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消亡及其時間表》的藝術價值
陳儀玲
《中共的消亡及其時間表》應該是一本很政治的書。有政治敏感的人往往只看到政治，但是,有的人可能會看到藝術。一般來說,藝術的價值在於兩個方面:一是原有藝術形式的儘可能的高度的完美,二是藝術形式的創新,而後者往往比前者具有更大的價值。好在這本書還有一個副標題:“揭謎和預言”。那麼,現在就從藝術的角度來看一看這本書的價值。
一、 體裁的創新
通常極少能見到一本書象《中共的消亡及其時間表——世紀之交的揭謎和預言》這樣竟然令體裁這一概念尷尬得摸不着頭腦!
就體裁而言,這本書肯定不是一本小說,更不是詩歌或劇本;也不是一本傳記或回憶錄,儘管其中有點傳記的資料和回憶錄的成分,而象邱吉爾回憶二戰的書中的回憶則占有主要的分量,可這本書卻不然。那麼,它應該是一本政論啦——其實也不是。因為政論著作不塑造藝術形象,而這本書不僅充滿了各種生動的藝術形象,而且有一半以上用的是一種形象化的語言(下邊還要專門論述)。我們從這本書中讀到了政論的說服力、傳記和回憶錄的第一手真實資料、記實小說的生動形象、詩歌的韻律、散文的抒情、諷刺和幽默、文學評論的獨到見解、心理分析的入木之洞見、哲學的思辯、百科全書似的全面、社會調查報告式的真實、具體事件的預言和對未來幾世紀的社會發展的預見、還有語言對於靈魂的攝影照片等等。關鍵還在於上述的一切並不是機械地組裝在一起,而是渾然地融合為一體,令人驚嘆。
也就是說,這本書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化語言體裁,用任何一重現有的體裁名稱都無法完全涵蓋它。需要創造一個新的名稱來涵蓋它的外延。現在還想不出一個更合適的定義和命名，那就暫時藉助於“多媒體”這個詞吧:文學多媒體。它不同於報告文學,報告文學是在一個較小的篇幅中對於比較單一的事件和人物的文學寫實；文學多媒體則是消解了各種現有的體裁界限,以便於完成更宏大的場面和時間跨度,運用各種體裁特長在一個著作中對於各種事件的寫實和人物的寫真,及其理論的闡述。
所以,打通了原有各種體裁的自我封閉,消解了體裁之間的界限,把一重新的體裁,文學多媒體,呈現在讀者面前。這是這本書的第一個藝術價值。
二、 獨特的藝術形象塑造
中共消亡中充滿了藝術形象,從開篇的第一個形象孫中山先生，到最後的也是貫穿全書的一個形象“我”，及其中間的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等等,都躍然紙上。
先看 孫中山尷尬的形象:終生致力於打倒封建皇帝,而自己卻生出了兩個終生熱衷於當皇帝的政治兒子。塑造這個形象的較新的手法在於讓孫中山尷尬地出場晃了一下,然後這個形象的血肉就有所有的子孫們來豐滿了。以後各章各節的每一頁都能使讀者感到孫文的存在,聯想到他的尷尬伴隨着中國在彎路上又整整走了一個世紀。完成這個形象的過程可稱為“先見照片後見血肉之軀的真人”。其次,用政論的筆調來塑造形象也是別具一格的,因為在這本書中作者把政論的語言和文學作品的語言之間的界限給消解了。普通寫政論的人讀了這本書可能會感到不快,似乎是作者把這一片田地給弄荒蕪了。這正是語言藝術的創新,下邊還要專門論述語言藝術。再其次是塑造了中共這個集體形象,從前到後,把中共這個集體形象給立體地真實地塑造了出來。似乎是讀完這本書之後,簡直沒人再想去通過其它方式了解中共了。另外,作者還用一種特殊的筆法集中地描繪出了中共幾十個高層人物的靈魂形象,這也是值得肯定的一種嘗試。從而使讀者在清楚地看到了人物形象之後,又看到了那些人物靈魂出竅之後的形象。
三、 豐富多彩的語言特色
一本書一般只有一種語言特色,比如平實的,機智的,哲理的,抒情的,粗獷的,細膩的,幽默的等等.然而,中共消亡這本書卻是一個蔚為大觀,幾乎運用了所有特色的語言,把漢語語言藝術發揮到了淋漓極致的地步。如果要翻譯成其它語言的話,真要擔心會有人能夠百分之百地把這本書譯出原有的色彩,這使人又想到了那句“詩不可譯”的悲觀老調。儘管這不是一本詩歌。
書一開頭是一篇自序,打破常規的是竟罕見地用了一種抒情的筆調。接着的第一章第一節寫孫中山及其“兒孫”們,用的是莊嚴、鄭重、直截、有力和蓋棺定論般的政論濃縮語言,似乎是法官在宣判,莊嚴到了使讀者幾乎失去了主動思考的空間,仿佛只能令人信服地去接受作者的觀點似的。接下來一節中,用了科學的定理、定義法一口氣下了四個定義。而在描述馬、列、毛之間的關係時卻用了一個形象化的比喻:馬克思說到共產星球上去要造一種高速飛船,只有先充分發展生產力和科技才能夠造出；列寧說只要造個長一點的梯子就可上共產星球,結果蘇聯人上到了樓頂上,這便是列寧的樓頂主義——藉助馬克思主義奪權；毛澤東說造長梯子太麻煩,往牆上敲打出一些蹬腳的地方也可以上共產星球,結果中國大陸人上到了平房頂上,稱為有中國特色的平房頂社會主義……。在評述所謂的“毛澤東熱”時,用的是幽默和諷刺的筆調,在痛斥奴才主義的人時,用了最難聽的粗話:“你舅舅是個廳級幹部有什麼值得賣弄?就是再高上幾個級別,同我的吊毛相比,哪個更重要?!”而在回憶錢鍾書和于光遠等“老前輩”或“仁人志士”對“我”的誤解時,其筆調是那樣的輕柔和諒解,充滿着期待和尊敬。最後,在刻畫政壇上那些風派政客的形象時,竟創造性地運用語言藝術對人物的七個面(正面,背面,側面,另一個側面,裡面,形而上面,形而下面)進行了“全息攝影”，這是作者在運用語言藝術給幾十位中共高官靈魂畫象的同時,又給風派拍攝了一張能見骨頭的"X"光底片,從而創造了語言藝術運用的新方法。

(見美國太平洋國際出版有限公司《中共的消亡及其時間表——世紀之交的揭謎和預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