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關於他們倆的一個故事。
“胡適一直得到蔣介石的欣賞和重用，1958年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這是一個地位非常高，帶領台灣科學與人文發展的重要職位。就職的時候胡適做完演講，蔣介石上台講話，他說，胡適宣揚的五四精神，專門講科學與民主，這兩個當然很重要，可我覺得不夠，還必須加上倫理，民主+科學+倫理，才能有一個平衡發展——這其實是蔣介石常掛在嘴邊的名言。總統講完本該結束了，沒想到胡適又上台發言，把蔣介石的話痛批了一頓。他說，社會生活的發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識改善生活需要科學，至於倫理，是隨時代而變動的，決不可能跟民主科學相提並論。他講完後，就見蔣介石臉色大變，當時有幾百名學者在場，這樣的公開批評是很少見的，還好蔣當場沒有發脾氣。”

這個故事很有意思， 引發我若干思考。我發現我是站在蔣介石一遍的，這個三位一體的平衡式其實要比胡適的話深刻得多。按照胡的意思，倫理似乎是次一等的東西，其實，我認為倫理絕不比其他兩樣低，反而更高呢，因為倫理不僅協調人與人呢關係，而且它還指導民主和科學呢，在某種程度上。倫理固然可能隨時代而變，難道科學就是一成不變的嗎？事實上，科學變得還可能更快呢！至於民主，也有一個不同時代有不完全相同含義的問題。況且， 變化的事不等於不重要！

我本來也頗迷信胡適，看了這個故事，發現胡也許並不如我們想象得那樣“偉大”，他如此否定蔣的話，一定程度上顯出他的粗淺和書生意氣，他腦子裡有很多新思想，但似乎並沒有經過自己腦袋好好處理和加工，有點搬弄概念的意思在內， 反倒是蔣介石的倫理說更象是他自己的經驗和思考的結果。

從他和蔣爭辯的方式上來看，他也顯得缺乏一個學者應有的深度和審慎。這樣絕對的武斷的否定他人(特別是蔣介石這樣的人）的意見，卻又以這樣粗淺的方式，這好像不是一個“大”學者應有的風度，到很象氣盛膚淺的小年輕的作為。即便在西方，面對如此的一個問題，和如此一個重要人物爭論，這樣嚴肅的場合，海外成熟的學者好像不是都象胡這樣輕率的吧？

由此，我想到，我們常常盲目崇拜“偉人”，其實很多時候，那些所謂“偉人”未必真如我們想象的那樣“偉大”，是我們把它們想象得太偉大了，我們要抱一種嚴謹審慎批判的態度看待一切所謂的“偉人”，這樣才容易發現真理和避免盲從。

此外，胡適的這個問題，其實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局限，對西方採取的是囫圇吞棗的態度，並沒有太多自主獨立和批判辨別的精神。當然，在那個時代，這是苛求他們了。今天，我們看這個問題，仍有很大的現實意義，今人應該要站得更高，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