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網友在他的帖子中提到：對一個社會來說，“最重要的，能不能根據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不斷調整政策和法規，平衡各方的權利和義務。”，這個標準我完全同意。 但我覺得你對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的認識有些偏差，所以你的結論是不對的。 首先，如果將人類社會看作是一個系統（其實它就是一個系統），那麼首先它必須滿足系統的定義。系統應該是由若幹個成分（Devices)組成的，是具有某種邏輯的，是有輸入輸出的，是有狀態的。。。 此外，在談到系統的時候，必然會涉及到諸如：系統的穩定性問題，系統地可控性問題，系統的狀態，系統的變量，系統的輸入輸出，系統的反饋機制，。。。等問題。 那麼西方構成西方社會的成分和構成中國社會的成分（devices)是不同的。西方社會中的個人或組織都比中國社會中的個人和組織更可靠（reliable)，更可預測（regular),更具有重複性（repeatability)。那麼從這個角度看，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作為兩個不同系統，哪個更好呢？ 西方社會是個由法律，道德，宗教，人文，科學，教育，。。。多元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思維邏輯下的嚴格的系統，而中國社會現在仍不是這樣的具有嚴格邏輯的系統，它是人治的系統，它的全部系統成敗就取決於某個個人的成敗與決策的對錯。 嚴格說來，西方社會作為一個系統可以對外界的影響（輸入）作出整體的系統輸出，而中國社會不能，只能由少數人來作決策，它不應該說是一個系統。 最後，如果用系統的穩定性，可靠性，可控性，可持續性等若干指標來衡量中西兩種社會，那麼西方社會顯然是個在上訴個各指標上都更理想的合理的系統，而中國社會則不是。 至於你說得西方社會因為“一神論”，因為“民主，自由”等普適價值觀，。。。等而造成的“絕對主義”缺陷，我認為你肯定搞錯了。其實所謂的“一神”，“民主，自由”等都只能等同於你上面所說的例子中的“鳥”，而人類對神，對民主，對自由的認知從來沒有停止過，這應該Perfectly滿足你所說的卡爾曼線性濾波的優化遞歸的情形。“神，民主，自由”的終極認知，是社會發展的優化遞歸過程，它從來沒有被一次就確定過，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而你說得中國社會卻因為沒有這些目標，而呈現出無頭蒼蠅亂撞的現象。 如果我們考察西方在兩千年裡的歷史，我們可以把它的發展軌跡作這樣一個簡單的總結： 1。文字使用初期：從古希臘時代到古羅馬，字母文字確定了歐洲今後的文字形式。隨着羅馬帝國版圖的擴張，字母文字傳遍了整個歐洲大地。這個過程中宗教起了決定性作用，因為傳播宗教的過程，把羅馬字母文字傳播到了全歐洲。任何文字即便再容易也有個普及和文化發展積累的惡過程，這個過程在歐洲用了一千多年，最後才把古希臘時期萌芽的思想傳播到整個歐洲，包括哲學，神學，科學，邏輯學，天文學，農學，數學，。。。 2。宗教黑暗時期。中世紀黑暗，是當宗教發展的超出了它應該有的社會作用，這時宗教從傳播文字和知識的正面作用轉變成拖累整個社會發展的負面因素。它局限了人們的思維自由，它成為最保守的社會組織，在拒絕人性的發展。最後在科學文字的持續發酵下，歐洲的思想自由到了宗教不能再阻擋的程度，於是宗教黑暗就在科學的曙光，和藝術的輝煌中結束了。值得一提的是，結束宗教黑暗的很多因素都是宗教本身的副產品，比如：繪畫，音樂，雕塑等藝術產品，最後都成了產生思想啟蒙的因素。 3。科學的蓬勃發展。在宗教結束了統治歐洲思想的同時，科學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宗教並沒有被拋棄，歐洲人沒有像中國人否定一個東西的時候那樣徹底，那樣簡單，那樣偏激。 從歐洲的這個簡單的社會發展軌跡上看，沒有任何一個環節是沒有正面作用的，都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 我們用不着對中國社會在近三十年的發展作過多的詮釋，因為它的原因滿簡單，不過是因為引進了西方的科學技術，管理，產品，和生產方式，從而提高了社會勞動效率所致。並不是中國社會本身有什麼內在的因素促使社會發展。所以從文化角度看，中國近三十年的發展實際上是一種寄生性的發展，從技術上，從市場，從管理，從概念，。。。都是體外的而不是體內的。 我覺得你對中國社會近三十年的發展過於樂觀了，儘管我並不贊成中國現在急於Copy西方，進行民主化。因為中國人仍在使用漢字這種落後文字，這種文字不能提升社會的交流能力，從社會構成上看，每個中國人，中國的組織，。。。都不具備民主的素質。至少從你原文中所說的那個最重要的幾個因素來看，中國社會都不如西方社會。因為只有在民主社會的前提下，才能做到社會的充分交流，信息的流動和整合是民主社會的主要工作之一，你說得那些所謂根據社會各方面情況，隨時調整政策和策略，平衡各方面的權利和義務，也只有在民主的前提下才能實現。 但這並不是說，民主，自由，神不是更好的社會發展成果，而只不過中國人因為用漢字而無法享受它們而已。