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重聲明：本人轉發此文，不一定表示本人同意文中觀點。 都對中國不抱希望，唯方老師還在努力：吁施一公給個交待 信源：新雨絲 今天讀了方舟子老師揭發施一公教授的舉報信，作為一個對中國尚存一絲絲希望的海外華人，覺得不寫幾句話向方老師表示敬意，同時向施一公教授發一個呼籲，有失朋友們授予我“熱衷於祖國事務”榮譽稱號之美好期望。憑本人對（歐美）海外華人的了解，其實絕大多數已經決定落地生根，對中國已經徹底放棄希望因而也失去了興趣。例如，多倫多地區有八萬多學齡華人子弟，只有不到十間中文學校，學生人數不到一千名，而且很少有學生會上到初中的程度。歐美其它城市的數據差不多。這說明一件事，現實的海外華人全面拋棄了中國文化。不管你高興還是悲哀，你得承認他們的選擇是基於現實的正確決策。 如果你想改變這種現狀，宣揚現在中國有多好基本上沒有任何效果，改進中國的現狀使之加入文明圈才是上策，或許幾十年以後會看到轉機。 方老師對中國沒有放棄希望，他更是不斷努力幫助改善中國的現狀。比起那些喜歡將中國的問題藏到地毯下的人，比起那些將中國之丑（如中醫，撒謊，造假，剷除異見）當作中國之美的人，比起那些熱衷於給中國塗脂抹粉的人，方老師的努力有助於真正解決問題，實質性地提高中國的文明程度。 特別令我敬佩的是，方老師對中國人是從內心上平等看待，不像很多招搖過市“關心祖國”的海外華人，那些人一談到中國人，往往一副高等華人派頭。 “中國人不配有西式民主”就是他們現在時時掛在嘴上的一條口頭禪，也是他們往往被中國當局列為“愛國華人”而備受款待的原因。一些老前輩告訴我，除這樣的口頭禪以外，這些“愛國華人”還特別能夠與時俱進。例如，他們在30年前說“中國人不配每頓吃白米飯”（理由：全世界的米會被他們吃光），在20年前他們說“中國人不配每天吃肉”（理由：全世界的豬牛都不夠），在10年前他們說“中國人不配擁有私家車”（理由：有公路就沒農地）。不難看出，每一次這種斷言都與當時的中國當局之旨意相當配合。 憑施一公先生在美國接受的教育和經歷，對於民主是不是具有普適性這種基本問題他不可能不知道正確答案。作為普林斯頓教授，他不可能不知道民主不僅是一種文化更是一種科學，是一種與牛頓定律或達爾文進化論一樣的人類共同財富。但他為什麼還要那樣“明知故犯”呢？不外乎這兩個理由：（1）內心裡對中國人瞧不起，典型的高級“愛國華人”心態。（2）為自己在中國享受他在美國享受不到的各種特權找藉口。其實呢，現時的中國，你回去當官找美好感覺也好，還是參與瓜分經費發財也好，一點都不稀奇，但吃飽喝足甚至多吃多占之餘還要蒙哄老百姓聲稱你是“赤誠報國”就太缺德了一點。聯想起那篇“我被信仰追問”奇文，我不禁要說，你要是這樣子回去“報國”的話，中國人民拜託你還是呆在美國好了。 有友人問我，中國目前有沒有知識分子？我告訴他，有，但不多，方舟子就是其中的一個。他有知識，有獨立判斷力，他秉持公正，他敢於擔當，他是永遠的批評者，也是永遠聽取批評的人。方老師既不因身為海外華人而歧視國內人民，更多年如一日地堅定地在中國的土地上克服各種艱難，或身體力行或公開演示其信仰的原則。發達國家的每一個社區，都有方舟子這種人，他們保證了社區的公平、秩序和整個社區的長久利益，是社區進步的動力，是社區糾錯機制的最重要部份。所謂先進的公民社會，就是老百姓或多或少都有一點方舟子精神。 因此，關心中國的人要問一下這個問題：中國現在缺少多少方舟子？中國如何才能增加方舟子？沒有千千萬萬方舟子的中國，不論年度ＧＤＰ有多少，用文明的這根標尺度量時，只能是一個落後的國度。 施一公教授，你要是真心關心中國的進步，你要是也把21世紀的中國人當正常人而不是無可救藥的野人看待的話，請把自己當作一個文明地方有自尊的知識分子，站出來回答公開的批評，而不是以“高等華人”的架勢玩“私下解決”這種古老的中式遊戲。你知道，在你學習工作過近二十年的美國，不管是諾貝爾獎得主還是總統，涉及到公眾事務，回答公開的質疑是一種起碼的義務。你如果做出公開回答，這種表率性的動作對中國的貢獻，比你確定一萬個蛋白質結構要大得多。我陝西老家的小學老師都知道，中國其實不缺你那樣的先進人才，更不缺你那樣的先進基因，缺的是一個讓你出落到今天的先進制度，你可以選擇不對先進制度在中國產生作貢獻，但也拜託你不要對進一步強化落後制度作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