知識不
足帶來的，這樣的情況可能更多地存在於自然科學領域。在認識人類社會的社會
科學發展方面，一個人是否能夠超出自己的階級偏見來看待問題，超出那個跟着
吃肉數量而發生的“範式革命”所帶來的障礙，可能是影響認識進步更為關鍵的
因素，所以我很贊成宋明儒家提出的一個認識論口號――“去私慾之蔽，見天理
之明”。中國的知識精英們熟讀孫子，但是等到他們分析中國革命中間的人物和
事件的時候，卻常常表現出來驚人的無知，看來，熟知確實不等於真知。不過，
精英們也不必因此而妄自菲薄，一些參加國中國共產黨革命全過程在新中國當了
高官的人，也未必真的理解中國革命，有個著名的大官的女兒寫了一本書回憶她
老爸，說她老爸是――“長征路上跟着走，解放戰爭跟着打”――就這麼着懵里
懵懂地跟着幹了一場革命。
二００七年一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