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的問題，我想和你多說幾句。

任何多於一個成員的團體，能夠正常運作最重要的因素是內部交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而且成員越多，交流的重要性也就越大，複雜程度也就越高，對交流的效率和方式的也就越講究。這點你同意嗎？這屬於“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組織行為學研究的內容。碘對點的交流，和點對多的交流就有不同，網絡式的同級交流和多極的層次交流體制也不同，他們在結構方式效率通訊協議等方面都有不同。

總之，成員越多，通訊的方式就越複雜，效率就越低，對通訊規程的要求也就越高。這就是制度的基礎。任何一個制度，都必須和他的交流效率匹配的，否則這個組織的內部交流就失效了，那麼這個組織本身也就崩潰了，那麼決定社會成員交流效率的是語言和文字信息，包括，傳遞速度，準確性，靈活性，可檢索性，表達內容的容量，。。。和使用者的普及程度。。。等等。

其實，中國的專制獨裁統治，和中國人使用的語言交流效率低有某種必然的因果關係。如果在某個層面放鬆獨裁的程度，慢慢地增加民主的成分，很快，決策人就會感到語言交流不充分的壓力，這個壓力會把整個組織的整體性破壞掉，於是，它就有自然而然地收回到了獨裁的方式上。

任何社會的管理形態，嚴重地取決於該社會的語言文字交流效率，不是一個可以隨心所欲的選項。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企圖實行西方民主的第三世界國家，最後都不成功，因為他們沒有社會語言交流的基礎來支撐這個制度。

制度，不僅取決於對某種制度的發明，更取決於這個制度在某個社會中的可行性，而這個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由該社會所有使用的語言文字應用水平決定。

這在組織行為學中可以找到理論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