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時節憶同窗

林曉

又是清明節, 忽然想寫點東西, 紀念我的兩位逝去的大學同窗. 今年是零七年, 我們離開櫻花繚繞的珞珈山已經有二十五個春秋了, 二十五載歲月蹉跎呀. 二十五年前我們是那樣的青春, 那樣的樂觀, 那樣的富於幻想, 那樣的自命不凡. 二十五年後, 兩個鮮活的生命已經成為記憶, 也許再沒有比死神更能讓人警醒的了, 驀然回首, 故人似在燈火闌珊處.

七七級, 文革後的第一屆大學生, 中國人已經是十年沒有大學的概念了, 那一年千軍萬馬大渡橋橫鐵鎖寒, 幸運者中, 有年過三十的老三屆, 也有十三四歲的神童. 然而第一個離我而去的卻是和我同齡的好友建國. 七八年三月進校時我在蘇北的農村當知青已經有兩年零五個月了. 兩年多的風霜雨雪讓我對來自農村的同學有着特殊的感情. 建國就是其中之一. 建國和我不同的是他是從小在農村長大的回鄉知青, 建國當過小學的民辦教師. 我深深地知道一個農家子弟在這場真刀真槍的七七高考中勝出意味着多少昏暗油燈下不眠的夜晚. 建國來自中原大地的河南, 帶着我從小就熟悉的父親的鄉音, 七七級是用功的一代, 而建國和我更屬於班上最玩命的幾個精英之一.

當晨曦在隱去的夜色中剛剛泛白時, 我會在學校運動場上見到他, 我們會給對方一個會意的微笑, 然後一起肩並肩的開始我們的中長跑. 傍晚, 在校園的林蔭大道上, 我們再碰面, 建國偶爾會用一兩個刁鑽的英語單詞來考考我, 然後拿出那天習題課老師出的怪題, 讓我給他講解, 建國崇拜我的數學天才, 於是我們就成了知音. 炎熱的夏日, 我們去東湖游泳, 建國游的是狗刨式, 那是農村來的同學最普遍的式樣. 而我的蛙泳, 實際上也是狗刨式演變過來的, 畢竟我在農村也呆了八年了(隨父母下放了五年).

我早就說過, 大學的同學並不都是那麼親切的, 事實上, 大學是一個競爭的時代, 人類在競爭時代表現出來的傲慢和偏激也是可以原諒的, 因為我們自己又何嘗不是常常如此呢. 卻正因為這樣, 才讓我更懷念大學同學中那種真正的友誼. 那是一種你在最困惑的時候仍然可以依賴的感情寄託. 建國就是我可以訴說的那種朋友, 他會安靜地聽你說出自己的道理, 然後站在你的一邊, 當然偶爾也會提醒你, X那小子心懷叵測, 你說話要注意云云. 我在大學時只生過一次病, 發高燒住進了校醫院, 覺得好孤獨. 後來建國去看我. 建國說他是順便來的, 他在校園裡背單詞,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半山腰了, 他說的那麼若無其事, 讓你一點也找不出感激他的理由.

畢業聚餐的時候, 我們都喝了好多酒, 建國說他要走了, 我還要留在學校一段時間, 要我明天去送送他, 建國那年考上了河南新鄉無線電所的研究生, 他還是那麼念家, 不象我, 四出流浪. 後來建國在我的筆記本上留下了兩行字: 今日相聚明日分, 分後再聚情更深.

可惜分後我再也沒見到建國, 一九九三年香山會議時遇到了季平和魏星, 說起建國離去的消息, 那年他才三十多歲. 他是我們班第一個在中國拿到學位的博士. 在中國拿博士, 一是要特別的用功, 二是要特別的土氣, 這兩點建國都具備了. 我們班在美國拿到博士和碩士的不在少處, 還有一個三碩士雙博士, 被我稱之為五星上將, 但我還是更欣賞建國這個土博士, 就象愛讀路遙的人生一樣. 建國英年早逝, 讓我真的好想念他, 夢裡曾遇到過他憨厚的笑容, 印象最深的是那雙布鞋, 穿了好長時間, 好象是他媽媽做的.

我們班上第二個離我們遠去的是謝明. 謝明比我小兩歲, 父親是武漢軍區的軍級幹部, 運動健將, 特別是游泳, 他的耐力和技術都是一流的, 代表學校參加過全國高校運動會. 謝明是應屆畢業生考上的, 不象我們耽誤了兩年, 應該說他屬於第一批沒有受文革災難波及的時代寵兒, 加上他家不容質疑的紅色背景以及和我們的宿舍相距較遠的原因, 大學的前兩年幾乎沒有接觸. 其實大學也是講究圈子的, 自從知青時代因為政治條件不讓我報名參軍以後, 我對軍隊子弟總是有一種異己感, 也就敬而遠之.

和謝明的近距離接觸是因為我們曾經一度成為情敵. 七七級經歷的年代是波瀾壯闊的, 政治在我們那一代人的血液里仍然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也許我們曾希望迴避它, 但它仍然毫不留情強加於你. 那位女生的家父是一位地區的中級幹部, 對女兒男朋友的政治背景相當的敏感, 為了不讓自己的孩子誤入歧途, 不惜親臨學校來阻止事情的進一步發展, 記得那次鬧得滿城風雨, 系裡的政治輔導員在大會上聲色俱厲地不點名批評了我. 後來春遊, 那位女生把謝軍長的兒子帶回家, 才算告一段落.

所謂不打不成交, 這以後, 讓我聚焦了對謝明的關注, 我發現謝明絕不是一個紈絝子弟, 謝明的聰明和用功也是一流的, 教學科長劉花園讓我和於剛組織了一九八一年的那次CUSPEA考試複習, 謝明被應邀加盟, 從那時起, 我們就成了朋友, 我們一起會疹過哈佛和康乃爾物理博士資格考試中的難題, 謝明的功底深厚, 那一年以全國第九名的成績考取了斯坦福大學, 而我則以第四十四名的成績考取了哥倫比亞. 我們情敵關係也終於終止. 一位中文系非常漂亮的女孩愛上了他, 而他卻愛上了游泳隊裡的隊友吳梅. 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喜歡吳梅, 他悄悄的對我說, 吳梅才是一個真正的女人. 出國前, 謝明請我去他家吃飯, 飯桌上謝軍長問起我父親是不是黨員, 被謝明狠狠的沖了他老爹一頓.

謝明是我們中少數在學術界留下來的精英, 我和他的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北京的CUSPEA二十周年紀念會上, 那次他講的是如何用高頻電場加速粒子, 晚上我們一起在西單吃的晚飯, 談到物理, 談到數學, 談到吳梅, 談到各自的家庭和孩子, 也談到大學荒唐的歲月, 說到幽默處, 兩人開懷大笑. 再後來, 2004年我去勞倫茲實驗室訪問時給謝明打了一個電話, 邀請他去舊金山的唐人街晚餐, 那一次他沒有來, 只是在電話里說他不想見我了, 他說他想在我的記憶里保留一個健康的記憶, 他說他病了. 半年後, 我在同學鄭雨的信件里得知謝明離開了人世.

好事的大學同學又提出聚會的呼籲, 響應者繆繆, 大概都很忙. 我也是, 一些人見面都不一定記起名字來了. 清明時節雨紛紛, 倒是這逝去的兩位, 讓我牽掛, 讓我縈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