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解放，只為煥發創造力 |
| 送交者: 龐忠甲 2008年02月07日14:25:25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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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歷經一系列“思想解放”，先後突破了“兩個凡是”、“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等思想禁區，方有今天經濟建設突飛猛進、舉世驚艷的佳績。 已往每次“思想解放”，都有明確的針對性和目的性，那麼本次“思想解放”的針對性和目的性是什麼呢？ 籠統而言，總是為了“強化中國的社會建設和道德建設。”；由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進入了新的歷史起點”，因此，“解放思想也必須進入一個新的更高境界”。 先行者紛紛尖銳指出：關鍵是突破既得利益重圍；要決心殺出血路來。憂國憂民之忱，躍於言表，令人感奮！ 至於內容，咸認為可從十七大文件精神領會。報刊文章上，除了面面俱到的概念性宏論，可見一些突顯針對性的提法：關鍵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大膽籌劃政治特區；研究好制度設計；對“穩定壓倒一切”給予新解；改變片面追求經濟總量增長，甚至直接損害民眾合法權益的發展模式；以及“叫板新加坡”，學習新加坡，讓中國社會變得“乾淨”和“有序”，讓中國人變得“有道德”和“有禮貌”等等。林林總總，究竟準備全面開花？還是直指政治改革，或是意在“道德重建”？抑或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找不着北？ 以上題目無不應議，無不可議；但作為深層意義上名副其實，實至名歸的“思想解放”，根據中國現階段的發展水平和實際需要，愚以為唯聚焦“煥發創造力”；非僅“時措之宜”，乃“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或者說“知之至也”。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循此可望尋獲求解全部老大難社會問題的金鑰匙，一往無前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崇高目標。 確切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正處於一個命運攸關的轉折點：憑藉巨大的低成本優勢，吸引全球資金和先進科技紛至沓來的“拿來主義”蜜月期已近尾聲；中國必須超越“拿來主義”的發展模式，代之以自主創新能力優勢，才能獲得持久的發展進步，自立於進步人類之林。如果停滯不前，不能實現由“世界工廠”向“創造強國”的跨越，那麼中西力量的對比，本質上與鴉片戰爭時期沒有區別，“脆弱的超級強權”很容易在創造力的競爭中淘汰下來，迄今為止所作的一切努力甚至付諸東流，所謂“大國崛起”、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恐將流為南柯一夢。 美國成為當今世界唯一超強的根本的原因在於旺盛的創造力。就科技領域而論，縱觀20世紀三次重大科技革新，都由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主導 —— 三十年代以物理學為核心的科學革命；50年代半導體技術的突破和脫氧核糖核酸（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帶來核工業、電子工業、航天工業、電子計算工業、生物工程等新興高技術產業的迅猛發展；以及始於七、八十年代，至世紀末大見成效的信息技術革命，如今已經成為世界科技和經濟發展的主流。 信奉盛極必衰的歷史經驗主義預言家們，不時發出美國即將重蹈羅馬帝國敗落命運的推斷。近十年全球大步跨入信息化新時代，也是科技創新能力對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彰顯到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的十年；美國在信息高科技革命中的領先作用，讓這些預言家再度啞然失音了。美國的“信息霸權”、“金融霸權”、市場品牌、軍事實力、文化吸引力以及令人眼花繚亂的外交博弈，說到底，不過是創新，首先是科技創新這個強大內核的外在表現。 中國今天的經濟強勢如此出眾，對世界經濟增長拉動幅度已超過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按平價購買力計居世界第二，如果照兩位數增長的勢頭外推，超越首富美國已然為期不遠；但究其內涵，稱之為“外強中乾”，並不為過。這個“干”，“干”在自主創新不足；不僅事實上創新業績乏善可陳，根本問題在於創新底氣衰弱，亦即精神槓桿作用嚴重缺失；如果見不及此，無論下多強決心，呼喊多響口號，投入多大資金，採取多少措施，總是隔靴抓癢，成效不彰。 中國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發源地，但在近、現代比較重要的文史哲學理論、自然科學或應用技術進步成果中，有多少中華民族的原創發明，值得發達國家移樽就教呢？ 舉目四望，從小小螺絲釘開始，汽車、火車、飛機、輪船、地鐵、農機、農藥、化肥、鋼材、玻璃、水泥、塑料、鐘錶、電機、電燈、電影、電扇、電話、電視，電梯、電飯鍋、電冰箱，微波爐、打火機、空調、電腦、傳真、手機、互聯網、錄音機、攝影機、錄像機、VCD、 DVD、圓珠筆、鋼琴、風琴、提琴、電子琴、流行音樂、摩天大樓、防疫針、抗菌素、維生素、眼鏡、西服、領帶、皮鞋、尼龍襪、密織纖維、抽水馬桶、沙發、席夢思，罐頭食品甚至快餐、方便麵，一切標誌着現代生活方式的大小事物概莫能外，統統來自西方世界的創造。中國孜孜追求的現代化，難道不就是西方化嗎？ 改革開放至今，凡屬人類一流先進創造成果，神州大地遍地開花、似乎應有盡有了，但仍然幾乎都是“舶來品”或“舶來技術”的仿製品。據報道國內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僅占萬分之一左右。中國已經躋身汽車、船舶製造大國，高性能發動機核心部件和精密調控系統還不能自給。整個中國民航使用的全是外國飛機。中國藥物製劑每年推出上萬種，卻沒有一項FDA通得過的合成新藥。中國互聯網網民已逼近兩億，大半為寬帶用戶，但幾乎所有關鍵高端硬、軟件系統技術都由美國開發和擁有。 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令世人矚目，勞動生產率也提高很快，2006年工業勞動力年均創造財富1.26萬美元，約為1980年時的8倍；顯示低附加值的勞力密集產品結構正在轉向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生產，甚至“中國工業和技術的突飛猛進幾乎沒有為其他國家的同步發展留下更多的餘地”；但製造先進產品所需要的裝備和工藝主要依靠進口，也就是說仍然不脫“拿來主義”。中國在許多大型國際科技合作項目中實現了“以我為主”，實際上多是外國人設計，請來的外國“腦袋”，花錢買來的“自主產權”。在尖端科技方面，包括載人航天工程等領域都取得重大突破，但基本上屬於朝向一個國際既有成果或結論靠攏，以求縮小差距、“填補空白”的“逆向發展”，並非超越意義上的自主創新。 如果說，本次“思想解放”的目的在於迎接這一偉大的轉折，何不明明白白地針對面前的最大難點：何以煥發神州中華失落已久的創造力？ 人類同一切生物的競爭優勢，人類之間一切競爭的高下之分，歸根到底，是創造力的賽事。離開了創造，人類只是一種相當蹩腳的動物而已，在生物界兇猛的獅虎熊豹或靈巧的小蜜蜂、螞蟻、蜘蛛面前算得上什麼呢？ 人類告別叢林，經由新石器、青銅、鐵器時代，走過冗長的農業社會，開啟了加速發展的工業化新紀元，轉進今日突飛猛晉的高科技訊息化時代，生活方式有了如夢若幻般的巨大變化進步，這一切都是人類創造力發揮和運用的成果。未來高科技社會的發展浪潮中，創新，無疑將一直居於無與倫比的先導地位。 創造求新，能夠無限提升人類的能力，不斷增進人類的福祉，體現了人類生存天地間的特有意義。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創新決勝過去、今日和未來。缺乏創新能力的民族將失去生存的資格，或被同化，或被滅亡，兩者必居其一。 創新，涵蓋了政治經濟制度、文化藝術、科學技術和生產管理方法等社會生活一切範疇；按照馬克思主義術語，就是說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都要創新。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體系中，生產力被認為是推動社會發展、歷史前進的根本要素，近乎可以決定世界的一切進程。先進生產力來自先進科學技術（包括生產管理方法）；顯然，科技創新是先導性、實質性和決定性的創新。 中國長期貧弱落後挨打，可以從許多不同角度尋找原因，但根本問題一言蔽之，在於創造力低下。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社會創造力低下由來已久。按照孫中山先生的說法：“中國由草昧初開之世以至於今，可分為兩個時期：周以前為一進步時期，周以後為一退步時期。” （《建國方略》）說來中華創造力明顯急轉直下，該從南宋後期算起，至少有數百上千年歷史了。 改革開放伊始，面對東西方發展水平巨大差距，朝野無不體認創造力的重要，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口號和對策應時而生。鄧小平首提“科技是第一生產力” ，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江澤民指出：“如果不能創新，一個民族就難以興盛，難以屹 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朱熔基啟動“科教興國戰略”。胡錦濤倡導“科學發展觀” ，“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為建設創新型國家而努力奮鬥”。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和“十一五”規劃綱要突出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2006年1月，全國科技大會期間，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了今後15年《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提出了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和引領未來的方針。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提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要求到2020年，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幅上升，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 近年來，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和從事全時研發的人員數量都進入了世界前列， 2006年中國投入創新研發費用達1360億美元，超過日本的1300億美元，僅次於美國的3300億美元，居全球第2位；同時不斷建立健全有關法律制度，採取多樣鼓勵獎掖辦法，媒體宣傳鼓動不遺餘力，但自主創新實際產出能力依然乏善可陳。 發明專利具有較高的科技含量，被視為一個國家科技產出水平的重要標誌。中國專利申請量始終是科技工作的“軟肋”。1984年中國專利制度誕生以來，專利申請量迅速增加，增長速度已居世界榜首，但現下每百萬人口申請專利數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其中半數來自國外，本國申請者主要來自個人，99％的企業沒有申請專利，約75%的高校申請很少或空白 。從質量上看，仍未打破以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為主的格局，還有不少生命周期極短的注水專利；其中發明專利申請比例低下（不足20％，國外在85％以上），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發明專利更少。專利技術成果轉化率極低，據統計每年申請登記的專利技術只有不到5％得以實施，絕大部分“無人喝彩”，束之高閣，不能轉化為生產力。與此相應，知識產權方面非常薄弱，“中國製造”缺乏國際品牌，在全球產業鏈上處於低端位置。2006年中國高科技行業在《百富榜》上幾乎全軍皆墨。至於諾貝爾科學獎桂冠，楊振寧先生有個標準化說法：“我相信二十年後中國本土會產生諾貝爾獎得主。”三年前他說二十年，去年仍然是二十年，不知下次能不減掉幾年。 據英國權威財經刊物《經濟學人》基於全球82個經濟體的創新力表現，並預估未來5年的創新能力作出的2006年創新力排行榜中，中國名列第54。在世界上不同機構按不同模型編制的創新力排行榜上，中國經常名列下游，甚至有後退的趨勢。必須指出，目下常見的這類排行榜的評定指標，包括了經濟發展、引進外國科技等成績，如按自主創新而論，中國排名勢必更不足觀。 事實上，今日中國社會風氣離自主創新境界還遠，不僅牢牢滯留在取巧模仿之上，許多人更熱衷於抄襲、造假、盜版這樣的發財捷徑。假冒偽劣遍及各行各業，禍國殃民，流毒國際，甚至直接危及消費者的生命。不要以為大躍進放衛星荒誕不經蓋世無雙，今日翻開官方報紙上的廣告，隨便取醫學成就為例，可見根治癌症、杜絕肝炎、禿子長毛、矮子拔高、灰甲復元、音樂育嬰、預防非典、不孕佳音、艾茲殺手、排毒延壽、蓋世華陀, 不一而足，任挑一樣，諾貝爾醫學獎項都得甘拜下風。尤其可怕的是，歷來被視為神聖、乾淨的學術殿堂，假學歷、假文憑、假論文、假頭銜、假成果，斯文掃地，比比皆是。中國出了幾位難能可貴的學術打假英雄，反而成了眾矢之的，到處挨罵。打假就像是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長一茬。 當年日本明治維新坦然倡言“脫亞入歐”，既向西方虛心學習科技，也學習支持科技發展的先進思想和人文精神，實現了民主化和現代化，並沒有丟失自家文化傳統精華；清朝洋務運動以“西學為用，中學為體”，企圖“師夷長技以制夷”，卻誤了卿卿性命。 奇怪的是，中國社會在大力利用西方資金，模仿、搬用西方科技進步成就，事事以“與國際接軌”為殊榮的同時，好象想不到西方的成功其來有自，決非什麼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不少人“得了便宜還賣乖”，一味固步自封，撒嬌“說不”。主流輿論界好象還停留在冷戰思維框子裡，唯恐美國不倒霉、不敗落，以幸災樂禍、醜化辱罵西方為樂事；繼續揮舞自欺欺人的“反對全盤西化”政治棍子，同前清官家一般，以為只要不擇手段地將科技移植到手即可，既不能從社會政治制度上去找原因，尤以探究西方社會富有宗教背景的深層價值觀的重要導向作用為思想禁忌雷區。 為什麼中國一流才俊，在自己國土上難有創新大作為，卻見海外華人屢有光榮摘取諾貝爾獎桂冠？為什麼在創新力排行榜上，最受國人批判詬病的大國美國和日本，以及不受注目的小邦瑞典、芬蘭等一貫穩居前列；同為華人社會的國家或經濟體如新加坡、台灣、香港等時常名列前茅，或有亮麗表現？論者多以為令人納悶，不可思議。 中國有什麼危機？政改停滯、權力腐化、貧富懸殊、社會不公、老齡趨勢、性別失衡、經濟過熱、金融壞帳、房價狂飆、股市泡沫、就業困難、社保缺失、通貨膨脹、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資源浪費、水源匱乏、能源緊張、公共安全、公共衛生、民族衝突、台灣統獨 …… 都是顯性老大難題目，但就歷史的觀點看來，沒有哪一條比得上中國社會根本的致命的超級危機――創造力危機（creativity crisis）。 事實表明，中國迄今猶未形成一種利於人的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的社會性機制，以至於在科技創新或是制度創新方面一概欲振乏力。 國家提升創造力的戰略，是一個需要觸及深層次本源的系統工程。創新是探索未知事物、開拓未知領域，追求前所未有的目標，常常由想不到的人物，在想不到的場合和想不到的時間裡發生，很難事先搞規劃、訂指標、定任務。輿論導向、注入經費、建立制度、配置資源、優惠激勵，固然重要，但若抓不住根本源頭，無非東施效顰，表面文章，花花俏俏，偽而不真，淮桔成枳，怎成得氣候？ 中國創造能力失落的怪病的原因究竟在哪裡？如果不能“深入人心”，“觸及靈魂”，直奔“性與天道”大本大源，從基本價值觀、思想信仰或“心態文化”上找准病根，是談不上對症下藥的。唯其如此，“煥發創造力”之難，難在務必經由思想解放求得根本解決。 其實早在五四時期，中國進步知識界，就認準中國貧弱落後，不僅因為制度落後，更為深層的原因是“國民精神”患上了“劣根性”頑症。 兩千五百年前，孔子為後人今世告別非人的“叢林法則”，啟動一部“真正人類史”，早早振響了“天之木鐸” 。 孔子研習、總結、闡發“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珍貴歷史經驗，提供了一整套好比“天機解密”的儒家學說，基於“性與天道”亦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情理常識，導出“人之所以為人”的當行之路，企圖引領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作新民。”（見《大學章句》）驅動社會經小康臻大同發展進步不止。 中國得天獨厚，作為孔聖故鄉，憑着儒家學說的指引，本應繼承、改革和發展西周德治和諧盛世的禮法制度，建成一個利於人類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的社會大環境，創新發展無止境。 在巫魅意識盛行，教育水平低下，社會分配回報機制遠非合理化的上古君主制社會，孔子理性儒家學說的現實可行性極低；聖人“知其不可而為之”，力圖通過“上層路線”捷徑試點改革而不可得，卻遭遇了暴秦趕盡殺絕的打擊。西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似乎出現了重大轉機；不幸的是，名謂“儒家思想統治”，實則帝王家反其意而用之，扭曲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的“政教合一”型社會控制論，一種扼殺中國人天賦靈性創造能力，非常有利於專制君主體制傳之萬世的兩心失衡愚民治國方略。由此為始，真孔蒙塵，偽儒當道，遺禍千載，誤盡蒼生；應當正名為冒名頂替的御用“偽儒思想統治”。 由漢而唐，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雖受偽儒制約，還沒有落到完全停滯或倒退的地步。到了宋朝，中國封建社會盛極而衰，經過五代喪亂、王安石變法，社會動盪不寧，外族侵犯禍亂無已，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王朝為求鞏固政權，厲行高度中央集權政策，同時力圖強化內部精神控制。此際炫惑一時的玄學、佛教、道教，都因過於消極、出世，難於成為治國之道，於是偽儒得到了進一步勃興的歷史機會。偽儒思想家們配合高度中央集權化的政治需要，博採釋、道消極因素之精，融合發展，結果產生了所謂新儒學的理學，又叫做道學，把傳統的“三綱五常”推向了“存天理，滅人慾”的偏鋒，進入了一個史稱後儒的偽儒理論新階段，是為西漢武帝以來的又一次“儒學大改造”。 這場“儒學大改造”的產物，成為明清正統治國理論的朱子之學，幾乎阻斷了人類天賦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的一切渠道，不可能推動科學技術發展進步，不可能產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權，以及公平競爭、市場經濟這樣的進步文明觀念，同它們勢同冰炭，水火不容；就此自絕於近代世界進步潮流。適成對照，就在偽儒變本加厲積重難返的晚明時期，歐洲西部基督教地區宗教革命成功，民主啟蒙，思想解放，科技革命，經濟活躍，資本主義取代封建制度的大轉折已然勢不可擋。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遭遇到“二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康有為語）。為求富國強兵之道，中國精英階層的注意力起初集中在西方科技文明上，希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張之洞語），“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語）。直至洋務運動遭受重挫後，尋找中國積弱難振的原因，人們終於意識到了“中學”的不中用，逐漸聚焦於“大成至聖先師”身上，懷疑和責備統治思想兩千年的“儒家學說”的負面作用；到五四運動時，就同韋伯（德國着名社會學家，Max Weber 1864－1920）完全想到一處去了。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曾經精闢地指出，某種社會精神氣質（Ethos）或“精神槓桿”對於資本主義體制的發展，尤其是對於它的起源是至關重要的。他以為新教教義的精神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具有一致性，關鍵在於宗教原則與適合於資本主義要求的現世活動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關係，也就是說，主觀上按新教倫理所採取的價值觀在客觀上符合資本主義職業觀的要求。 韋伯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稱賞基督教新教產生的這種以宗教熱忱改造現實生活的心理轉變，他寫道：正因為這種從“離世修行”轉到“現實生活實踐”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會才能成功進行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社會。 有人指稱韋伯理論為“文化決定論”，其實不然。韋伯以為：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是（物質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過“理念”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經常如路軌上的轉轍器一般，規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仍是利益的動力推動着行為。人們藉着這種“世界圖像”試圖解答下列的疑問：我們願意“從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後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記----要如何才能獲得解救。（引自Wolfgang Schluchter著《理性化與官僚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顧忠華譯，聯經出版社，1987） 這樣的觀念暗合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動力觀，但又“彌補”了經濟動力觀鞭長莫及之端，對於詮釋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重大“抉擇”，可能有一種發蒙振聵的意義。 現代辭書定義的“文化”，廣義而言相當於社會精神和物質產品的總成，包羅萬象，囊括一切。所謂文化的先進性，首先應當體現在靈性創造能力循正向順暢發揮，社會良性發展進步的大方向上。從大本大源意義上說，這個大方向的成因，在於文化的根本，或根本的文化，亦即作為“心態文化”或基本價值觀的思想信仰體系，以及由此決定的無形推手調控驅動作用。 “心態文化”或基本價值觀是整個價值體系中最基礎、最核心的部分。它是無形的，非強制性的，但一旦為行為主體所接受，成為長期秉承的一整套思想信仰，
冷戰結束後，隨着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深入發展，地緣政治逐漸淡化。今天一些高度發達、引領潮流的強大國家，如美國、西歐和日本等的主流政治家，處理國際事務，不僅立足現實政治經濟利益，更加注重世界發展的方向感，體認基本價值觀的深遠戰略意義，產生了一種“價值觀外交”的趨勢，成為大國博弈的新支點，相應展現了規範大國關係的新遊戲規則。在這些大國的話語中，“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意味着存在天然的和平、誠信、持久合作關係，即便其中某些國家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還相當落後，彼此看好其擁有的創造力和共同發展進步前景。至於尚未具備那種足以支持“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的基本價值觀的國家，儘管一時“抓住機遇”，經濟業績優異，但創新能力總是上不去；雖冠“民主、共和”為國名，把“自由、平等、人權、法治”都寫進了憲法，甚至外交表現韜光養晦，放下身段，仍是信賴不得，也難看好未來。更不用說那些被視為“流氓國家”的對象了。 話說西方學術界中，韋伯獨具慧眼，非但首先把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與那裡“路軌上的轉轍器”── 基督教宗教改革造就的新教文化精神特質聯繫起來，還是少數對中國社會感興趣，並實際着手研究者之一。韋伯和黑格爾一樣，將中國納入“東方專制主義”的格局，並以“不變”作為其本質特色。在韋伯看來，中國的儒學占有延續一兩千年的正統地位，對一般人思想行為的影響和基督教、伊斯蘭教相比毫不遜色；同時中國在人口規模和資源條件上和歐洲十六、七世紀時的情形頗為類似，因此他有意探討中國為什麽既有一定有利條件，卻遲遲沒有朝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因。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W．Friedrich Hegel）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國社會無所長進的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中國在禮教拘束下，“自然界對人類的一切關係，主觀情緒的一切要求，都被完全抹殺、漠視。”那兒“人與人之間沒有一種人的權利，自貶自抑的意識便極其通行。這種意識又很容易變為極度的自暴自棄，便造成了中國人極大的不道德。他們的撒謊著名，他們隨時隨地都能撒謊。” 實話直說的黑格爾勾勒出了中國悲劇最為鮮明的特徵。真、善、美，真是第一，沒有真，還有什麽善和美？難道偽儒以“崇公抑私”扼殺個性的假仁假義不就是人間最大的撒謊嗎？中國“國民性格”的虛偽性和陰暗面，太多陰謀、內鬥和狡詐，創新觀念幾乎泯滅不存，莫非根源在此。 誠如青年毛澤東所言：“吾國思想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信）一針見血，鞭辟入裡也。 韋伯和黑格爾作為外國人，對中國問題的癥結有如此深切的見解，真是難能可貴了。可惜的是，他們未能掌握更多歷史資料，沒有察知真假儒家雙包案的存在。 奇妙的是，最早明確指出中國所謂儒家統治實為偽儒統治的也是外國人士。明萬曆年間的利馬竇(Matteo Ricci)為始，以天主教為主的西方傳教士開始有計劃地被派遣到中國。利瑪竇於1579年到達中國，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七年。他將《論語》翻譯成了拉丁文，於1687年在法國巴黎出版，其後有英文的《論語》在西方流傳。傳教士除了傳教外，還對中國政治經濟和人文思想進行考察和學習。他們發現，當時流行的偽儒文化，背情悖理，充滿迷信思想和知性謬誤，難與基督教的“契約宗教”人本主義精神兼容。在他們的努力下，把發現的真儒第一手資料傳播到了歐洲知識界。雖然當時的傳教活動因為康熙大帝和羅馬教皇之間的對抗而未果，但他們收集的資料和研究成果在西方出版，立即成為西方啟蒙學者們狂熱追逐的對象，當時歐洲許多有識之士深受啟發鼓舞。通過這個渠道，儒家思想對歐洲的啟蒙運動產生了直接影響，進而影響了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 一位美國知名漢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克里爾（Herrlee G. Creel， 1905－1994）所著《孔子與中國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 1949年初版，1960年修訂再版；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有中譯本），對真假孔子這宗千古冤案說得特別明白。作者認為，漢武帝時開始了對孔子思想的重大篡改，宋明理學家闡述的孔子思想不會被孔子認可。他說首先作出上述判斷的是明代在華傳教的西方耶蘇會教士，他們質疑當時流行的儒學，認為充滿迷信思想和知性謬誤，主張返回到真孔子那裡。結果傳教士們把他們發現的真孔子及其思想傳播了到歐洲。他認為，如果現時的許多中國人不能適當地區分正統的國家儒學（偽儒）與被歪曲的早期儒家思想，那麼，他們所有一切認識便都不是真實的了。 中國近代史上，雖不乏錚錚之士指出真假孔子涇渭分明，可是在偽儒遮雲蔽日的大環境裡，幾被淹沒於無形。儒家思想歷經扭曲、摧殘之餘，今日又成為大熱門，但主流理論界尚未在立誠區分真偽上下大功夫，“假作真時真亦假”，還是一筆糊塗帳；偽儒的虛假道統地位搖而不墮，真版孔子思想體系猶在五里霧中。卻見先聖任憑打扮揉捏，“文化搭台，經濟唱戲”，一時間“祥雲兆體，鳳鳥來臨”。不少人竟以為構建和諧社會，偽儒那一套猶可大用特用；殊不知此儒非那儒，此和諧非那和諧，同提升創新能力，建設真性和諧社會水火不容，風馬牛不相及呢。 家有瑰寶，蒙塵千載。本次思想解放，應是一項發掘本國傳統文化寶藏，兼收並蓄全人類具有真理內涵的思想精華，開拓中國特色先進“心態文化”資源，建樹支持勃興創造力的共同價值觀，支持神州中華轉化為創新型發達國家的先進文化建設系統工程。 議論至此，愚以為當今“思想解放”必須針對中國創造力危機，宜採取下面三個入門步驟： 1．弄通“創造力”的本質及其作用機理 引發社會性的大興趣、大討論、大覺醒，從根從頭，深入剖析“創造力”的本質及其作用機理；無論“上智下愚”，豁然開朗，融會貫通，洞悉奧秘，知其所以然，乃能導向後續“整改”步驟，產生華夏社會創新化轉型的實效。 誠如青年毛澤東所說：“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 2．總結歷史經驗，尋找中國創造力衰落和西方創造力隆興的根本原因。 弄通“創造力”的本質及其作用機理，由“昏昏”而“昭昭”，成為明白人，遂有可能利用中外古今歷史作為實際教科書，破迷解惑，“以史為鑑而知興衰”焉。 着力查明創造力周以後減退，特別是南宋而下一蹶不振的深層原因，理清中國命運多舛的脈絡；同時以全球視野，破解西方世界後來居上，創新發明如火如荼而起，開創歷史新階段，引領世界進步潮流的緣由。 心明眼亮，進而優化求解。 3．開拓先進“心態文化”資源，尋求中國特色“煥發創造力”優化解題方案 真版孔子儒家學說原是立足大本大源的恆道至理，歷久彌新，光華永駐。 今日中國其實沒有多少可選方案？明擺着優化解題之道是，實施一項開拓性的復興孔儒系統工程：辨明真偽，返本開新，重新解說，與時俱進；藉孔子思想體係為框架，薈萃人類世界一切具有真理內涵的思想精華，成就一部植基中華、通行天下，引導天賦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融世界大同、共產主義、基督天國精義於一爐的現代“全球倫理”大成寶典。一旦經世致用，頭號危機以及等而下之的社會性“老大難”議題，包括遲遲吾行的政治改革，權力制衡，可持續發展等超級命題，終將循“人之所以為人”的當行之路，一通百通，迎刃而解；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和諧共進，漸入佳境。 華夏舊邦，其命維新也。 本次思想解放，一旦確認“煥發創造力”為宗旨，將是一場貫徹“人之所以為人”本來意義的理性大探索；不同於改革開放以來歷次配合重大政策轉變自上而下專題輿論準備的“有限”思想解放，是為導向人類自我解放，通達自由王國，具有一通到底的“終極意義”的全方位思想大解放的序曲。 一旦拉開序幕，可能就此不再需要定期號召特定任務的思想解放了。那具有“終極意義”的全方位思想大解放，本是思想自由開放的大環境中不斷進行的連續過程，如同空氣和水般無處不在，須臾不離，伴隨歷史長河迤邐前行，永無終結的一天；其間不斷引導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交相促進，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叄矣。 擁有強大創新能力的西方發達國家，其社會性“心態文化”源自神性宗教救贖信仰。西部基督教文化區的成功和東方孔子儒家思想的遭遇可以為證，在古代社會，神性信仰較之理性教化更加可行，濟世功能更為有效；但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歷史局限性。隨着科技進步，社會發展，神性信仰賴為基石的奇蹟靈異不再為人虔誠篤信，天堂地獄的威懾利誘作用逐漸失效，一場危及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的“信仰危機”已經悄然來臨。 理性化是社會進步的必然方向。還是韋伯說得好。他對現代化有個經典解釋：現代化即“理性化的經濟生活，理性化的技術，理性化的科學研究，理性化的軍事訓練，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機關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西方基督教以神性宗教教義內涵催化人類靈性創造能力順暢發揮，終要導致理性覺醒，乃至非常需要一種足以體現“人之所以為人”崇高原則的理性化信仰體系，以支持、接續迄今行之有效但不免趨於弱化的神性宗教濟世功能。 本次思想解放是中國煥發創造力的需要，也為西方世界因應神性信仰危機，持續發展進步，提供無上寶貴的理性化解題方案，其積極成果當為整個人類大家庭生生世世千秋萬代享用不盡。
參考文章 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雙包案
真假女兒經――為孔子正名
孔子－愛因斯坦的“終極”交集
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
“仁”的重新解說
中庸之道，其至矣乎——“孔門傳授心法”重新解說
“禮”的重新解說
孔子的社會發展目的論
儒學濟世可行性分析
真儒蒙塵－華夏沉淪——神州悲愴命運交響曲
挑出中國政制頑症的總病根——《尚書》啟示錄
重新解說西方文明史（上）——孔子神性版比較實驗論
重新解說西方文明史（中）——孔子神性版比較實驗論
重新解說西方文明史（下）——孔子神性版比較實驗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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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類不同性質的“大國崛起”
2008年2月 紐約
聯繫電郵： paulpang21@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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