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華的四年一晃而過，與清華的關係也從"學生"變成了"校友"。畢業時故作瀟灑輕鬆地將
學生證上交的那一刻，我還意識不到自己將會多麼懷念在清華園中度過的四年，也預見不出
還原記憶碎片時的感慨。
與清華結緣的原因和過程或許人人各自不同。對那些未嘗屈居次席的"大牛"們來說，清華是
他們高手過招、獨孤求敗的不二之選；對那些曾經感動於王國維、陳寅恪、梁實秋、錢鍾書
、梁思成、林徽因等傳奇人物的心靈而言，清華是追尋理想、事業和浪漫的最佳歸宿；而對
於那些跟多年前的我一樣，在十八歲時才第一次有機會自己選擇未來的大多數高三同學而言
，為了遙不可測而又實實在在的未來，不管做出怎樣的選擇都是需要理由的。

學文科的同學是敏銳的，在做出選擇之前考慮的東西可能也會更多一些：名氣、熱度、師資
、風範、氣氛甚至氣質……遠非理科生們的心思那樣簡單。我們長於用雄辯的理由說服別人
，卻常常不知如何說服自己進行選擇。是選擇熱門專業還是追隨理想信念？應該更看重學術
前沿還是大師風采？歷史傳統和國際接軌孰輕孰重？這些問題可能不會有統一的答案，但或
許應該有更多的視角值得考量--特別是對於文科而言，一個綜合的評價恐怕遠遠不是能夠用
一串串的統計數字所能概的。既然如此，就讓些許片斷來折射吧。

傳統與復興

與理工科相比，文科似乎更容易"因時而變"。特別是最近十幾年來，敞開大門之後的中國學
術界逐漸與國外接軌，我們才發現自己已經從方法上落後了，迫切需要對文科研究轉變觀念
。於是，在某些文科專業沿用了幾十年的老教材被國外原版教材所取代；國際上人文社會科
學學術界注重縝密推理與實證分析的治學態度也給我國文科研究帶來了極大的影響。人文科
學更注重以人為本的"人文回歸"，社會科學則更注重引進更加完善的研究方法。文科不再甘
於成為"隨形勢而沉浮"的附屬性學科，逐步找尋着自身的發展規律。

這些變化體現在教學上，就導致在經濟、金融、管理、新聞、傳播、法律、文學、社會學等
各學科的人才培養思想和課程建設體系與一二十年前都有了很大的變化，某些學科的變化甚
至是根本性和革命性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高校中的"傳統文科高手"試圖憑藉先發優勢
儘快轉型以適應變化；而致力於建設"新文科"的後起之秀則憑藉引進先進研究手段、借鑑國
外學科發展規律，利用沒有束縛和壟斷的優勢由前沿交叉學科帶動主流文科的發展，從而不
斷取得具有國際水準的快速和突破性發展。

清華九十多年的歷史中，既有"老文科"，也有"新文科"。歷史上，清華園裡大師雲集，賢人
輩出。文科學者中以"古今融會、中西貫通"為指導思想、以推理和實證為研究方法的"清華
學派"名聲甚至壓過了其他理工科的學者們。這樣講毫不誇張：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和
趙元任這"四大導師"無可爭議地構成了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國學"的最強陣容；還有馮友蘭、
金岳霖、季羨林、吳宓、吳晗、錢鍾書、梁實秋、張奚若、潘光旦、朱自清、聞一多、費孝
通、吳晗、曹禺、夏鼐、張岱年、英若誠、呂叔湘、吳組緗、王力、王瑤、李健吾、李賦寧
、許國璋、王佐良、許淵沖、卞芝琳……這些學者既有國學根底，又深切了解西方文化；既
不是衛道士，又不是西方文化的搬運夫，他們無一不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界的脊梁，也
是清華文科被外力中斷幾十年之後重建時所依存的血脈。

1952年，清華文科服從國家安排，忍痛被劃撥給了兄弟院校，離開了其生根發芽、成長壯大
直至揚名海內外的故土--清華園。那一刻起，多少大師和學子熱淚長撒，對清華園魂牽夢繞
。清華人和清華文科有自己的風骨，但在國家利益面前不會計較自身得失，因為用自身的才
能和奉獻成就社會的需要和繁榮一直是清華人恪守的信條。

歷史難以用今天的觀點加以評說，也從來不是清華人藉以懈怠的理由。當那段特殊的歷史時
期逐漸遠去、高等教育全面恢復正常之後，清華從決定恢復文科的那一天開始，就對於文科
發展給予了充分的重視程度、政策傾斜和資金支持。

作為回歸的遊子，文科在清華享受到了更多的優先與體貼。清華學生所能享有的各種海外訪
問交流項目之多已經令人羨慕，文科專業學生參加海外交流項目的機會還要明顯高於全校平
均水平；文科院系接收其他院系本科生保送研究生的門檻也非常高，最優秀的一部分理工科
學生也有不少選擇文科專業繼續深造。由於清華的文科專業沒有通常意義上的"冷門學科"，
優勢學科也堅決不搞"批量生產"，所以文科生在清華非但不是"弱勢群體"，還頗有些令人眼
紅，成為清華園中的"新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