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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魯迅高高在上的“神話”
送交者: 佚名 2007年03月24日17:27:23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關於魯迅
類型:雜文 作者:一夢枕春秋  2003-11-5 發表於 紅袖添香


網上瀏覽,經常看到一些關於魯迅的專門網站,這些網站大抵很“專業”,只以全部的熱情和虔誠專注於魯迅的研究和崇拜,經常光顧的網民也同樣“專業”,幾乎是魯迅清一色的膜拜者、追隨者和捍衛者。一時之間,似乎魯迅之大,小小的網站已經無法容納其他了。
“西陸社區”“評讀魯迅”論壇的一位同志如是說:“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只有魯迅才是舉世無雙的有思想、有氣質、有人格、有靈魂、有學養的知識分子。只有魯迅是實現了自己人格理想的知識分子,其餘的知識份子充其量不過是奴才、蠢才、庸才。”
看罷,不由得毛骨悚然。

這樣的網站論壇,討論情形可想而知。魯迅高高聳立於雲端,祥雲繚繞之中獨享供奉的尊榮。而魯迅的追隨者們,承繼着魯迅“痛打落水狗”並“踏上一隻腳,使其永世不得翻身”的兇猛,對魯迅曾經和現存的一切論敵們都加以無情的打擊和徹底的批判,甚至極端狹隘到這樣的程度:“即使不論及魯迅,將魯迅的論敵抬高,就是假此形彼地貶低魯迅”。於是,批判之餘,被批判者的學問造詣和學術成就也被蠻橫地一概抹殺,這也許是所謂革命批判的必然,但同時也反映了捍衛者的虛弱。
魯迅向來以潑辣而著稱,他罵過的人太多,因而受牽連者也眾。這些人中就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創者、學界泰斗胡適先生,有被周恩來總理尊稱為“大學問家”的國學大師章士釗先生,有一度和魯迅先生友好後來又疏離了的學貫中西的林語堂先生,有中國第一任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先生,有國寶級的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先生,有國歌的詞作者、中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田漢先生,當然還有著名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梁實秋先生(這位“走狗”後來因為要專心於學問而拒絕出任國民黨的教育部長),還有和日寇堅決抗爭之後被踢下水淹死的女教育家楊蔭榆女士……總之,要詳細列舉這份名單恐怕需要相當的勞動強度,似乎也沒有這個必要,因為即便把名單列齊了,其實仍不足以顯示魯迅性情之剛烈以及鬥爭之徹底精神。魯迅說了,他是“一個也不寬恕”的。

看過一篇文章,說魯迅善於捕捉別人的痛處軟腳,然後全然不顧別人的感受毫不留情地對症下藥。這也許和魯迅早年在日本學醫有關,以至於棄醫從文之後,他所面對的單個病人轉變成了一類人或者整個社會。
大師級的學者、名流們是有病的,創造社的成仿吾們是有病的,左聯的周揚們是有病的,新月派是有病的,國粹派是有病的,現代評論派是有病的……於是,魯迅開罵,以棒喝為良藥。關於魯迅的罵人眾說不一,至今仍有一大幫幫閒文人極盡粉飾之能事,甚至不惜祭起“扣帽子”、“打棍子”之類的絕活紛紛為魯迅的種種漫罵開脫甚至喝彩,這暫且不說。只是偌大中國,只有一個魯迅醫生,卻舉國東亞病夫,此說難免有狂妄、自大之嫌。而且,偶爾罵人以泄心頭憤懣之氣,本也無妨,但終年累月地罵那麼多人,多少有礙於先生本人的身心健康。
更為嚴重的是,整個中國都病入膏肓了,因此,魯迅的猛藥幾乎橫掃了中國一切的一切:中國的傳統醫藥成就是垃圾——“決不看中醫”;中國的國粹藝術京劇是垃圾——“一大班人亂打”、“咚咚蝗蝗之災”,中國的歷史是垃圾——“中國的書縫裡,只寫着兩個字:吃人”;中國的文化是垃圾——“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中華民族也是垃圾——因為有劣根,比如象阿Q。在魯迅眼裡,這個無知、無恥的阿Q就代表了中國人的形象——每次念及至此,我都要忍住“呸”一口的衝動!
由於強化教育的結果,我們這一代人一開始幾乎都是魯迅的崇拜者,但是漫天的投槍匕首飛舞之後,尤其是這些投槍匕首竟然不帶絲毫感情、異常兇猛狠辣地刺向了我們多災多難的祖國,及其所創造的偉大的歷史和文明,我的崇拜動搖了。
有人說這正是魯迅的偉大之處,也是魯迅最終被推上“民族之魂”寶座的重要原因。“中文不滅,國無希望”——我對這種連民族之根本都加以徹底否定的“民族之魂”大大地不敢苟同。

劉半農曾贈魯迅一聯:“托尼學說,魏晉文章”,說尼采是魯迅思想最重要的來源之一,魯迅自己頗為認可。
尼采殺死上帝,並徹底顛覆了整個西方世界的傳統價值基礎;魯迅的刀子也直插中國的心臟。醫生的高明之處在於刀子插下去以後的處理,病人的性命畢竟是壓倒一切的目的。可是魯迅卻容不得半點猶豫,病人死活不論,刀子插下去先,反正,“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這哪裡是治病救人,分明是謀財害命。
和尼采一樣,魯迅顛覆一切卻少所建設。看魯迅的文字,我們只看到一個沒有希望的黑暗中國,僅此而已。對於如何建設光明的未來,魯迅是不怎麼感興趣的,在他的文字裡幾乎看不到任何對建設的勾畫,也許先生的興趣只在於踐踏,正如尼采。
如果一定要說有所建設的話,那麼作為“文化革命的旗手”,作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魯迅成為神話以後,的確出現了一種嶄新的文化局面,這個新的文化局面,也許可以部分地歸功於魯迅對“舊文化”的凌厲破壞。遺憾的是,以這個嶄新的文化局面為背景,我們看到更多荒謬的場面:享有盛譽的紅學專家俞平伯遭受了嚴厲的批判;魯迅最堅定的追隨者之一胡風因為《三十萬言書》而獲重罪;錢仲書只好封筆不出;沈從文隱身一隅默默地琢磨中國傳統服飾;老舍們更為悲慘,他們連肉體也被一併消滅。而蜚聲海內外的巴金先生,只對一條臭水溝發生濃厚的興趣,並因此湊合成了新局面之後唯一一部偉大的作品——《龍鬚溝》。身為中國文聯領導人的巴金先生卻從不領用政府工資,大概也算是一種自我檢討吧?
就對文化產生的積極意義而言,如此新局面,實在很難與被魯迅所蔑視的胡適先生的建設成就相提並論。胡適先生在破壞惡傳統的同時,也繼承了好傳統,在揭露黑暗的同時,也勾畫了光明的方向,他所開創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其積極的建設性意義,在今天已經得到公認。

和尼采不一樣的是,幾乎在尼采被冠以法西斯主義理論先驅罪名的同時,魯迅正一步步走向輝煌的神壇,最終成為了中華民族的“民族之魂”。
儘管結果迥異,但導致結果的原因卻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源於政治強人的認同,而無關乎各自本身的學問、道德。尼采不幸被希特勒所推崇,所以這個第二帝國時期德國民族沙文主義的堅決反對者極其荒唐地變成了第三帝國德國種族主義的奠基人;而魯迅先生卻有幸被集“四個偉大”於一身的天才領袖毛主席所賞識,於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是“空前的民族英雄”。
如此,“民族之魂”論似乎蓋棺論定。
但也未必,要說一個壽終正寢多年的人,他卻始終能代表不斷發展前進中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這簡直無異於一個經典的神話。況且,魯迅本人就根本不屑於成為中華文化——這種垃圾文化的代表,因為他說“中文不滅,國無希望”。
中國人也許有造神的本能和衝動,所以世俗佛教在中國有了最為廣泛的群眾基礎。但歷史終將還以本來面目。神聖了幾千年的孔老夫子被主席拉下聖殿,主席自己也逐漸走下神壇,藉助主席的神性而高踞於雲端的“民族之魂”,你跌落凡塵的日子還遠嗎?
為了還“民族之魂”以應有的光榮和神聖,我們有極大的必要和責任,從一個長期被光環所掩蓋的角度重新審視一個真實的魯迅。

有兩個耐人尋味的例外情節可以作為重新認識魯迅的起點。
其一,魯迅幾乎對一切都破口大罵,但是日本人和共產主義例外。由此,我推斷魯迅首先是個英明的政治家。
由於出色的政治遠見,魯迅斷定當時內憂外患的國民政府成不了大氣候,因此以無比的激情和勇氣盡情嘲弄和鞭撻了它的一切,也包括這個政府曾經為抗日運動做出的各種努力;同時,魯迅也預測到中國的未來,不是着落在日本人手裡,就是着落在共產黨手裡,為長遠計,共產黨自然罵不得,日本人也罵不得。儘管當時日本人肆意挑釁,中華大地群情激憤,但是魯迅終其一生,都斷然絕口不提抗日。
如果排除政治遠見選擇說的可能性,則面對日本侵華的囂張氣焰,魯迅不能依其一貫的脾性,發出“打倒小日本龜兒子!”的吶喊,着實是樁令“友邦驚詫”的怪事。這是魯迅作為“民族之魂”的疑點之一。
其二,號稱一生都在“勇猛廝殺的無畏鬥士”,魯迅偶爾也有輕鬆、悠閒的例外。
事情發生淞滬抗戰期間。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當19路軍“八百壯士”為國家和民族浴血奮戰的時候,被尊為“民族之魂”的魯迅先生,於1月29日,急急忙忙躲進了日本人的內山書店,2月6日,再由內山書店的日本朋友護送至英國租界內山書店分店避難,4月,正值19路軍抗日最慘烈、全國軍民群起大支援之際,魯迅先生在避難所整理他的《三閒集》和《二心集》。
“三閒”和“二心”,對照當時的國情,實在是極好的書名。如此的閒情雅致,對始終憤怒着的魯迅來說,幾乎是愉悅的。這是魯迅作為“民族之魂”的疑點之二。

由以上兩點出發,全面審視魯迅在抗戰期間的所作所為,即使是作為一名普通的愛國者,魯迅的資格也大有疑問,更毋寧說什麼“民族之魂”。
魯迅死於1937年末,也就是說,他成名後親歷了三次抗日的高潮:1931年,東北“9.18”事變;1932年,凇滬“1.28”抗戰;1935年,“何梅協定”和“1.29”學生運動。
這個時代,爆發了許多真正的民族之魂的聲音:《黃河大合唱》、《我的家在東北的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然而,這個時候的魯迅,我們遍尋他的百萬雄文,竟然找不到一星半點的抗日字眼,更不用說什麼慷慨激昂的愛國文章。相反,魯迅以其特有的尖酸刻薄公然污衊全民的抗日愛國運動和各種愛國努力——都是“做戲”,並且說日本人打得贏,是“因為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戲是做戲,決不混合起來的緣故。”除此,我們看不到哪怕一句對愛國行動的積極支持、對烈士的崇敬和對祖國的真心期待。
請耐心領教魯迅以下的文字:
“象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本人太殘酷,其實這完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什麼全都是一樣……”——在魯迅看來,中國青年被日本人殺戮,不是因為日本人殘忍,而是因為中國人的不認真。言下之意,是該死了?!
“在亞細亞的黃人中,現在可以擬為那時的蒙古的只有一個日本,日本的勇士們……”——在魯迅的筆下,日本人是如彪悍的蒙古人一樣的勇士,而中國人卻是如阿Q般的東亞病夫。“日本的勇士們”,虧得魯迅先生叫得出口!
“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僕役——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眾……”——日本人侵略東三省,只是作為主子來“懲罰”中國政府和民眾。這簡直就如同放屁無異了!
我幾乎從魯迅那撇驕橫的鬍鬚里看出了十足的東洋味。

魯迅早年留學日本的時候,得到日本人藤野先生的關照,並時常銘感於內,後來又和日本內山書店的老闆等人私交甚篤,魯迅的書就經常由日本內山書店出版並販賣。似乎沒有任何關於內山老闆棄暗投明的說法,那麼以日本人對天皇的忠誠,魯迅的書既然能夠在日本的書店出版和販賣,其思想內容當然不可能和大日本帝國的利益有絲毫衝突。
魯迅1936年10月17日出訪日本人鹿地亘及內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時25分病逝。魯迅臨終前不為中華民族的興衰存亡奔走呼號,卻拖着虛弱、垂死的身軀親自登門去拜謁兩個日本人,對小日本的感情,由此可見一斑。和日本人交好,甚至私底下熱愛大日本帝國,這原本都是私人情懷,不說也罷。
當民族的脊梁在世界各地為中華民族的抗日事業積極努力的時候,在全國人民拒買日貨、焚燒日店的形勢下,魯迅卻躲在日本的書店裡與老闆喝茶,海闊天空之餘,大談黑暗的、沒有希望的中國——讓人看了渾身無力,絕對不會產生一絲一毫為國捐軀的衝動;大談抵制日貨等於給英美送錢沒有意義——先生之意,送錢給當時在經濟上和道義上支援我們抗日的英美,還不如送錢給日本,好讓可愛的日本人更快一點打破“鐵的黑屋子”,以拯救可悲、可憐的中國人。
在國家和民族面臨滅頂之災的關鍵時刻,綜觀魯迅的表現,如果不是因為無知,那他起碼是一個親日的墮落文人。
讓這樣一個魯迅,長期盤踞着“民族之魂”的無上榮譽,無異於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惡意褻瀆。

在“紅袖”網站看到一篇文章《魯迅,你怎麼捨得她難過》,是說魯迅和他的糟糠之妻朱安的故事,如此溫婉的疑問實際上緣於對魯迅的誤解。在此,暴露了魯迅作為一個普通人,在人格方面的嚴重缺陷。
被訛傳為反封建鬥士的魯迅從來就少有自我道德約束,他總是一貫正確,總是“天上地下,惟我獨尊”。在魯迅看來,所謂“修身齊家”的個人修養、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之道”、所謂“克己”、所謂“仁”、所謂“禮”……統統是一文不值的封建垃圾。
但是魯迅自己卻毫無顧忌地堅持着內心深處對“三綱五常”思想的認同,於是和弟弟周作人鬧分家以至水火不容,對朱安感情和生活的踐踏等等,其錯,全在對方。朱安真正比糟糠還不如的生活境況,完全是咎由自取,又豈關魯迅的什麼捨得與不捨得?
照魯迅家人的說法,魯迅生性多疑而且暴躁,事實似乎的確如此。魯迅一生與人爭鬥不休,關起門來跟家裡人斗,打開門來跟全中國斗;既跟右翼勢力斗,又跟左翼聯盟斗;先跟前清遺老斗,後跟文學青年斗……從這方面看,魯迅倒不失為主席“與人斗,其樂無窮”光輝思想最自覺的先驗執行者。
朱安是魯迅身邊一個不幸的女性,許廣平則是另外一個。許廣平這個北京女師大的學生運動和抗日領袖,在魯迅的約束下,竟然成為一個不能參與社會活動的家庭婦女,為此,他們曾經發生多次嚴重衝突,幾度面臨分手的處境。只能說是分手吧?許廣平和魯迅只是長期同居關係。魯迅與朱安早有夫妻之名,卻未盡丈夫義務,與許廣平雖有夫妻之實,卻又不給她以名份。魯迅這樣優遊兩端而遊刃有餘,兩下相安無事,其本領實在令當今大多數男同志嘆服。
根本沒有必要和魯迅討論關於女性尊重的話題。在魯迅先生的日記里,常常有這樣的記載:某月某日晚,“洗腳”一次;某日晚,再“洗腳”一次……“洗腳”?不懂吧?和許廣平女士做愛而已!把和妻子做愛形容為“洗腳”,把女性視為一盆骯髒的洗腳水,這是對女性怎樣的侮辱與傷害?
要說真正的“封建渣滓”,恐怕魯迅才是真正的極致,古往今來,能夠超越這個侮辱女性的高度的,實屬不多見,普天之下,也許唯有日本男人對自己的女人的鄙視與傲慢,能與魯迅一較長短。
將這樣一個魯迅,高高祭祀在“民族之魂”的聖殿裡,是我迄今為止知道的最荒唐甚至無恥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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