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亨尼斯教授：自2000年出任斯坦福大學校長。Villanova大學電子工程學士學位，紐約州立大學計算機科學碩士和博士學位。曾任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科學系主任、工程學院院長、主管學術和財務的副校長。亨尼斯教授致力於生物科學和生物工程方面的跨學科建設，被稱為“RISC”之父”。約翰·亨尼斯教授還是美國國家工程研究院和國家科學研究會員。

7月15日下午，美國斯坦福大學校長約翰·亨尼斯教授在第三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發表了主題為“大學是創新和社會進步的源泉”的學術演講。演講由中國林業大學校長陳章良主持。

亨尼斯校長首先談到了全球急劇變革的時代背景下，大學所面臨的挑戰、承擔的使命。歷史已經證明，大學是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今天的大學又被賦予了更多的期望和更高的要求，特別是在創新方面。原因在於，長遠的基礎研究產業界很少從事；另外，公司發現花費長時間所從事的研究最終成為公共物品，被競爭者分享收益。這些趨勢的存在再次將研究的重任賦予了大學。此外，大學在技術轉讓方面做得也很出色。轉讓的過程往往是從公司內部的實驗室轉到生產領域，做起來非常困難。但在大學中很容易，因為大學主要是人員的流動，不是創意的流動。而且，大學匯集了一大批優秀的、傑出的人才在從事研究。研究是大學創新的基礎，也是經濟、技術和社會進步的基礎。因此，和其他機構相比，大學更容易進行創造、發明，並有重大成果突破。這樣的一種創新不是限於現有技術上的改進，而是徹底的突破，是用全新方法去解決一個問題或應對一個挑戰。大學應該通過創新，培育高質量的人才，以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推動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

一、大學是創新的源泉

亨尼斯校長認為，大學的最根本的使命就是創造新的知識。但大學在創新方面，不能只注重短期效益，應加強基礎性研究。基礎研究作好了，有助於應用性研究。同樣，更多的應用性研究可以讓研究者看到基礎的根本性問題以及如何解決。換言之，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是相輔相成的。所謂基礎研究就是基礎性的研究，大學在推動基礎研究方面應該起到獨特的作用。當然，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存在着差異，但這種區分有時被誇大了。人們往往認為，基礎研究就是某些人具有好奇心，想了解未知的領域。應用研究就是找到具體方案，解決問題。事實上，這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二者之間並沒有水火不相容的地方。而且，當中還有一塊中間地。所謂中間地就是戰略導向的研究，也就是說一些人已經認識到一些機遇，但卻不知道如何抓住機遇。在最好的大學裡面，大多數研究都是有關戰略性問題。因為研究者想要去做的事情，結果會大大造福於世界。

如何營造有利於創新的環境？亨尼斯校長提出，就內部而言，主要有三個因素。首先，要選對人；第二，時刻生活在技術的前沿；第三，尋找那種跨時代意義的技術。通過新的技術、通過新的發現來創造出這樣的變革。亨尼斯校長結合自己25年來在斯坦福大學和硅谷工作中的積累，對創新環境的三要素進行了說明。在這三要素中，選對人這是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步驟。主要有三類人，第一類是理想家，指的是能夠很快看到科學技術所帶來新機遇的人。他們通常比其他人高瞻遠矚，並努力實現他們的願景。第二類人是探索家。通常是受到技術經驗的驅動，能夠感受到技術的變革所創造的新機遇。第三類人是不受束縛的執行者。這在大學環境和研究商業實驗室中特別重要。主要指能夠探索願景，而不受經驗、行業的限制，他們願意尋找新的方法和途徑。這在開始可能沒有多大價值，但最終會帶來巨大變革。碩士生和博士生都是扮演這種角色。

亨尼斯校長還通過具體的案例說明了推動創新的環境以及這些環境是如何帶來創新和發現的。人是激發創新的關鍵，環境也是如此。研究的前沿知識是推動創新的最佳途徑。所以，創新的團隊應該生活在技術和創新的前沿，這些人應該使用他們研究領域的最高端技術。因為，生活在技術前沿的人，他們有非常敏銳的嗅覺，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裡會很快地發現新技術，他們也能夠很好地理解潛在的發明和新技術帶來的影響和潛力。第二，使用新技術會迫使人們去解決一些未知的問題。這些技術的早期發展會使你了解一些與之相關的問題，技術也會提升能力。斯坦福大學的Xerox Alto、Cisco以及Yahoo的具體案例說明了，所有公司的成立都是由願景推動的，研究由探索開始。

同時，亨尼斯校長指出，創新還需要其他內部和外部的因素，以便我們能夠形成創新型的中心。這些因素包括：一是足夠的研究資金。這樣才能夠使建立在研究、方法和業績之上的最好的理念得到資金的支持。二是研究團隊要有更大的自由度。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研究發現會有怎樣的突破，也沒有任何人會預測建立在這樣研究基礎上的公司會帶來的收益。三是要有一流的設備、實驗室和計算機設施，這是完成研究的至關重要的因素。四是學生。學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影響的最有創新能力的人，他們在技術轉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Google的奇蹟就是最好的確證。

二、研究型大學的技術轉讓

亨尼斯校長認為，過去25年自己在斯坦福和硅谷所學到的最重要的一課是，技術轉讓轉移的是人，而不僅僅是技術。技術不過給研究人員到開發人員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梁。作技術並且能夠真正理解這種技術的人，他們是最好的進行技術轉讓的工具。當然，一些技術方面的發現最好能夠提供給公司使用。這種做法尤其當技術有廣泛的改進，並且在新的行業中有所改進的時候，這樣做是最好的。斯坦福長期成功的歷史、長期轉讓的技術是依靠人。大部分或所有的案例中都是如此。斯坦福所有的公司，包括新創的公司當中，發明人員的參與技術，在技術轉讓中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完成技術成功轉讓的這種創新必須具有一定的支持環境。這樣一個環境在大學、科研領域以及產學研當中都是最重要的。在硅谷的獨特環境裡，行業裡面的創新人員以及大學裡的創業人員可以看到，他們的合作以及他們的使命會儘可能形成一個雙贏的局面。科學家和工程師都非常忠實於技術、科學，在行業和大學之間架起了一個有效的橋梁。轉讓、創新同時也要求技術方面突破，要有肥沃的土壤。豐潤的土壤應具備一系列要素。其中，資本是最重要的，要有風險資本和天使資本。當然，工程天才也很重要。而管理方面的天才經常被忽略。此外，諮詢建議也很關鍵，尤其是在公司創業階段，非常需要一些團隊的幫助和指點，以為他們的發展指明方向、對市場作出反應、改變業務計劃等等。

亨尼斯校長發現，在技術轉讓中，研發部門很重要。在斯坦福的歷史上，對技術轉讓一直都很支持。但在斯坦福大學，沒有專門的團隊負責選擇、投資和幫助新興公司。亨尼斯校長認為，創建公司不是大學的主業所在，大學在這方面基本不具備合格的人員。

在演講的最後，斯坦福長再次強調了大學在科研和創新方面的作用和所面臨的挑戰以及他本人對未來大學的夢想，他認為大學應該將研究、教育和教學整合起來，學生和活躍的學者應該致力於研究、創造。在過去的25年中，這個模式在斯坦福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保證智力發現的質量、保證教師的科研和創新。斯坦福相信，大學能夠、也應該成為研究和創新的源泉，在21世紀尤其如此。大學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充分利用這樣一個機會，來做出更大的貢獻，進一步改善人類福祉。

演講結束之後亨尼斯校長圍繞着有關問題與中方大學校長進行了廣泛深入的交流。

——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郝平問：斯坦福這些年在海外建立了多少個海外中心？打算派多少學生到海外培訓？在這個項目上需要花多少錢？斯坦福如何激勵、鼓勵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

亨尼斯校長答：斯坦福在海外建立的中心全球共有十幾個。本科生中的35%都會有短期或長期到海外學習的機會，目的是使斯坦福的學生具有一種國際視野。創新已經不是一個國家的事情，很多時候是合作。關於文理並重以及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如何創新的問題，斯坦福未來的重點是如何促成跨學科的科研，通過跨學科的合作來促進創新，特別是文科與社會科學之間的互動。

——上海大學副校長周哲瑋問：在斯坦福氛圍中，如何協調從事基礎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之間的關係？斯坦福中不乏不成功者，他們是繼續進行研究還是選擇離開？

亨尼斯校長答：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是一個聯繫的統一體，有很多的互動、合作。至於第二個問題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有很多成果，但沒有應用，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這很常見。問題是這種研究成果會對誰產生影響，是對學術界還是產業界？這都是我們在不斷思考的。另外，對於一直在做，但始終沒有成功的人，很難得到研究經費了。

——華東理工大學校長錢旭紅問：信息技術與其他技術相比有其獨特性，在對物理、數學、化學等專業的教授的評價與對信息技術專業的教授的評價如何區分？

亨尼斯校長答：我們對所有人的考核基本上採用的是相同的方式。他們在全國各地的同行對他們的評價、認可是最核心的標準。我們也提到影響，但這個影響是廣義的，可以是對產業的影響，也可以是對其他社群的影響。我們往往會找某一個行業、某一個領域的專家來對被評價者的工作質量以及可能的長期的貢獻與影響進行評價。

——東北林業大學校長李堅問：中國大陸學者智商、待遇等方面並不低於別國，為什麼缺少世界大師級人物？至今沒有人獲得諾貝爾獎？

亨尼斯校長答：這個問題有難度。但美國一些模式可以借鑑。我們對最出色、最優秀的人才是給予絕對的支持。我們的科研撥款機制是靈活的，直接與研究者的績效掛鈎。在實驗室和儀器設備的使用方面，給他們提供極大的自由度。我從來不去告訴教授該研究什麼，我們的撥款機構也不會去干預，教授主要按照自己的研究興趣進行研究。

——中央財經大學校長王廣謙問：近年來，在一些世界一流的理工科大學裡，文科研究進展很快，其成果的產生是不是與自然科學的濃厚氛圍相關？這兩個領域的教授們是否經常交流？在斯坦福文科的研究經費大約占多少？

亨尼斯校長答：這種聯動肯定是有的，特別是在那些交叉領域、交叉課題方面。大學的科研經費中主要來自兩個方面，政府和產業界以外，其中大部分是聯邦政府。但聯邦政府有很少的錢給文科，主要是給自然科學、醫學、工程等。對此，我們大學的自籌經費主要用於文科，與政府撥款相反。

——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問：我認為大學主要是創造環境、搭建平台。美國大學科研機制是高度競爭的，這是不是與美國的大環境相關？而中國作為一個經濟體制轉型的國家，還需要校方起着一定的主導作用。對此，您如何評價？

亨尼斯校長答：正是這種競爭機製成為我們斯坦福大學成功的關鍵。斯坦福大學是一所私立大學，但卻可以直接在招生、招聘教授、科研經費等方面與其他公立大學直接競爭，可以得到適當數量的錢。談到此，我認為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結合在一起非常重要，可以使我們的研究生培養更加高效。同時這些研究生能通過這種機制，把自己所學到的知識帶到外面，有所作為。通過這種平台，成果轉化更加暢通，更有助於大學的創新和發展，也更有利於大學服務於社會。

——南京大學校長陳駿問：一般認為，斯坦福大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與硅谷的成功聯繫在一起。那麼，硅谷的成功中斯坦福大學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亨尼斯校長答：我認為斯坦福大學的重點是從事世界級別的創新工作，最終是應該走出象牙塔。我們強調的是做世界級的最好的頂尖的工作，社會也期望大學這樣。我們在促進大學在社會進步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至於斯坦福在硅谷成功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提供了技術和團隊來幫助組建公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胡海岩問：近幾年斯坦福大學如何對待教授在外面兼職，如何保證教授們在上班時間不去思考公司的問題？

亨尼斯校長答：教授的角色與他們在公司中所扮演的角色確實有潛在的利益衝突。我們基本的做法是，如果是教授，我們不允許他們在公司中擔任管理職務。否則，會影響科研的。我們認為教授在大學教書是他們的主職所在。但他們可以每周有一天在公司從事諮詢工作。此外，我們還要求我們的教授不可以在大學和公司里承擔同樣的課題。可以說，這個問題永遠是個挑戰。

——中國林業大學校長陳章良問：我覺得風險投資基金對斯坦福大學的創業很重要。請亨尼斯校長談談這方面的經驗和所存在的問題。

亨尼斯校長答：風險基金非常重要。只有這樣，才能使技術的轉化取得成功。當然，風險基金會受到願景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